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大诗人杜牧（803—852）一些著名的诗篇，完全是一副风流才子的派头。大和七年（833）四月以后至九年（835）上半年他在扬州担任使府幕僚（先为推官，后任掌书记）那两三年尤其是如此。当时扬州乃是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娱乐业畸形繁荣，高门公子出身的杜牧在这里如鱼得水，诗情洋溢，其时有两首七绝曾收入《唐诗三百首》，人们比较熟悉：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应作“三”）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遣怀》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赠别二首》其一
杜牧一头栽进了风月场中，据说每晚都到红灯高挂的地方去。《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条介绍说，当时杜牧的顶头上司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很担心这位才子的安全，派了一批便衣在暗中盯梢保护，还要求他们及时提供书面报告。等到杜牧行将离开扬州到首都去担任侍御史的时候，牛僧孺特别设宴送别，其间告诫这位晚辈说：“以侍御史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涂（途），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杜牧回答说，自己不会发生领导担心的情况，请放心吧。牛僧孺让手下人拿来一箱子卷宗给他看，里面全是关于杜书记平安无事的秘密情报。杜牧看到以后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牛公拜谢。
杜牧后来的生活作风似乎并没有彻底改变，但倒也不像在扬州时那样漫无节制了。此公四十岁以后急剧衰老，须眉变白，牙齿动摇，五十岁即英年早逝。他曾在诗中感叹“衰老相随可奈何”（《池州送孟迟先辈》），其根子大约正在早年的“风情不节”。
但是杜牧在扬州倒也绝非一味享乐，除了完成掌书记繁重的工作以外，他还就国家军政大事写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其中《罪言》一篇分析当前问题之所在，提出自己的对策，且分上中下三策供高层参考，很像是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那时根本没有人要他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仅完全是主动自觉进行的，而且还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按当时官场的规矩，越位言事是有罪的，不在其位，谁让你来谋其政！先前白居易就因为越位言政，被赶出朝廷，贬为江州司马。可知杜牧是冒着危险来写这些文章的，题作《罪言》意即在此。这种涉及重大问题的政论文章还有《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篇（均载于《樊川文集》卷五）。
稍后杜牧从自己前后所作的这一类文章中选出七篇，由扬州寄到首都去，交给过去的上司、现任吏部侍郎的沈传师。他很希望中枢能够听到自己的意见，表现了高昂积极的政治热情。除了提供七篇文章的抄件以外，他还有一封呈给沈大人的信，题作《上知己文章启》（《樊川文集》卷十六），其中介绍这些文章的命意，他直截了当地说：“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在杜牧看来，当时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根本没有把朝廷放在眼里，可惜朝廷过去的一些对策举措是有毛病的，应当改正。
这样看来，纯文学和应用型文学这两手，杜牧是都相当地硬。绝对不能把他只看做是娱乐至死的风流才子。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般不把文学看成是一元化的整体，而往往分门别类地加以讨论研究，其间最大的分界在诗与文之间，所以主流的意见既讲“诗缘情以绮靡”，又强调“文以载道”。这其实是注意区别纯文学和杂文学。这种分别对待的态度，在文人中普遍存在。所以古人在文化生活中讲究分清主次两手。主要的部分非常讲究实际，强调有用，文章要为政治服务，这才成其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此外则可以分出一点余力去写诗，抒情言志，涵养性情，调节身心，交流合群。换言之，诗可以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后起的词尤其是如此），而文不行。
完全不讲实用的文，大约总要到晚明小品起来之后才渐渐流行；在杜牧的时代，文总是要讲究“经国”的，务必比较严肃；诗则可以用以遣怀言情，不妨风流潇洒。
当然，诗也可以讲实用，谈政治，古代一向都有同政治关系密切的诗，前不久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一批著名的政论性诗篇。杜牧自己也写过这种内容严肃的诗，往往采用五言古风的形式，只是不如他风情满满的绝句这样拥有广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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