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我党的创始人,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38年4月,张国焘叛党私逃,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中共中央将其开除党籍。

时过境迁,张国焘叛党的悲凉结局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鲜为人知。那么张国焘叛党后,国民党是如何对待他的?他的晚年又是如何度过的?

张国焘叛变,投靠共产党

张氏是江西萍乡有名的大家族,张国焘的父亲张觐光曾担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推事、象山县知事等职务。张觐光在当官的同时,还做生意,开钱庄,治田产,令原本就富裕的家庭更加富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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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张觐光和浏阳文家市的刘氏结婚,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张国焘,二子张国燕,三子张国庶,四子张国杰。除了二子张国燕早年病逝外,其余三子都长达成人。

老大张国焘以叛逆著称,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但非常可惜的是最后当了叛徒。

老三张国庶以忠烈驰名,他在兄长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务。1930年,张国庶被国民党逮捕,不管特务对他实施怎样残酷的刑罚,他都不肯透露出我党的秘密,最终被国民党杀害,尸体被抛入赣江。和他同时就义的还有他的妻子晏碧芳。

老四张国杰老实本分,他入党不到一年就遭遇了大革命失败,随后脱离组织,回乡种田,过着简朴但却平静地生活。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么他为何会背叛自己一手建立的共产党呢?其实他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则是王明。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命令,从苏联来到延安,随后以“钦差大使”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所以对他表示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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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王明和张国焘单独谈话的时候,向张国焘问起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了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夺取军事领导权。

王明摇了摇头,说:“不对不对,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顿了顿继续说:“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和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过审问已经承认了,并对其执行枪决。”

原来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红五军的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他们和李先念等人一起指挥西路军剩下部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战。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没多久,李特和黄超就被王明诬陷,并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惨遭杀害。

当张国焘听到自己的左膀右臂被处决后,他痛心地说:“李特和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

王明连忙解释道:“你不是‘托派’,不过是受‘托派’所利用!”张国焘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的同志除掉,这岂不是在帮助敌人?王明见张国焘生气了,不愿和他多说,便说:“这件事我们之后再谈吧。”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开始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前一段时间中央对他的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令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明就准备叛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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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不久后,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忙着指挥八路军抗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实则在暗暗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参加了祭拜活动,并在这里见到了国民党的蒋鼎文。

当双方祭拜完毕后,张国焘对护送他的人说:“我有事要去一趟西安,你们先回去了。”说完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

4月16日上午,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一见到蒋介石就说:“兄弟我在外糊涂多年啊!”随即投靠国民党。

4月18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党籍。

张国焘逃离陕北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妻子杨子烈,当杨子烈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毛主席提出要求:“我要去武汉找张国焘!”

对于这一要求,毛主席和党中央答应了杨子烈,主席还对她说:“你能把张国焘给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批给杨子烈500元法币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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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烈一行人先从延安到西安,然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哭得泪流满面,还说:“我一定会劝张国焘回来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本想多做做杨子烈的思想工作,没想到却被林伯渠制止了:

“没什么可做的,你没看她连孩子和行李都带上了吗?如果真的是去武汉劝张国焘回来的,又何必带这些东西?明摆着是要走,投靠张国焘的。”

杨子烈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和她谈话:“希望你能多劝劝张国焘同志,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子烈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当即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姐妹和张海威送到张国焘住处,然而结果果然不出林伯渠所料,杨子烈从此一去不复返。

过了没多久,张国焘托人捎口信到自己的老家,让母亲来武汉。从这以后,张国焘成为我党的叛徒,而他从叛逃开始,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

张国焘在国民党有着怎样的待遇?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和张国焘谈话:“不知不愿意做些什么工作?”

张国焘想了想说:

“我希望可以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方面唤醒那些迷茫的青少年,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但现在缺乏资金,还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接济一些,并高度保密,不然就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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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对张国焘还不是很信任,因此他听到张国焘的想法后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并没有付出资金或是用其他行动来表示支持。

此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很有兴趣,想要从他口中得到更多关于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地下党组织的线索。陈立夫和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他们部门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和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对这些部门的请求,全都没有答应。

不久后,张国焘来到重庆,蒋介石也给他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说:“张先生来国民党这么久,也是时候出去工作了。”张国焘听到这里十分高兴,连忙说:“不知会给我安排什么职务。”

蒋介石指着身边的戴笠说:“不如张先生去戴笠的军统部门工作吧?”张国焘点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他在戴笠的手下工作。除此之外蒋介石还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不过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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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戴笠

张国焘刚开始到军统,曾受到戴笠的高度重视。曾担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回忆说:

“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予很大的厚望,本以为他手中掌握不少共产党的秘密,没想到却没什么用处。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戴笠就立刻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的学员送给他训练;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一些策反站,戴笠就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去办。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了。”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经常劝说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叛变,为国民党工作。但不管张国焘怎么劝说,那么被抓捕的共产党员誓死不从。

1942年,国民党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一位地下党员,随后军统让张国焘做他的工作。张国焘先是向对方作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之前在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地位,但如今我还是投靠了国民党,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语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有什么可怕的?”张国焘最后也只好厚着脸皮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然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蒋介石和戴笠本想指望张国焘能对我党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表现令他们十分失望。本来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背叛共产党的人,将来也会随时背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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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批示,提出了军统特务对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除此之外,戴笠还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从我党叛逃到国民党的人。

张国焘在军统的工作不见成绩,这令戴笠大为恼火。就这样,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在办了两期后停止了,毕业的学生无法按照原定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

张国焘不再受国民党的欢迎,有时候半年也见不到戴笠一面。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的答复很不满意,于是暴跳如雷,一边拍着桌子,一边骂张国焘。

张国焘离开的时候,脸上充满丧气的神情,沈醉见状连忙进去询问戴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戴笠没有正面回复,只是说:“这家伙(张国焘)有些太不知好歹了!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过去!”

从这次以后,张国焘害怕见到戴笠,而他所享受的一切优待也慢慢消失。“失宠”后的张国焘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有时候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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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格外不满,并多次派身处重庆的周恩来前去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我党参政员将不再出席会议。

12月7日,周恩来给张冲发去电报,让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张国焘担任参政员,因此当会议召开的时候,张国焘还是参加了。

不过由于张国焘曾是我党的叛徒,因此也被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到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到一旁,在这一前提下,张国焘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可以说是“无效可参”了。

1946年,张国焘一下子成为有实权的地方过,他在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但令张国焘没想到的是,当他回归故土的时候,却意外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

当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担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慌忙逃窜。刘湘气急败坏,想要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躲过一劫。不过最后王陵基还是被撤职,又被拘留了几个月。而这件事也变成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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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陵基得知当初的死对头张国焘要来自己的地盘上任后,他连忙给了张国焘一个难堪。

那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参加宴会。宴会还没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着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也令张国焘坐立难安,只能先行告辞,落荒而逃。

可是王陵基的报复还没结束,这只是刚开始。张国焘开始工作后,王陵基经常限制他的权力,屡次制造障碍,张国焘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了两个月后,张国焘再也忍不下去了,便辞去职务,离开江西。

得知毛主席去世,张国焘对记者说了10个字

1948年年底,“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纷纷逃往台湾,一同前往的还有张国焘全家。张国焘在台湾举目无亲,很难生活下去,他本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但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似乎是将这个人遗忘了。

没过多久,张国焘住处一带的房子被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找人理论,但没有结果。张国焘深知“胳膊扭不过大腿”,他担心被国民党报复,于是连忙带着全家搬去香港。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却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生出回归大陆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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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国焘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两三年的考虑,我决定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献出我的一份力来……”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让工作人员给张国焘传话:“张国焘如果愿意回来的话,我们是接受和欢迎的。但他回来也是有条件的,必须要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但张国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1953年初夏的一天,不知如何生活下去的张国焘突然收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说是想向他了解关于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尽量满足,而他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一些报酬。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好,对叛徒的制度也放宽了很多,于是再次萌发出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转达了自己想回去的请求,不久后中央回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是要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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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张国焘

尽管张国焘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条件,但当对方真的提出来的时候,他又犹豫了。后来考虑再三,张国焘还是决定不回去了。

1958年,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收到这个消息后,再次萌发出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我愿意继续为政府做点事情,希望政府能给我相应的生活补助。”

当张国焘的要求被作为报告送呈给毛主席后,主席在上面批示:“只要张国焘可以断掉和美国人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考虑给他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如今看来,张国焘没有接受毛主席的建议。

1968年,张国焘带着妻子投奔远在加拿大的长子张海威。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来到加拿大华裔比较多的多伦多生活,张海威也在这里当老师,二儿子则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和杨子烈来到多伦多后,和大儿子一家同住,但渐渐地他发现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于是便搬出去,住进免费的养老院。当时加拿大有个规定:凡是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接受政府的救济。如此一来,张国焘和杨子烈除了能领到养老金,还能到中国餐厅小酌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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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得知这个噩耗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了句:“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久后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难以自理。而此时的杨子烈也70多岁了,再加上她的腿有残疾,根本无力照顾张国焘。张国焘无奈,只好申请了当地的老人病院,由于老人病院是慈善机构所办,因此条件很差。

张国焘中风后行动不便,说话困难,连基本的发音都很困难,他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进行简单的活动。张国焘的妻子和儿子们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望他一次,让他好受些。

后来张国焘病重,边和妻子商量解决贫穷、疾病缠身的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杨子烈想到一个人,她说:“你当年到武汉向国民党投降的时候,接待你的是萍乡同乡、担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你们两个交往多年,感情也很好,现在他也在美国,你可以找他帮忙,我相信他不会拒绝的。”

张国焘觉得杨子烈说的很有道理,便吩咐她和蔡孟坚联系。蔡孟坚得知张国焘如今的情况后沉默了,随后将这一情况告诉给台湾的黄少谷,并说:“如果张国焘在加拿大病死、饿死的话,则对张国焘和台湾都是一个讽刺。”

蒋经国念及张国焘曾帮助过自己,便请蔡孟坚捎去1万美金支票当做医药费。蔡孟坚当即飞往加拿大,将这张支票交给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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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82岁的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张海威家中,天伦之乐令张国焘有些舍不得,他想留在儿子家中继续生活,但三个儿子连自己一家都养活不了,更别说病重的张国焘了。最终张国焘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老人病院,并在这里度过他最后的日子。

1979年,加拿大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2日晚上,病床上的张国焘在翻身的时候不小心把被子和毛毯弄到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都没得到回应。张国焘只好默默忍受寒冷,而他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

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睁眼看一看家人的时候,身边却空无一人。当家人赶到老人病院的时候,张国焘已去世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