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抢占先机，三次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毛主席明知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但还是为了争取最后的和平，决定去重庆谈判。
然而就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前夕，他却下达了一项绝密命令。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20多位重要领导人，乘坐一架美国飞机飞向远方。这看似平常的一次飞行，却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毛主席所下达的绝密命令的是什么？这20多位领导人又被送往哪里呢？
毛主席、蒋介石
毛主席决定去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邀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在世人看来，这是蒋介石要和毛主席共商国是的急不可待的心情；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他的绝招。
虽然在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要打内战是不可改变的，但他也明白，马上打内战还不行，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第一是在国内，备受战争之苦的中国百姓渴望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如果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发动内战的话，将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第二是在国际上，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势力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不赞成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内战；
第三是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部队还在西南、西北地区，要将这些部队运送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短短10天内，向延安连续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主席来重庆和他商量遇到的各种问题。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在他看来这只是他的一个计谋。
首先，蒋介石断定毛主席为了自己的安全不会来重庆，如此一来，他就能将“共产党拒绝谈判，蓄意发动内战”的罪行推到我党身上。
其次，如果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的话，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诱迫我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军，然后将我军“消灭”。
最后，蒋介石可以通过谈判争取部署内战的时间，特别是调兵遣将的时间。
对于蒋介石抢夺抗日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举动，毛主席也是十分清楚的，他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毛主席心里，人民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果实，人民争取来的权利，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要通过坚决的战斗来保卫。
在接到蒋介石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当天，毛主席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再缓一下……”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分析：“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他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内的抗日功劳是无法磨灭的；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
对于蒋介石的连电邀请，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亲自前往重庆谈判。虽然他知道这场谈判很有可能会不了了之，但由于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蒋介石必须要作出一定的让步。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的话，他就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同样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攻破他们的进攻。因此在8月26日，毛主席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对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要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毛主席还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向大家证明，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
毛主席准备去重庆谈判，这也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
“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这令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误解都消除了。毛先生来渝，也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和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也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正如当年陪毛主席去长青的胡乔木所说：
“毛主席亲自去重庆参加谈判，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毛主席决定亲自和蒋介石进行谈判，这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成为众望所归。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果毛主席没有去重庆，人民群众不了解这一情况，国民党就会把‘不要和平’的责任全部推倒我们身上。我们不仅去了，还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就振奋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精神，也争取了民心。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棋，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步棋。”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投入到紧张的谈判之中。
然而在毛主席前往重庆之前，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还下达了一项绝密命令，将陈毅、邓小平等20位领导人运往别处，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主席下达一绝密命令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结果，不管是对共产党，还是对国民党来说都是有些意外的。因此国共两党都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来接收胜利的果实，并应付随之而来的战争危急。
当时，我党虽然加强了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也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和平谈判令国民党放弃“发动内战”的想法，实行民主改革，这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应该努力争取。
出于这一考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毛主席还考虑到，谈判是非常艰难的，谈判的过程也会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并且只有将蒋介石打痛了，他才有可能承认谈判中我党提出的条件。
但是现在毛主席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我军在“打”这一方面的准备明显有些不足，其中最令主席放心不下的便是，当时由于召开中共七大，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都齐聚延安，他们来不及返回各自的驻地。
因此，如果我军想要迅速完成由分散的游击队转变为大兵团运动作战，实现扩大解放区，痛击国民党集团的进攻。目前最关键、最迫切的一部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往前线。
但当时延安还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山总部将近800公里。如果步行前进的话，需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晋南山地的沟壑，还要冒险穿过敌占区的封锁线。
比如说杨得志将军当初率部从河南濮阳赶往延安，就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山东滨海赶到延安，更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如果前线的占领还通过这种方式赶回前线的话，那么速度必将大大落后于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我军也会在战场中失去主动权。
为了能将这些在延安的高级将领迅速并安全的运往前线，毛主席和周恩来找到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杨尚昆商量办法。但不管大家怎么讨论，还是没能想到什么可行的办法。
从毛主席住处离开后，叶剑英和杨尚昆继续研究对策。就在这个时候，叶剑英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我军的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出去？当然这个办法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杨尚昆听后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参谋长，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事到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办法的。但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出个什么意外，我们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责任啊！”
最后，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将这一方案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听完叶剑英和杨尚昆的汇报后，也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但为了慎重起见，主席又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喊来，再次商讨。
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终同意这一方案。既然方案确定了，那么该由谁出面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交涉呢？毛主席说：“叶剑英同志和他们有交往，而且关系还很不错，这项任务就交给剑英同志吧。”
原来，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搜集日本的情报，以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系。当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成两批抵达延安，当时负责接待他们的正是叶剑英。
因此，当毛主席将这一任务交给叶剑英的时候，他连忙点点头，接受了这一任务。
美军视察组
临飞前又多了一位“乘客”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外事组和美国观察组在延安举行了一次气氛活跃而融洽的聚会。在休息期间，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和美军观察组的负责人提及这件事。
叶剑英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之前从前线回到延安开会，现在急着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但我们却面临一个问题，你也知道我们现代交通工具有限，时间也比较着急，不知道能否借用你们的飞机，将我们这些指战员送到前线去？”
由于只是试探，叶剑英自然没有将这批需要运往前线指战员的姓名、职务和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令叶剑英没想到的是，这位美军观察组的负责人竟然没有向上级汇报，当场答应下来。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不过是双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个小插曲。
其实美军爽快答应下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八路军和美军观察组有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还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许多方便之处。太行根据地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的百姓曾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这也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建议的飞机场，用来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转移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军人员。最重要的是，美军飞机之前曾多次往返于长宁和延安，因此对这段路也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当叶剑英提出要借用美国飞机的时候，美军观察组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美军提供的飞机是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比较矮小，而且由于长期使用，舱门早已关不严实。飞机有两个螺旋桨，起飞的时候还需要靠人推才能启动发动机。
机舱里的座位则是简陋的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尽管如此，这种飞机在当时仍是最安全的，因为它能随时在比较简陋的场地进行降落，哪怕是一块比较大的土地也是可以的……
由于这次空运比较危险，更是关乎着邓小平、林彪等20位领导人的安全，所以党中央采取了不少防范措施。
8月24日晚上，中央通知相关人员在第二天上午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只需一个人去，不准带参谋和警卫员，也不准其他人送行。除此之外，中央还要求叶剑英和杨尚昆亲自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记，每个乘机的人都要带上降落伞，以备不时之需。
最难的飞机问题解决之后，中共历史上最大一次空中将帅大转移行动便拉开了帷幕。
8月25日，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等20位各战区负责人陆续来到延安的东关机场。因为这些将领之前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出兴奋的神情。
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知道，这些人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干部，而是我党当时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擅长打仗的高级将领。一架普通的飞机上能集结这么多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员，这在中共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
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任务的紧迫，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我党非凡的胆略。
叶剑英和杨尚昆在飞机场上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一一握手告别，嘴里反复说着“一定要一路平安啊”！登机前，大家还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拍完照后，陈毅幽默地说：“如果摔死了，我们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起初中央决定让20位领导人乘坐飞机飞往前线，但在登机的时候，却多了一个人，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多的那个人是谁呢？
黄华
原来多的那个人是朱德总司令的秘书黄华，他在看清将要共乘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心里顿时一惊。于是连忙找到负责登机的叶剑英说：“叶参谋长，还是让我和总司令他们一起去吧。”
叶剑英说：“不行，你要听组织的安排！”见叶剑英不肯松口，黄华着急地说：“我是担心万一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这些将帅们都不懂英语，到时候无法和飞行员沟通，到时候会非常危险的。我去的话可以当翻译，方便双方沟通。”
叶剑英想了想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同意你去。但你要知道降落伞只有20副，如果你要上去的话，没有降落伞的话是非常危险的。”黄华摇了摇头，说：“没关系的，我不害怕！”
就这样，黄华成为美军飞机的第21位乘客，他跟随朱德等领导人一同前往前线。
得知毛主席的决定，蒋介石大叫一声：哎呀
上午9点左右，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开始在东关机场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没过多久，大地下沉，飞机也顺利起飞。在飞行途中，机上的气氛比较沉重，大家很少交谈，每个人都低着头想着心事。
的确，大家都知道此行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和面临的任务将会是非比寻常的困难。和机上的气氛相比，延安统帅部里更是充满了紧张和担忧，谁都清楚，万一这架飞机由于什么原因失事，对党来说意味着什么。
飞机在飞行一个小时后，大家明显感到飞机突然升高了，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便让会英语的黄华去前面问问。黄华走进驾驶舱，和驾驶员交谈几句后回来说：“没事，大家不要慌。刚才飞机经过同蒲铁路，因为这一带可能有日军的高射武器，飞行员担心出现意外，便提高了飞行高度。”
一场虚惊后，飞机再次飞行了大约四个小时，最终抵达目的地上空。由于长凝机场太过简陋，美军飞行员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安全降落。也是在这个时候，黄华心中悬着的石头才彻底放下。
飞机安全抵达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到延安统帅部，此时在统帅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长舒一口气，随即将这一好消息汇报给同样焦急等待的毛主席。毛主席听完叶剑英的汇报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飞机的平安抵达，令中共中央的这招险棋成功了一大半。而抵达的将帅们在机场附近休息一会后，便分别赶赴各自的战区。
就这样，美军观察组一次不在意的飞行，令我党完成了本需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而这一步棋对我军接下来的战斗也是大大有益的。
处于华北战略要冲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是扼守国民党北进的门户，威胁津浦、平汉、正太和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其战略作用不容小觑，这里自然也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而此次美军的运输，几乎给我党的这个战略区运来了一个完整的统帅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书记兼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等等于8月25日飞抵黎城，两天后便马不停蹄地感到河北涉县司令部召开会议，迅速拟定上党、平汉两个战役的计划。
随后，刘伯承等人立即将处于分散游击状态的各个部队整编为4个野战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和陈赓分别担任各纵队司令员。各级将领到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了上党、平汉战役。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共歼灭国民党6万人。
被运送到前方的另一批将领，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中，同样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等人担任了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要将领。
林彪等人于10月下旬抵达东北，随着时局的变化，巧妙调整了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建立巩固的东北后方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华东战略区司令员陈毅和宋时轮等人一起，在赶往山东的途中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从而令国民党不能利用这条铁路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陈毅抵达华东后还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到11月配合作战，进行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阻滞了国民党沿这条铁路开往华东和东北的步伐。
在当时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党能冒这样一个险是非常值得的。但这种罕见的大胆之举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的英明和非凡的魄力。这也难怪当蒋介石看到谍报人员送来的美机运送中共高级将领名单后，会大叫一声“哎呀”！
后来，叶剑英和杨尚昆又借用美机将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和东北。随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整编为9个纵队20多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万余人率先抵达东北，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