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已发现74年，西方为何仍否定夏朝？英国教授神论被考古证实

夏朝，这一神秘而深远的朝代，在古代通史中始终占据着无法回避却又难以透彻阐释的地位。早在春秋时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时光流转，孔子便曾发出过深沉的叹息：“关于夏朝的礼仪，我虽能略知一二，然而真正能够证明其存在的确凿证据却显得捉襟见肘。”这番话既凸显了夏朝历史的深远与复杂，也揭示了古代学者们对其的深深困惑与无尽探索。

孔子深信夏朝的存在，然而却也为夏朝遗留的史料之匮乏而惋惜。先秦时期，关于夏朝的历史碎片多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等古籍之中，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直至西汉时期，司马迁撰写《史记·夏本纪》，夏朝的历史才首次得到系统而详尽的阐述，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夏朝面貌。

历经两千余载的岁月流转，唯有《竹书纪年》的意外问世，为夏朝的历史增添了些许新的认识。它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约471年的时代轮廓，这一重要的年代框架，亦成为后续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确定夏朝起始年代的关键依据。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伴随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广泛涌入与传播，中国史学界逐渐涌现出一股“疑古”的思潮。这股思潮对众多古典文献，特别是如《史记》这样的重要史籍，提出了大量的质疑与挑战。例如，陈梦家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夏史其实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从商史中分化出来的。而杨宽则进一步指出，夏史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是周人依据东西方的神话传说经过反复演绎和修饰而形成的。更有甚者，胡适公开宣称“东周以上无信史”，对东周之前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然而，随着殷墟考古成果的逐步揭晓，先前国内“疑古派”及国外学者对商朝真实性的种种疑虑，已如秋风扫落叶般消散无踪。他们转而将焦点投向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话题，即“商朝之前，中国是否已有国家形态，文明是否已然成形”。

为了彻底消除关于夏朝历史实证的疑惑，徐旭生先生深入研读了《史记》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记载，并亲自踏上了前往豫西和晋南的征程，踏上了寻找夏墟的旅程。终于，在1959年，他在河南偃师取得了重大的发现——二里头遗址，这一发现不仅为夏文化的探索打开了新篇章，也为夏朝的历史实证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里头遗址在初次被发掘时，鉴于《汉书》中提及的“（偃师）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述，该遗址因其所展现的宏伟宫殿建筑群特征，被众多历史学家在长达二十载的时光里普遍认定为商汤的都城西亳。这一认知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研究之中，直到后续更多考古证据的出现才逐渐得以修正和深化。

经过深入探究，我们得出结论：在时空的脉络中，二里头文化明显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然而它并不属于商文化的序列，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遗存存在。这一发现与夏商两个政权在时间上的先后继承关系相契合，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分布范围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广泛分布在豫晋陕冀四省，尤其以豫西和晋南地区最为集中。这一地理分布特点与古代文献中关于夏朝统治区域的记载不谋而合，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夏朝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鉴于“物证”的发掘问世，并结合西方先进的研究技术，中国考古学界已普遍认可二里头遗址归属于夏朝的论断，这已成为业界共识。

在1990年5月，美国洛杉矶盛大地举办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此次盛会中，中国考古学界的杰出代表邹衡教授率领团队参与了讨论。原本，中国学者们怀揣着对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深厚信心，准备在大会上深入阐述哪种考古学文化能够最为贴切地代表夏文化。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大会的议题突然发生了转变，转而聚焦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夏朝究竟是否存在”。

除了日本学者未公开质疑夏朝的存在外，众多欧美学者普遍对夏朝持怀疑和否定的立场，他们认为夏朝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而已。就连中国学者所采纳的、在西方颇具影响力的“柴尔德”文化比较法，也遭到了西方学者的反驳。这些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更适用于探究那些规模较小、相对封闭且较为稳定的史前社群。在复杂社会中，由于社会与经济差异导致文化多元性的出现，使得考古学文化作为衡量这种社会的手段显得不太合适。

这次风向的突变，让中国的学者们感到出乎意料。而正是这一事件的触发，间接地催生了国家集结全国之力，致力于科技突破与创新的坚定决心。

在1996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拉开帷幕。汇聚了超过170位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他们历经五年的辛勤努力，综合运用了考古发掘、天文观测以及当时最前沿的加速器质谱法进行碳14测年等多种技术手段，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夏文化的存在性，并得出了确凿无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