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人都去苏联考察过，甚至包括蒋介石，对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很赞赏。
不过，徐志摩的苏联之行却并不愉快，在他的眼中，苏联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变得丑陋不堪。
徐志摩是在1925年3月路过苏联的，在苏联访问了很多人和地方，后来写了一本《欧游漫录》，记载了自己在苏联的经历。
起初，徐志摩与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对新时代的苏联是充满了憧憬的，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徐志摩参观克里姆林宫后，更是失望地写道：“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在来苏联之前，徐志摩对苏俄的印象其实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大作家描写的俄国，让徐志摩充满了向往，但是，此时的苏联，却好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徐志摩还专门去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老太太告诉他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都不让卖了，不光是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买不到了。
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
老太太说，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还去了一个著名的墓园，里面埋葬着俄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人物，但是，这些墓大多数都被破坏了，比如看到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墓后，徐志摩心情复杂地写道：“今天俄国的情形，今天世界的情形，他要是看了还能笑否？”
徐志摩还去拜访了几位大学教授，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原本应该有着优越生活的教授们，却连普通人的生活都不如，住的房子很小，家具也很简陋，穿的衣服更是破烂不堪，头发胡子也很久没有打理了，乱糟糟的，如果不是知道他们的身份，还以为他们是街头的流浪汉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该地位不高的服务人员，却显得非常高傲，徐志摩在坐火车时，就遇到了一位乘务员，好像他不是来为乘客服务的，而是来管理乘客的，脸上总是一副高傲的神情，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发号施令一样，如果有哪位乘客敢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意思，立刻就会被他们训斥一顿。
总之，在徐志摩的眼里，当时的苏联就像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他曾经向往的东西全都消失不见了！
1925年秋天，徐志摩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发起了一场“苏俄仇友”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陈毅都加入了这场讨论。
1926年1月，25岁的陈毅写了一篇《纪念列宁》，寄给了《晨报副刊》，其中写道：“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
“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运动，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列宁知道这个，运用他独特的天才，根据马克思主义，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果然奴隶们翻了身。”
但是，徐志摩对陈毅的文章不屑一顾，说陈毅说的只是在“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徐志摩出身于名门世家，祖上几代都是巨富，他从小也是锦衣玉食，长大后上名校、出国留学，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名士精英，对劳苦大众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以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此，当他看到苏联的情况后，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触的心理。
看看他写的《欧游漫录》就知道了，在他眼中的“俄国文化”，就是“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只要失去了这些，就让他非常难受，说什么“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说到底，徐志摩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花花公子罢了，他在乎的就是谈情说爱，花天酒地，到了哪里都有人伺候着，如果不是会写几首诗，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人记住的。
（参考资料：《徐志摩传》《欧游漫录》《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