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性大国的外交战略中，如何处理与小国和穷国的事务，是基本内容之一。对于中美英法俄这种大国而言，其外交事务无不是全局性的，既要处理好跟大国、强国，即所谓“主流力量”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小国、穷国这些“边缘力量”的关系，如果有一方面处理不好，都会导致其国际战略的失败。
不过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对如何处理好与大国强国关系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对小国和穷国外交规律、一般战略特征的研究几乎没有。尤其是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近年发生逆转，如何处理好与边缘力量的关系，越来越决定我们的国际处境，乃至国运。所以，这理应是一个很值得深入关注的领域，本文抛砖引玉，试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小国，我们权且把面积小于20万平方千米或人口少于3000万的国家叫做小国，此类国家约有150个，占全世界主权成员的大多数。
笔者又把小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大陆中（亚洲、欧洲、北非）的陆地型小国，比如朝鲜、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匈牙利、格鲁吉亚等等；另一类是处于海洋中的岛屿型小国，比如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斐济、古巴、巴哈马等等。两类小国的数量又大致平分秋色，但是往往前一类在地缘政治中更有价值，历史更悠久，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类。
那么这些小国在外交中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还要从小国的文化共性说起。人类文明的趋势是交流和融合，所以越是历史悠久的地方越容易形成大的民族集团。不过也有些例外，一些民族集团抗拒融合或者被吞并，依托其封闭或偏僻的地理因素，形成了 具有特殊宗教、语言、人种，具有强烈排他自主意识的共同体，得以在复杂历史变迁和文明洗牌中屹立不倒。
所以，小国的外交，尤其是旧大陆上历史永久小国的外交， 第一个特点是对外部警惕性很强，可以做朋友，但是很难深交。很多人以为小国比大国容易打交道，其实未必。尤其是大国自身周边的小国，一定对大国抱有极强警惕心理，他们不会真正愿意与身旁大国结成太紧密的关系，这样对他们只有害，而没有利。
小国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极强的灵活性。小国人单势薄，之所以在复杂历史变幻中能够存活下来，跟它的灵活身段有密切关系。大国一定不要低估小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小国往往都是地缘政治高手，善于借势来保全自己。一些精明的小国非常善于化被动为主动，利用各大国对自己各有所求，赚得盆满钵满。
小国外交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实用性，说得不好听就是不讲情义。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有本质区别，大国外交往往为了一个深远的全局大战略，外交中往往标榜仗义、行王道，不计较眼前得失，算长远账，很多时候为盟友两肋插刀，这样才能被人家尊敬，获得更多伙伴。
而小国外交目的很简单，就是生存第一。所以小国最善于急转弯、见风跳船，因为它的战略回旋能力差，也没有资本去恪守道义，一条道走到黑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古代成语“朝秦暮楚”就是形容秦楚之间小国骑墙的态势；朝鲜往往在中原帝国强大时就奉中原帝国为宗主国，在草原帝国强大时就奉草原帝国为宗主国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 外交中既要防止“大国陷阱”，也要注意“小国陷阱”，有些小国为了保全自己，会利用一些大国急于建立国际影响力，或者急切在国际竞争中占取先机的心理，诱使一些大国卷入复杂激烈的区域冲突，让大国背上不堪承受之重。并且在大国无法应对的时候，小国又会背盟，出卖大国。历史上很多大的国际性战争，都是小国之间的争端引起的，很多大帝国的解体灭亡，也是因为小国引起的，如两次朝鲜战争与明清的灭亡。
（二）关于穷国，本文定义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75的中低发展水平国家，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大致在7000美元以下（乍一听很高，其实相当于中国的贵州、广西、甘肃水平），这类国家大概110个左右，绝大多数生活在南亚、非洲大陆和中美洲。问题最严重的是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6的50余个赤贫国，包含肯尼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刚果（金）、刚果（布）、苏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约有15余亿人口。
穷国无疑是国际斗争中要团结的对象，他们具有天然的改变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他们也有援助帮扶义务。这些已经是共识，笔者主要讲讲穷国的风险一面。
穷国之所以穷，很多人说是资源天赋导致的，笔者认为更重要是治理的失败，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区位并不好，比如日本、瑞士、以色列等等。而治理的失败归根结底又是社会契约的匮乏，政府信用的缺失。
所以，穷国在外交中的基本特点是 信用匮乏，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协议、条约和债务方面，缺乏落实和继承的能力和主动性。就像中国落后地区的政府，招商引资很积极，但是落实投资条款不积极，并且最要命的事一旦换了领导，就不会承认前几届的承诺和债务。
并且很多贫困国家，都有浓厚的受害者心理，仇富、吃大户的心理，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大国、发达国家造成的，是世界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所以在外交中总想赖账或者蒙人一笔。甚至很多国家在国内矛盾尖锐的时候，就把矛头对着外国的投资，动辄就去没收海外投资资产，导致外资全军覆没。
其次，很多穷国都是宗教、民族、政治派别情况复杂，导致政局不稳定，即便是主观意愿良好，也缺乏继承协议和债务的能力。我们看全球最穷的80个国家（排名在伊拉克之后的国家），大多数在近20年都发生过内战、军事政变或改朝换代的街头革命，日子过得安稳的并不多。
由此引申出一个概念叫“ 贫困国家陷阱”。就是说穷国貌似在外交上是一个“蓝海市场”很多大型投资的投资项目或深度战略关系，跟发达国家需要很艰难的谈判才能达成，但是跟穷国政府稍微表达一下意愿就可以达成。不过从长远看，跟穷国维系关系和获取利益的成本极大，海外资产安全问题、债务继承问题、项目可持续问题每一个都很突出，很多时候都是前功尽弃。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中国投资在利比亚冲突中的巨额损失事件；以及中国高铁在东南亚、拉美的种种波折，这两个区域很多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就跟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要引进中国高铁，但是对方一旦政府首脑换人，就得重新谈判，重新索取优惠条件，至今都无法落地。
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存量的89%以上分布于发展中国家（2.45万亿美元，商务部数据），而美国的6.58万亿美元海外投资中，其中近5万亿流向加拿大、欧洲和亚太发达经济体，仅有1.1万亿流向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这也是中美海外投资收益率巨大落差（2.8%V.S. 7.5%）的基础性原因。
（三）近代以来大国对小国和穷国的战略分类
第一类是近代欧洲列强的直接吞并或商业殖民策略。这是国际关系文明化、民主化之前，广泛流行的野蛮粗暴方式。前者最显著的是沙皇俄国，大约一共侵犯了100多个民族的独立，占领了30多个政权的领土。商业殖民方面最显著的是英国和法国，两国几乎把旧世界所有人口领土瓜分，仅有中国、伊朗、土耳其几个核心帝国保持形式上的独立自主。
吞并或殖民的好处是直接可以把外部资源转化为完全由自己控制的资源，但是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维持帝国的成本也会迅速攀升，一个帝国扩张到极限后，很难维持一个世纪。并且这种手段是反人道的，自从一战之后就逐渐被抛弃。
第二类是以为苏联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战略。这是对过去侵略殖民政策的一个巨大逆反，在革命外交话语构建中，小国和穷国被认为是改变国际秩序的正义力量，越穷越革命，越弱小越善良，只有小国和穷国才是值得交往的伙伴。
这种外交战略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有很大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并且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国际竞争策略。当时苏俄与英法美相比，在经济、科技、军事上都处于劣势，无法在欧洲大陆竞争中获得胜利，以革命外交为动员，瓦解英法殖民帝国，是赢得战略竞争胜利的最有力法宝。在二战胜利后，苏联更是把这种革命外交发挥到极致，全球范围内团结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力量，构建其一个对抗美国的国际体系。
但是这种国际观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它过于高估了小国和穷国对于抵抗西方世界的价值。单靠与小国、穷国的交往，解决不了苏联现代化面临的难题，第三世界可以给苏联提供一些原料和市场，但是不能提供苏联最需要的制度、技术、智力资源，苏联沉迷于做第三世界领袖，而忽略了与西方的交往，导致其经济科技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苏联为了树立与西方殖民者截然不同的进步形象，对第三世界开展了超出自身承担能力的援助，或者贸易优惠。据1989年苏联外交部的统计，对外援助涉及61个国家，总金额达1490亿美元，苏联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援国。事实证明，苏联在大规模援助中，自己并没有获得相应经济回报，也没有通过自己的付出，换来落后国家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观也是错误的。
第三类是以当代英美法为代表的，有限接触的现实主义战略。二战之后，面对反殖民主义浪潮以及全球化的新形势，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强国，构建出一种新的影响驾驭小国和穷国的模式。
美英法吸取了反殖浪潮中海外投资不断被没收的教训， 不再搞大水漫灌式外交和投资，不再愿意充当落后地区的工业化点火器。它们往往重点维持与少数政治稳定、产业衔接度高、有发展潜力的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比如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当下的印度、越南等）。另外，重点交好若干战略位置重要的小国，比如新加坡、韩国、卡塔尔、巴林等，通过海外驻军和金融，影响辐射周边区域。
对于多数落后国家，西方放弃了过去的那种理想主义，都是抱着谨慎的态度，并不那么热衷大力增加投资，或者形成太深入的外交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关心人权、民主化等问题，来获得影响力。
以2000年至2014年之间中美在非洲投资援助对比为例，中国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工业等领域，70%以上投资分布于交通运输、工矿业、建筑和能源四大产业，而美国88%集中于教育、人口发展、卫生、NGO、应急救援等领域，用于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的不足12%。 （徐丽鹤《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世界经济》 2020年第11期）
综合看，英美法的这种策略可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具有很强的利益安全性，是目前国际体系中一套比较成熟的战略。当然这也是站在他们具有绝对政治、科技、文化主导权基础上的，只有他们具有资本采取这种交往战略。
（四）科学构建中国的“边缘力量政治学”
最后说一下，中国构建“边缘力量政治学”，处理好与小国、穷国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过去40年发展重心是工业化，核心是与西方打交道，怎么学习西方，以及与西方进行贸易，小国、穷国在外交中位置并不那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国际环境明显不同了，西方表现出脱钩和对抗意向，因此，如何跟“边缘力量”打交道，借助小国、穷国的市场和它们的外交影响力，在中国外交中的权重空前增加。
国内对“边缘力量”流行两种极端的、情绪化的看法。一种是把小国、穷国当做真朋友，认为我们不稀罕西方，团结小国、穷国就可以颠覆西方，其实这是革命外交思维的延续；另一种是极力贬低小国、穷国的价值，光看到它是累赘，没有看到一些关键性边缘力量（地理位置重要或资源多或人口多）的战略价值，主张抛弃第三世界，完全导向西方，这是一种“依附型”外交思维。
这两种观点都是有害的，我们亟需用现代外交思维，研小国和穷国，制订有利于中国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战略，这是中国成功构建全球领导力的重要一环。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科学评估西方世界与小国、穷国各自的外交战略价值，合理分配外交资源，争取全局利益最大化；对小国、穷国外交，应该重点突出，深耕一些有重要战略价值、信誉度好的国家，避免大撒网、处处栽花；正确处理好经济利益和援助道义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导向某一方。
此外，随着中国在小国、穷国海外投资规模增加，我们既要重视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重视捍卫国家利益，也要在与小国、穷国交往中捍卫国家利益，不能说与西方交往中产生的损失就是损失，与小国、穷国交往中产生的国家利益损失就不是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