1939年底，正是寒冬腊月，身在延安担任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干事的李清突然接到一个令他十分痛心的消息。
自己的新婚妻子黎琳，竟然公然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军统！
这个消息让李清有些始料未及，或者说是难以置信。
就在几个月之前，情投意合的两个年轻人获得组织上的同意后，结合成为革命伴侣。
婚后没几天，黎琳突然面色沉重地找到李清，纠结了许久之后才提出告别。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分别，李清自然要问个清楚，毕竟两人刚刚结婚、甜蜜的生活即将步入轨道，为何妻子如此狠心呢？
可无论他如何追问，黎琳都只是回复同样的一句话：“不要再问了，我有机密任务。”
李清见妻子如此坚定，平静了心情之后也只能叹息着说道：“那你安心去吧，我在延安等你回来”。
分别之后，李清对妻子日思夜想，好在黎琳按照计划抵达成都后，会时不时地寄来书信，也算让李清悬着的心得到几分慰藉。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两人彼此互传了几次书信之后，妻子竟然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再到后来，李清从别人口中听闻，妻子黎琳背叛竟然背叛革命、投靠了国民党军统。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给原本心怀希望的李清当头棒喝。
与此同时，外界的流言蜚语也如同潮水一般涌来。黎琳年轻漂亮、家庭条件友好，是娇生惯养的小丫头，来延安的时间不长，肯定吃不了苦。
甚至还有从成都返回延安的地下党员称，自己在成都街头见过黎琳，身穿连衣裙、头戴西绒帽、脚上踩得也是高跟鞋，出门都有汽车接送，完全就是富家小姐的做派。
正是因为这样的猜测，再加上别人的亲眼目睹，让黎琳叛变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就连对妻子深信不疑的李清心里也动摇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后，也就是1983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李清竟然收到了组织上的一封信：黎琳同志不是叛徒，她是为了革命牺牲的烈士。离开延安之后，黎琳同志化名为张露萍，并且制造了著名的“军统电台案”。
这封电报，让李清既欣慰又悲痛。
欣慰的是，自己的爱妻并不是人们口中的叛徒。悲痛的是，妻子为了革命事业被敌人杀害，临终前不知遭受了多么沉重的痛苦与折磨。
那么，这封电报中的“军统电台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黎琳、或者说是张露萍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为什么时隔几十年之后，她才得以沉冤昭雪呢？
黎琳原名叫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在家庭的资助下，黎琳早早地就被送进崇庆县中学读书，并且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她接触到大量的西方进步思想，并且和身边的同学一起参加过多次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彼时的黎琳只不过是个16岁的小丫头，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我党创立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不久之后，在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的推荐下，黎琳前往延安军政大学接受教育。
此时的她，已经在幼小的心灵中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在延安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那里的生活环境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子来说，是相当残酷的。
可黎琳还是靠着不屈的毅力，克服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平时在军政大学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周末的时候则跟着红军部队深入山林拉练体能。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黎琳就适应了延安艰苦的生活，并且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骄傲地写道：“你们较弱的女儿已经重获新生，能够独自扛着重重的包裹、爬几十里山路了”。
1938年10月，黎琳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光荣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不久之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延安文联担任秘书职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黎琳与年纪相仿的李清相爱了，并且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新婚燕尔的小夫妻俩还没享受完温存，组织上就交给黎琳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原来，黎琳有一位远房表姐，是四川省酉阳区保安司令余安民的三姨太。组织上正是想用这层关系，派黎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
1939年10月，黎琳告别了丈夫，孤身一人来到了成都，刚找到落脚之地准备开展工作的时候，身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的叶剑英却突然找到了她。
刚一见面，叶剑英就神情严肃地说道：“有个更加危险的任务，你愿不愿意接受？”
听到这句话，黎琳青雉的脸上满是兴奋，她连忙说道：“我不怕危险，只不过组织上已经给我安排任务了，恐怕我没办法同时开展两项工作。”
看着面前小姑娘满是坚毅的脸庞，叶剑英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说道：“你的任务有变，组织上认为现在不是策动余安民的最佳时机，所以决定，派你打入军统内部，并负责联络潜伏在军统中的我党同志。”
就在不久之前，国民党军统局的两名同志与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希望加入共产党。他们分别是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冯传庆。
中共南方局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批准二人的入党申请，并开始紧急物色人选做联络员。
对于这份任务，黎琳欣然同意。叶剑英于是第一时间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联系，在得到他的批准之后，黎琳的党组织关系顺利转入南方局，接受叶剑英的直接领导。
黎琳心中明白，这个任务充满了危险性，于是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字“张露萍”。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她又果断切断了与延安方面的联系，也正因如此，身在延安的李清再也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件。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已经化名为“张露萍”的黎琳找到了张蔚林，并且两人以兄妹相称。
为了能够有个隐蔽的空间，张蔚林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张露萍居住，有重要情报的时候，张蔚林便会直接到牛角沱口头告知张露萍。
蒋介石和戴笠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共党员竟然潜伏到了他们最重要的情报机关军统局，截获了大量情报不说，还以星火燎原之势大量发展地下党成员。
在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的努力下，军统电讯处的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四人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直到1940年初，戴笠才发觉出不对劲，军统局的行动向来遵循严格的保密制度，可不知为何，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总是以失败告终。
戴笠的脑中冒出了个大胆的想法：难道军统里出了间谍？
于是，戴笠赶紧安排人彻查，最终发现了位于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
张露萍、张蔚林等人也渐渐意识到，他们的地下活动引起了军统的注意，好在他们几人行动隐蔽，短时间内还算安全。
可是，不久之后的一次工作失误，却让这七名同志陷入了危机中。
1940年3月，张蔚林在发送情报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一台发报机的真空管，导致机器报废。
这个失误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怀疑，他们将张蔚林抓了起来，并且关在监狱中看押。
身陷牢狱的张蔚林十分慌张，他担心特务们顺藤摸瓜，查清自己的身份，于是趁着一天黑夜悄悄逃了出来，并找到了中共南方局寻求帮助。
南方局的同志们经过仔细的分析后，认为张蔚林只不过是弄坏了一台机器，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但张蔚林并不这么认为，为了安全起见，他直接找到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希望这位老领导能够伸出援手。
然而，董益三对张蔚林从狱中逃跑、又折返回来的做法十分猜疑，果断将事情经过上报给了戴笠。
在戴笠的命令下，军统电讯处展开了彻底的清查活动，最终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被抓获。张露萍因回成都探亲，躲过了一劫。
然而，张蔚林等人禁不住严刑拷打，最终供出了张露萍的真实身份：表面上她是自己的妹妹，实际上是地下党员，是他们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员。
得知这一情况，军统特务们以张蔚林的名义，给身在成都的张露萍发去急电：“兄病重，望速归”，想要以此诱捕张露萍。
果然，当张露萍慌忙赶回时，早已设好埋伏的军统特务便将她抓住。
当“军统电台案”发生之后，面对亲自前来汇报的戴笠，蒋介石怒不可遏地骂道：“你天天吹嘘军统多么厉害、铁板一块，可结果呢？共产党截获了我们这么多情报，你还不知道！”
在被关押的那几年时间里，张露萍每天都遭受到特务们残酷的折磨，但她坚守心中的信念，没有透露半点我党的情报。
1945年7月14日，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张露萍和其他6名地下党员被杀害。
因为张露萍等人执行的是机密任务，并且他们被捕之后并没有暴露身份，所以了解他们事迹的人少之又少。
1950年初，四川省召开烈士追悼大会时，也只是将张露萍等7人定性为“与我党有联系的军统电台工作人员”。
严格来说，那个时候张露萍还被人们认为是“军统特务”身份。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发起复查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的运动时，张露萍的英雄事迹才被公之于众。
1983年7月5日，调查组来到了曾给叶剑英元帅担任机要秘书的雷英夫老人家中，当他们递上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名单后，雷英夫老人突然激动地说道：“他们都是党员，都是烈士啊！”
随后，雷英夫便将自己所了解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调查组的同志。
得知这一情况后，调查组又紧急向叶剑英元帅求证。已经86岁高龄的叶帅经过仔细回忆之后，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最终，“军统电台案”真相大白，杨露萍的身份也终于得到平反，她不是叛徒、她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革命烈士。
当已经身为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的李清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禁湿红了双眼。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不相信，妻子会是叛徒，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现如今，妻子的烈士身份终于被调查清楚，这是他人生中最感激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