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附近一带不断出现怪现象。
首先是关于中共的谣言越来越多，许多老百姓嘴上天天都挂着汪精卫、统一战线等字眼，但他们议论的大多不是正理，而是对中共、对抗日大局不利的歪歪理。
其次是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事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恩来，竟然在陕北被土匪伏击。
这些情况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于是命令边区保卫处调查。
一查，不得了。
一、谣言
当时谣言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汪精卫并不是汉奸。
第二，朱毛红军共产又共妻。
第三，苏联打败德国后要打中国。
第四，蒋介石是中国的大救星。
这些明显违背事实的谣言，我们现在看来自然是不值一驳。
但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哪怕是中共中央机关驻扎的延安城，仍有许多百姓不明真相，被这些谣言影响了认知。
边区保卫处调查到这些情况，报告给保卫处长周兴。
这位周处长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叫“三驾马车”，一个叫“周半城。”
当时边区保卫处是一支规格非常高、力量比较大的保卫力量，不光负责抓特务锄奸，还担负一定卫戍职能。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奇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两位首长的待遇是骑马，除此之外，唯有保安处处长有一匹，人称“三驾马车”。
周半城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时保卫处权力大，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道：“周半城!”从此，“周半城”名扬延安。
周兴调查这些谣言的来源，发现了很多问题。
当时延安脱产的人很多，中央机关，军队，从全国各地投奔革命的青年，这些人无法从事生产，只能靠边区百姓供应粮食。偏偏陕北地区比较贫瘠，无法提供太多粮食，如此一来，百姓生活压力大，难免会有抱怨情绪。
但问题的关键明显不是这个。
周兴发现，边区的农村突然间有许多从未见过的报纸、小书、唱本、戏文。
陕北老百姓爱唱秦腔，有戏文、唱本都属于正常。不过有的小书和唱本里说的东西，并不是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讲的抗战形势。
抗战形势也罢，我党也一直在宣传，这里面讲的却是汪精卫、日本人、苏联、德国等等。而且不乏有对日本、德国的正面宣传。
这就奇了怪了。
难道是日军派人潜入了陕甘宁边区？
看样子又不像。因为这些谣言明显是集中火力对付共产党，对苏联、对中共都有很多诬蔑之词，比如说朱毛红军在江西就搞共产共妻，搞不下去了，又来陕北祸害人。
边区内部相对闭塞的传播空间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为各种谣言在民众间肆意发酵提供了沃土。此外，大量巫神马脚、二流子及政治土匪的存在加速了社会谣言的传播，政治土匪通过散布对边区政府不利的谣言，破坏统一战线，煽动民众抵制政府，具有极大破坏力。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周兴还没搞清楚，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周恩来遇袭了。
二、伏击
周恩来预定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
当时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保卫处的同志认为国民党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日本方面，可能有所疏漏，任由这辆目标明显的车子停了好几天。结果引发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了卡车即将出动，就报告给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什么是政治土匪？
当时从延安向南行车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岸镇一带，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原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后来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安，奉命刺探军情，残害百姓，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
这些土匪一知情况，就组织起人马，准备袭击中共大官。
1937年4月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由保卫处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
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
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的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有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顺西面山沟转移。
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消息震动整个延安，并立即电告到周兴那里。
周兴痛心疾首！他立即派人带骑兵排驰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将坐探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侯振国，民团头子姬延寿，土匪头子李青伍、齐金权等十人就地正法。
周兴又下令乘胜追击，消灭了范玉山、陈老大等46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
三、两个特务
形势越来越严重，周兴意识到暗处的敌人不可小瞧，加大了侦破力度。
不久，便有了重大的收获。
第一个重大收获是关于沈之岳。
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后，不断有国民党方面组织的访问团，来延安参观。
说是参观，周兴的警惕心很强，结合当时不断发生的谣言、袭击等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
1938年4月，国统区的重庆大学组成教授访问团访问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周兴注意到，在访问团中，有个名叫肖致平的教授，带有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年龄不到30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工作。
访问结束后，沈辉主动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得到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
此后，他常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语言，向同事打听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甚至对领导人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还曾独自一人去过毛泽东住地杨家岭。
沈辉这些反常的表现，很快反映到保安处周兴那里，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为了慎重起见，他委托副处长王范找其谈话。
经过近半天的闲聊，沈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讲一口江浙话，追问之下，说是小时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几年，至今难改口音。此说并没有消除周兴、王范对他的怀疑。
经过审查，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头子戴笠手下的骨干分子，并从拘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供词中得知，他可能就是奉军统陕西站站长毛人凤之命，潜入延安的所谓“高级杀手”。
但他到延安后，见布防严密，与王范交谈后更是惶恐不安，为保护自己，便主动中断了与特务组织的联系，侥幸漏网。
此人后来潜逃台湾，官至中将。周兴虽然防住了沈之岳的刺杀计划，但仍然为没有活捉他而感到遗憾。
另一个重大收获，是诱使中统特务自相残杀。
有一天周兴接到富县报告称：有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
周兴没有太高兴，马上向我方内线了解的情况。据线报，王忠岐是个顽固的中统特务，他的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圈套。
为了弄清虚实，周兴向保安处特派员赵去非授以“以夷制夷，巧施反间计”的策略，拿下中统间谍。
赵去非以八路军三五八旅参谋身份来到洛川县。酒席上，赵去非首先坦诚地向王忠岐打听国民党驻洛川特务情况，王忠岐为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如实讲了一些内情。
接着，赵去非故意放话，郑重地说：“王先生，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的那个人，你们的主任没有怀疑吧？”
言下之意是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向他的上司单不移作了汇报，单不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很快就把这个共产党的叛徒处决了。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借机迫使他又交代了八九个隐蔽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为特务的名单。周兴立即把这几个人抓了起来。
旋即，赵去非假装把王忠岐软禁，之后又故意放松看管，有意让他逃回洛川。
果然，王忠岐从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只好承认已向赵去非提供了几个隐蔽的特务名单，当单不移通知这几人转移时，发现他们都已被共产党拘捕了。气急败坏的单不移立即下令将王忠岐活埋了。
单不移活埋王忠岐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延安，人们都高兴地说：赵特派员演出的这场“借刀杀人”的反间计戏，真是比《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还精彩，还过瘾！而在洛川，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极大不满，使得单不移灰溜溜地离开洛川。不久，中统方面即安排系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
四、毛主席亲自出手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周兴感到，虽然消灭了不少国民党特务，但各种问题依然不断发生。包括那些在民间流传的谣言，结过调查也查的差不多了，根子就出在国民党在陕北设立的伪政府。
由于国共合作，蒋介石以此为借口，不断地往陕北掺沙子。
在没有合作之前，国民党在陕北周边的各县都有县党部和政府，策划伏击周恩来的那次，就是依托宜川等县的党部和政府来组织的。毕竟他们更熟悉陕北的情况。
等到合作形成后，国民党不断施展无赖手段，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同时，又往延安派来了县政府和党部。
当时，根据国共协议，我党于月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廿宁边区政府，辖二十三个县，人口一百五十七万。
陕甘宁边区是我党指挥全国抗日的心脏，首府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国民党的陕西党部违背两党的办议，继续玩弄表面合作背地使坏、反共抗日的把戏，故意让国民党延安县党部赖在延安城内，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专门搜集我党我军的重要情报，破坏统一战线。
很多小唱本、书、报纸，都是特务们从重庆寄过来，再由他们分发、流传。
边区军民对这个县党部恨之入骨，几次轰他们走。边区政府曾多次同国民党政府交涉，他们依然赖着不走。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西北青工委员会主任冯义彬同志商谈工作，一直到次日凌晨四点多钟，他们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话。
外屋的警卫们几次想提醒冯义彬，不要一直占用毛泽东的时间。
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谈的不是别的，就是如何对付延安县的国民党县政府。
警卫们在外面一直等啊等，后来不知不觉地坐着睡着了。当警卫们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进窑洞一看：毛主席不见了，其也几个工作人员也走了。、
这一下他们着了慌，拔腿就往外跑。警卫们一口气在城里跑了一大圈，找遍了秘书处、组织部、边区政府，都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影子。他们心急如火，浑身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极了。“主席在哪里呢？”
后来猛地一想，这些天周兴周处长多次找毛主席汇报过国民党党部的事，是不是去那里了？
跑去一看，果然找到了。只见毛泽东正在跟国民党派来的的罗县长谈话呢！警卫们又惊又喜，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罗县长把毛主席送到门口，对毛泽东的一番谈话连连点头，表示钦佩。警卫们注意到，这个罗县长，平时挺威风的，不知何故，此时身子一直微微颤抖。
警卫不由得好笑起来。饶你官威大，也怕毛主席。
临走，毛泽东又说：“罗县长，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嘛！务请三思。”
“诚然，诚然。”
稍停，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即使成不了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人！”
那个罗县长双手扪胸，躬着身子说：“毛长官言之极是，兄弟我高攀了。敝人一定言必信，行必果。”
在回来的路上，警卫们心中直纳闷：毛主席怎么还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主席，象罗县长这种人，本性难改，干脆把他抓起来！”其他几个警卫员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直按回答。他打了一个比方：有兄弟俩在吵嘴，恰好一个小偷来抢他们的东西。你们说，这兄弟俩是继续吵下去呢，还是去抓小偷？
“当然去抓小偷。”大家抢着说。
“这就对了。”毛泽东说，“这兄弟俩一道去对付小偷，保卫全家的财产，目标是一致的，维护的利益也是致的。在抵抗L本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国民党讲团结，讲统一战线，也是这个道理。”
走了几步，毛泽东又说：“实行国共合作，不容易呀！要有诚心诚意，还要有耐心。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去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口的投降派。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利。”
打那以后，这个国民党县党部果然老实多了，不敢在延安为所欲为，成了一个空架子，该部人员成天缩在屋子里，不敢出门。后来，听说他们的上司发了火，来电要他们撤走。于是，这个县党部在边区军民的一片讥笑声中，夹起尾巴溜到重庆去了。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个国民党的罗县长，后来回去给他的狐朋狗友们说，为什么撤回来？害怕！毛泽东去找了他好几次，他也远远地看见过毛泽东几次，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他，就忍不住地害怕。
大概这就是正气凛然的最好注解吧。
国民党的延安伪政府和党部撤走之后，病灶拔除了，果然谣言也随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