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写作法宝》
威廉·津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写你自己：回忆录
在作者可以利用的所有题材中，最熟悉的是自己：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然而这些也可能是自己最想竭力回避的。
每当我受邀去学校或大学上写作课，我问年轻学生的第一件事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关心什么？”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得写老师想要的。”这句话真令人沮丧。
“这是好老师最不想要的，”我告诉他们。“没有哪位老师想要25份千篇一律的作文。我们要寻找的，我们想看到从你的作文中蹦出来的，是个性。我们要找的是任何使你独一无二的东西。写你自己的所知所想。”
中年人也并没有摆脱这个问题。在作家研讨会上，我遇见一些女士，她们的孩子都已长大，现在她们想通过写作来清理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敦促她们运用个人生活中的细节，写最靠近自己的。她们表示反对，说“我们得写编辑想要的”。换言之，还是“我们得写老师想要的”。为什么她们认为自己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写自己最熟悉的或者她们自己的体验与情感？
让我们再跳到另一代人。我有一位记者朋友，他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写作，但总是用二手材料阐释他人的事情。几年来我常听他提到他的父亲，一位在堪萨斯一座保守的城里持自由立场、孤立无援的牧师。显然我这位朋友强烈的社会良知就来自于此。几年前我问他何时开始写生活中对自己真正重要的内容，包括他父亲。有朝一日吧，他说。但这一天总被推迟。
当他到了65岁，我开始不断烦扰他。我寄给他一些感动过我的回忆录，最后他同意把自己的上午时间花在写回顾性的内容上。现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踏上的是怎样一条解放之路：他发现了许多自己不明白的有关父亲的事情，以及有关他自己的生活。但当他描写自己走过的旅程时，他总是说，“我以前从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我总是害怕尝试”。换言之，“我之前并不认为自己得到了许可”。
为什么不呢？难道美国不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之地吗？让我们找回那丧失的领土和那些迷失的个人主义者。如果你是写作课老师，让你的学生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活值得一写。如果你是作者，许可你自己告诉大家你是谁。
说“许可”，我不是指“放任”。我可没有耐心放任松松垮垮的写作技能——60年代那种“一切都随它去”的措辞。要想在这个国家拥有一项体面的事业，能写出体面的文字很重要。但针对你为谁写作这个问题，不要急于讨好。如果你有意识地为老师或编辑写，结果是你为谁也没写。如果你为自己而写，你就会达到你的写作目的。
写自己的生活自然与阅历有关。当学生说他们得写老师想要的，其实常常是指自己没什么想说的——他们的业余生活极为贫乏，主要的活动不是看电视就是逛购物中心，都是人造的现实世界。而在任何年龄，写作这一具体活动都有强大的探索机制。浸入自己的过去，我会发现某些已被遗忘的事情在我需要的时候会准时到位，这常使我感到惊讶。当你的其他资源之井干枯的时候，你的记忆几乎总能提供素材。
不过，许可是一把双刃剑，使用时人人都要牢记军医的警告：过度写自己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的健康都是有害的。自我与利己主义只有一线之隔。自我是健康的，作者若无自我行之不远。利己主义则是障碍。虽然本章无意发放许可来空谈疗法，我还是要提出规则，以确保回忆录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起作用。写自己，要不遗余力地用自信和愉悦的心情去写自己。但要保证所有细节，包括人物、地点、事件、轶事、思想、情感，都能稳步地推动故事的进展。
这就涉及回忆录的形式问题。几乎任何人的回忆录我都读。对我来说，没有其他非虚构形式能如此深入地进入个人经历的根基——进入人生的所有戏剧、痛苦、幽默以及不可预知性。在我读过第一遍的书中，记忆最真切的一般都是回忆录，比如安德烈·艾西蒙的《走出非洲》、迈克尔·J·阿伦的《流放》、拉塞尔·贝克的《长大》、薇薇安·戈尼克的《强烈的依赖》、皮特·哈米尔的《醉酒人生》、莫斯·哈特的《第一场》、约翰·豪斯曼的《排练》、玛丽·卡尔的《说谎者俱乐部》、弗兰克·麦考特的《安吉拉的骨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说，记忆》、V·S·普里切特的《门前的出租车》、尤多拉·韦尔蒂的《一个作家的开端》、伦纳德·沃尔夫的《成长》。
给这些回忆录以力量的是聚焦的狭窄度。不像跨度为一生的自传，回忆录也呈现人生，但只精选一小部分而忽略大部分。回忆录作者带我们回到其过去某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比如童年，或者饱受战争或某种社会动荡影响的岁月。贝克的《长大》就是盒中盒。故事记述了遭受大萧条打击的家庭中一个男孩成长的经历，其力度来自当时的历史环境。纳博科夫的《说，记忆》是我所知的最优雅的回忆录，它激起人们对沙皇时代在圣彼得堡度过的金色童年的回忆，那是一个家庭教师与夏宫的世界，是一个俄国革命永远将其终结的世界。这一写作行为冻结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普里切特在《门前的出租车》中回顾了几乎是狄更斯一样的童年，他在伦敦皮毛行当学徒的那段阴郁时期似乎属于19世纪。然而普里切特的描写并没有自怜，反倒有些自娱。我们看到他的童年与他所出生的特定时期、特定国家以及阶层密不可分，是他成长为了不起的作家的有机部分。
当你尝试回忆录写作的时候就要想得窄一点儿。回忆录不是整个人生的概述，它是通向生活的窗户，很像在构图上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照片。它看起来像是在随意、甚至任意地回顾往事，实则不然，它是有意的建构。梭罗八年间写过七个不同版本的《瓦尔登湖》 草稿。在美国人的回忆录中，没有比这一部更难完成的了。要写好回忆录，你必须成为自己生活的编辑，赋予散落四处、半遗忘的事件以叙事结构与组织思路。回忆录是发明真实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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