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始于商朝早期，距今大约3500多年，出土于山东史家遗址，属于东夷岳石文化，随后在郑州商城又发现甲骨文，上面都有成熟的文字。因此，撇除贾湖遗址的“疑似甲骨文”，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距今只有3500多年。
问题在于，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系统的文字，按照文字发展规律，甲骨文不可能突然出现，此前应该还有文字，那么此前到底有何文字？过去百年，考古发现很多上古遗迹，出土了不少零星的文字，已经证实甲骨文之前有文字。更为重要的是，在湖北发现的一种文字中，其中一个字极为特殊，证实中国文字至少始于7000年前，而且与甲骨文一脉相承。
1958年，在湖北宜昌秭归县长江北岸，考古发现距今至少7000年的“柳林溪遗址”，出土了1000多个“陶支座”，其中一个直身支座圆顶盘上（以下简称“陶顶盘”），刻写着一些令人震惊的文字（见下图）。
在“陶顶盘”中，其他部分暂且不谈，先看一看红圈之处的文字。上下各四个，从上到下都是一倒一正交错，排列非常有序，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字呢，不妨看看陶寺遗址与甲骨文。
1978年，在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村南，考古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尧都——“陶寺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扁壶残片，上有两个朱书文字（其中一个与“陶顶盘”上图文字一模一样，见下图），显然中国在五帝晚期已经开始使用文字。
到了商代之后，这个字略有变化，但基本还是一致。根据商代甲骨文、金文记载，这个字叫“文”。
总之，无论是陶寺遗址，还是柳林溪遗址的这个文字，现代学者已经基本公认为“文”，只是对于“文”的本义还有争议。
通过柳林溪遗址、陶寺遗址、商代的“文”字，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首先，中国文字至少始于7000年前，而且透过“文”字可见，当时已经比较成熟。上述“陶顶盆”中，其他文字（或数字）书写的都比较规范，可以佐证当时文字较为成熟。
其次，以“文”字来看，中国文字一脉相承，传承到了陶寺遗址，又传承到了商代，再传承到如今，至少传承了7000年，脉络清晰可证。当然，其中必然有些文字可能被淘汰或进化。
对于商代“文”字，现代学者解释：最上端是头，头下面是向左右伸展的两臂，最下面是两条腿，在人宽阔的胸脯上刺有美观的花纹图案，因此本义是“文身”（纹身）。
但《尚书序》认为“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认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笔者认为，以柳林溪遗址、陶寺遗址都有这个字来看，“文身”解释过于肤浅，“依类象形”或“物象之本”的解释，可能更贴近事实。商朝文字中间的花纹，代表的可能是“心”，而不是“纹身”，意为用心作文，犹如商朝德字无心（意为人走正道）、周代德字有心一样。
总之，从“陶顶盘”来看，形状表明可能与天文有关，内容可能与八卦有关，而且其他部分基本上都与数字有关，因此虽然还不知道“文”之本义，但既然“文”能一脉相承下来，历时3500多年而没有什么变化，说明“文”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具有极为特殊的含义。
“陶顶盘”上的字符，除了一脉相承的“文”字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也传到了商代，比如见“陶顶盘”最下面红圈文字的左右两个字符，中间字符与“五”的某些甲骨文写法一模一样，因此极有可能为“五”，上下各多一横，可能代表“七”。
令人不解的是，“陶顶盘”上的“五”，一共有八个，均匀分布在四个区间，如此分布到底有何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这个数字极为重要，字形即“天地十分而取其中者”，或者说“对角线求中取五法（取中法）”，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频繁出现这个字符，与“陶顶盘”上的一模一样，而且“吾”是上“五”下“口”，为何以“五”来表音？因此“五”特别重要，有待进一步探究。
总之，“陶顶盘”上的字符极为神秘，表达了什么意思，至今未能整体破解开来，希望未来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开七千年古人的想法。（下图，出土于苏州，左边还有一个字没有展现出来，源于良渚文化期，李学勤将之解读为“巫钺五偶”）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事实证明甲骨文前中国早有文字，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肯定部分文字一脉相承至今。显然，中国这种文字上的一脉相承，全球独一无二。与之相反，楔形文字却在5000年前突然出现，为何至今没有找到丝毫更早的传承痕迹？
其次，距今7000年前，“文”字已经非常成熟，“陶顶盘”上其他字符也极为规范，根据文字逐步演化逻辑来看，那么中国文字应该始于何时？
第三，西方历史叙事中，只要西方比中国早的，往往就说中国的源头在西方，比如认为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等。但以“陶顶盘”来看，中国文字显然早于楔形文字，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那么按照西方的逻辑，是不是可以说楔形文字源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