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授勋仪式即将开始。
而在位于山西省解放军军械部第495仓库内，一名独臂老者正一丝不苟地清点着仓库内的军械器材。
就在他清点完毕，拿起笔准备登记的时候，一名小同志慌张地跑了进来。
他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库长、库长，刚才接到电话，让你赶紧去北京一趟。”
看着小同志冒失的样子，这位独臂老者眼睛一瞪，当即训斥起来：“你怎么敢擅自闯军械库？而且还大喊大叫的，小心我给你处分！”
作为存放武器的重地，那时候的解放军军械库管理极为严苛，任何人想要进入仓库，都必须向当地军区和仓库库长提出申请。
想到自己既没有上级领导签字的批条，而且还在仓库里东奔西走、大喊大叫，这名小同志也觉得刚才的行为十分冒失，赶紧垂下了脑袋。
但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情绪激动地仰起头，冲着独臂老者兴奋地说道：“库长，刚才接到一通电话，让您赶紧去北京一趟。”
听到这个消息，独臂老者也是一愣。
如此着急地召自己进京、究竟有什么事呢？
来不及细想，他只能放下手头的工作，简单收拾一番后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当这位老者来到北京之后，竟然受到了身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并为他授予了少将军衔！
那么，只不过是一个仓库库长的独臂老人，平日里看上去也是其貌不扬，为何会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呢？
原来，这个老人名叫苏鲁，虽然建国之后职务仅是库长，但在战争年代，他却是我军中当之无愧的一名悍将！
1
1902年，苏鲁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小村子。
苏鲁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家中生活十分困苦，祖上更是世代贫农，所以父亲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给他取名“苏达余”，意为飞黄腾达、年年有余。
因为家境窘迫，苏鲁刚刚十几岁的年纪，就开始为家里分担压力，租了一辆黄包车做苦力。
虽然每天起早贪黑，常常深夜才拖着疲惫酸痛的身体回家，但苏鲁却异常兴奋。身体劳累、也就意味着那天的生意红火，赚的钱也足够多。
在他的努力下，一家人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不出一年的时间，苏鲁便拿出所有积蓄、将原本破旧的老宅重新翻盖。
对于这样一个踏实能干、而且有孝心的儿子，父母自然十分受用。
眼看一家人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却犹如晴天霹雳，让年迈的父母忧心忡忡。
当时，湖南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社会各界的有志之士聚集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剥削。
在身边同伴们的影响下，拥有一腔热血的苏鲁很快也加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且凭借敢打敢拼的劲头，很快成为当地工人群体的骨干，并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
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代表任务发起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我党进步人士。
一旦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手中，必然会遭受非人的虐待折磨，甚至还会暴尸街头。
所以，当父母得知苏鲁参加革命之后，心中自然十分担心，但毕竟儿子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业，老两口也不便阻挠，只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要加倍小心。
拜别父母之后，苏鲁和其他同志们遁入深山，一边不断招揽乡亲们加入革命队伍、一边领导队伍在山区和反动派展开游击战。
到了1929年，苏鲁手下的队伍已经达到近200人，而且有90多条枪，土制地雷、手榴弹更是数不胜数，成为湘东一带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
恰逢这年10月，同是浏阳县老乡的王震从武汉回到了家乡。
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王震刚刚回到浏阳县，就开始着手组建湘东游击队和湘赣革命根据地。
当苏鲁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带着手下200人的队伍找到王震。
刚一见面，苏鲁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听说你要组建根据地，干脆把我手下这支队伍收编好了。”
这一举动让王震十分感动，他接到指示之后、孤身一人回到浏阳县，正为如何拉起队伍的事情感到伤脑筋的时候，苏鲁竟然带着200人马前来投奔，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经过商议之后，这支200人的队伍被编为湘东游击队浏北第一支队，由苏鲁担任支队长。
在之后的4年多时间里，苏鲁一直跟随王震，为他出谋划策、南征北战，将原本狭小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发扬壮大。
1930年9月，身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来到了湘东，并且特地召见了王震。
刚一见面，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在广大的湘东地区搞出大动作，光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给反动派致命一击。
听到毛泽东同志的教诲，王震茅塞顿开。
不久之后，浏阳县、茶陵县、萍乡、万载县等地的游击队汇聚到了一起，组成湘东独立师，由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委、王震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湘东独立师成立之后，身为原湘东游击队骨干的苏鲁也加入其中，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代理副团长等职务。
1932年11月，湘东独立师转战江西永新县，并编入红八军战斗序列，改番号为工农红军第8军第22师。
不久之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湘赣地区的工农红军组成第6军团，由任弼时任军政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
如此一来，苏鲁又成为红6军团中的一员。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领导地位，放弃游击战、转而采取尚不成熟的阵地战，导致红军在战场上处处失利。
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奋战，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于是，苏鲁跟随红六军团踏上了长征的道路，辗转贵州印江、湖南桑植、四川甘孜等地。
在此期间，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红32军合并为红二方面军，并在1936年10月底来到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2
到达陕北之后，苏鲁被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虽然只有一年的短暂学习时间，但苏鲁的政工和军事指挥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1937年，随着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此环境下，组织上交给苏鲁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前往山西，配合阎锡山培养军事骨干。
一听到自己要到阎锡山手下工作，苏鲁一百个不愿意。
“当年他阎老西可没少对咱们下黑手，现在居然要看他的眼色行事，我想不通。”
虽然表面上发着牢骚，但苏鲁心里明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人。
早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毛主席也曾说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为了国家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苏鲁想通了，他无条件接受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只身赶赴山西配合阎锡山。
到达山西之后，苏鲁很快就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组建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在他的苦心培养和领导下，决死队的成员们将个人生死抛诸脑后，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打得日军望而生畏。
随着抗日决死队名声越打越响亮，当地不少热血青年纷纷申请加入，不出一年的时间，这支队伍就发展到了千人之众，标准一个团的兵力。
于是，苏鲁当即向阎锡山提出申请，要求将抗日决死队整编为团。
对于这个要求，阎锡山是十分不情愿的。
毕竟抗日决死队每个士兵都是苏鲁一手调教出来的，而苏鲁又是红军，就算给这支队伍配授团级番号，那也不受自己掌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阎锡山百般搪塞。
见自己的要求迟迟没有得到回复，苏鲁一气之下竟然带着几名战地记者闯进晋绥军指挥部，要求阎锡山尽快给个答复。
见对方如此胆大，阎锡山本想发作，但考虑到有战地记者在场，也只能暂时压住火气。
为了挽救自己的形象，他只能无奈地答应了苏鲁的要求。
在苏鲁的力争之下，抗日决死队最终得到团级番号，他本人则顺理成章地担任该团团长。
1940年夏天，苏鲁带领手下的第25团参加百团大战。
当时，号称日军精锐的冈崎大队就驻扎在关家垴一带。虽然冈崎大队只有500余人，但他们凭借地形优势和密集的火力，打退了我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就在战事陷入胶着时，苏鲁主动向总指挥彭德怀请缨，要求亲率一个营的兵力啃下这块硬骨头。
看着苏鲁坚决的态度，彭德怀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进攻关家垴的任务交给了他。
临行之前，彭德怀特意嘱咐道：“冈崎大队难啃的很，要是啃不动就退下来，这也不怪你。”
毕竟这支敌军手中的武器精良，还有不少迫击炮、机枪等重武器。
在此时前，我军已经发起过几次进攻，均无功而返，这足以看出冈崎大队战斗力之强悍。
可是，苏鲁却表态道：“不把关家垴打下来，我就白当了这么多年兵。”
随着苏鲁一声令下，第25团1营的500多名战士们开始行动。
起初，苏鲁并不想与冈崎大队正面开战，按照他的预想，是沿小路悄悄摸向敌人的指挥所，擒贼先擒王。
可半路上，日军的哨兵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并且果断吹响了警报哨。
见自己行迹暴露，苏鲁当即连开两枪，将不远处的两名日军哨兵击杀。随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敌我双方人数相当，但日军武器弹药充沛，苏鲁只能带着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向前推进。
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苏鲁怒火中烧，大喝一声后便抱着枪发起冲锋。
见到长官如此勇猛，原本还匍匐在地上的八路军战士们也热血沸腾，纷纷站起身朝着前方冲去。
很快，敌人的防线就被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
最终，苏鲁端掉了冈崎大队的指挥所，歼敌300余人、俘虏50多人，剩下的日军哭喊着四散而逃。
凭借关家垴战斗的出色表现，苏鲁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嘉奖。
1940年6月，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在山西、河南交界处组建太岳军区，由陈赓任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任政委。
在太岳军区之下，又划分为三个军分区，而苏鲁凭借赫赫战功被委以重任，担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职。
3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鲁历任太岳军区第18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15纵队184师副师长等要职。
1948年9月，华北军区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求他们尽快解放太原。
当时，山西省除了太原和大同之外，其余地区全部解放，所以在接到命令之后，身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当即率军对太原发起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184师冲在了最前面，在太原城东门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
敌人躲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龟缩，我军短时间内竟然无法靠近。
见此情形，身为副师长的苏鲁要来一顶钢盔和一杆枪，要了一个排的兵力奔向了战场。
凭借着那股打仗不要命的劲头，苏鲁一马当先、为后续部队杀出一条血路。
可就在大部队循着这条线路朝太原城发起进攻的时候，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原本还在冲锋的苏鲁倒在了血泊中。
好在有几名眼尖的战士发现了他，立马送到战地医院救治。
看着浑身血迹、右臂已经破碎的苏鲁，医生也无可奈何，想要保住性命，只能选择截肢。
无奈之下，尚有一丝意识的苏鲁只能点头答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鲁被任命为山西军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
可是，身有残疾的他自认为不能胜任，便在不久之后辞去了职务。
面对这份请求，组织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便将他安排到军械部第495仓库担任库长。
虽然仓库工作十分清闲，但苏鲁依旧一丝不苟。
平日里的军械清点、武器保养等工作，本来可以交给手下去干，可苏鲁却坚持要亲力亲为，和同志们一起在仓库里一遍遍地清点、登记。
虽然昔日的老将军已经退居二线，可是他在战争年代立下的功劳、组织上并没有忘记。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衔即将开始，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特意提到苏鲁，坚持要为他授予军衔。
于是，苏鲁应召入京，出现在了授衔仪式上。
当他走到周恩来总理面前，接过象征着荣誉的少将肩章的时候，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时，周恩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感谢你。”
授衔结束之后，苏鲁再次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75年因病主动申请退休。
就在他退休之后的第二年，旧病突然复发、抢救无效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