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卖瓜归来,脸上布满淤青和紫痕,还有血迹。母亲问他怎么回事,父亲淡淡地回答说,是躲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脸擦伤了。看着父亲故作镇定的样子,我心里阵阵难受,不禁暗暗诅咒那个打了父亲的“花衬衫”。两年后,我终于为父亲报了这个仇。

我出生在渭北的农村,尽管靠近肥沃的关中平原,但这里干旱少雨。过去因产煤而被称为“渭北黑腰带”,但对于农民来说,更贴切的称呼是“渭北旱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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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老家的雨水少得可怜,农村人用水全靠水窖。有雨时,把院子和房顶的水全收集到窖里,取用时再一桶一桶地吊上来。

洗衣服也依赖村中央的涝池,虽然常年水质不佳,但总比没有强。沟里也有泉水,但出水量非常小,离村子至少有两三公里。

除非水窖干涸,大人们才会去沟里的泉子挑水或拉水回来。

尽管我们村常年缺水,但让我不解的是,村里的西瓜却非常甜美。

我曾问过父亲,他也答不上来,只说这是村里祖辈传下来的技艺。

现在想想,正是因为我们这里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才使得西瓜比其他地方更甜。虽然西瓜个头不大,但味道却极佳。

农业合作社时期,我们村集体种西瓜。刚一分田到户,父亲便决定种西瓜,毕竟除了麦子外,这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柴米油盐、学费、盖房、娶媳妇等,都靠它。

记得刚开始时,父亲还是在小麦地里套种西瓜。种麦子时,每两行麦子中间留一行空地,以便第二年春季种西瓜。这样既不影响种麦,又不影响种西瓜。

种西瓜的地因为要收两季,所以肥力要更足一些。每年冬天农闲时,父亲都会拉着粪桶套上毛驴,去县城周边的厂矿企业厕所拉粪,只为让西瓜地的肥力更足。

谷雨还没到,父亲就早早把选好的西瓜种子用温水泡发,变成瓜秧子,再集中全家的劳动力种瓜苗。

这时,村里的涝池就热闹起来,家家户户都拉着改装的大汽油桶去涝池拉水。大家也不顾涝池的水是否干净,争着抢着先把自己的水桶灌满,以便种瓜用水。

麦收时节,父亲小心翼翼收割麦子,生怕一不小心踏坏瓜秧子。然后带领我们及时清理麦茬,深翻麦地,施肥浇水。

这时,父亲开始用发酵后的油渣给西瓜追肥。油渣其实是榨油后剩下的残渣,父亲说,用油渣上的西瓜,瓜甜而且产量高,好卖,这是祖传的秘方。

接下来便是压瓜苗,这是个既耗体力又需技巧的活,非常辛苦,而且非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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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后的六月,天越来越热。每天早上五点不到,父亲和母亲就已起床,拿了工具去压瓜苗。

一棵一棵地打掉多余的瓜秧,每隔一定长度的瓜秧要用土压住。压瓜时每棵西瓜留两根瓜秧,一主一辅,主瓜秧挂果。

这样的工作要重复数次。尤其是坐果授粉的关键时期,工作更紧迫。

早上太阳没出来时,蹲在西瓜地里干活,人还能接受。一旦太阳出来,马上就是火辣辣的晒,蹲几分钟汗便出来了,干这活一蹲就是大半天,又困又累又热。

站起来时腰酸背疼,两眼直冒金星,那些个中滋味非亲历难以体会。

到了七月,西瓜长到五六斤重后,父亲便忙着在瓜地搭起瓜棚,开始晚上看瓜的环节。

偷西瓜并不可怕,最怕的是那些既偷又破坏的人。

有一年,张二爷因病住院没能看守他的西瓜园。结果,一群喝了酒的城里小青年来了,他们不仅偷走了张二爷许多西瓜,还把许多未成熟的西瓜当成足球,一个个踢烂,至少损失了七八十个西瓜,真让人气愤!

看瓜最难熬的就是后半夜。前半夜人还不太困,但到了后半夜,人又累又困,这时也是小偷最容易下手的时候。

不过,相比于卖西瓜,种西瓜的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种西瓜时的劳累,对于农民来说是可以控制的,无非是耗费一些力气而已。

而卖西瓜则不同,要把产品变成商品,把西瓜换成一沓沓的钞票,那才算完成了整个西瓜的最终环节。

七月中旬,西瓜成熟后,父亲便开始进城卖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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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西瓜前一天,父亲下午就开始卸瓜。他一个一个地拍打西瓜,判断其成熟度,熟了就摘下来。我和妹妹负责把瓜背出来,装到架车上。

以前我小,卖西瓜这活主要由父亲和母亲两人完成,我和妹妹在父亲走后,去瓜园看瓜。

后来,我渐渐长大,能够替代母亲,帮助父亲进城卖瓜。从此之后,在瓜园通往城市的路上,又多了一个青春少年。

我们村卖西瓜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县城,一个是铜川。

县城虽然离我们村近,但人口少,消费群体有限,西瓜卖不上高价。

铜川虽然离我们村远得多,但因为是一个因煤而兴的移民城市,人口多,一般情况下西瓜不愁卖。为了卖个高价,父亲当年一直以铜川为主。

从我们村到铜川市区大概有二十五六公里,到北关的话将近三十公里。

这段路现在开车最多也就二十分钟不到,但三十多年前,靠着两条腿拉着架子车一路步行上坡,那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早上五点左右,母亲便给我和父亲准备早饭,吃上两个蒸馍夹绿辣子,再喝上母亲熬的包谷糁,然后给布袋里装上几个干馍或锅盔,提上个热水瓶,我便和父亲开始拉着西瓜车上路。

一路上,父亲驾辕,我则把一根大绳拴在架子车的另一侧,将绳子的另一端在自己的胳膊上缠几圈后放在肩膀上用力拉车,以减轻父亲的体力。

天刚蒙蒙亮,但路上去铜川卖瓜、卖菜的人已经不少了。

那些卖菜的农民更为辛苦,他们大多是来自耀县城周边的菜农。半夜就开始摘菜,然后骑着自行车,带着将近二百斤重的菜,骑到铜川市区去卖。

大概早上九十点钟,我和父亲便到达铜川市中心的文化宫附近,这里是当时的市政府所在地,周边有市政府家属院和矿务局家属院。

尽管市中心不允许摆摊,但父亲多年在这一带卖瓜,对这里的地形和情况非常熟悉。我们通常找一个家属院的门口或人多的巷子口,开始卖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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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属院和巷子口人多,但卖瓜的也多。放眼望去,基本都是我们村或附近村的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因为卖瓜的多,买瓜的人也就有了更多选择,谁家的瓜又甜又便宜就买谁家的。这时候,父亲会选一个最好的西瓜,用刀切成小块,方便顾客品尝。

由于卖瓜的相互间认识,在价格方面大家有默契,不随意砸价。等待顾客的时候是最难熬的,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什么情况。

天越热,西瓜卖得越快。为了让瓜卖得快些、价格高些,瓜农们即使再热也毫无怨言,反倒盼着天气再热一些,这样人们才会选择吃西瓜。

这不禁让人想起白居易的《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但七八月的天,越是炎热,越容易下雷阵雨。特别是下午三四点钟,如果北边起了黑云,雷阵雨很快就会来。

一场雷阵雨过后,通常是下午四五点了。如果西瓜还没卖完,只能贱卖了,毕竟不可能把没卖完的西瓜再拉回去,家里的瓜园还有大量的西瓜需要拉出去卖。

有一天,我和父亲拉着一车西瓜本想在文化宫附近卖,但去过好几个家属院门口,都摆满了西瓜摊子。无奈之下,父亲说:“走,去北关。”

北关是如今的印台区政府所在地,当时有铜川师范、市一中、市农业局、林业局等,城市人口也多。

到了北关,西瓜卖得也不是很好,可能那年种瓜的人太多了吧。前两年西瓜少时,很多人买了瓜就自己抱着回去。如今西瓜多了,价格便宜了,买瓜的人却更挑剔了。

他们不仅把价格压得很低,还要卖瓜的人送到楼上去。可为了能把瓜卖出去,就是住在顶楼也得送,谁让我们是农民呢。

到了北关,父亲指着铜川师范的门牌对我说:“娃呀,你要好好念书,将来考到这里边,就不用像我们一样天天受这苦了。”

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农村学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初中毕业考上铜川师范或中专,这样就能早早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我有个同学,为了考上铜川师范,初中补习了五六年。

看着那些从师范校门里进进出出的学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这里。

尽管我们辛辛苦苦把西瓜拉到北关,卖得还是不好。快下午三点了,一车西瓜才卖了一半左右。

这时北边的天空越来越暗,雷阵雨马上就要来了。为了赶在雷阵雨前卖掉西瓜,父亲只好大声吆喝:“西瓜便宜卖了,一毛五一斤了。”

可还是没赶在雷阵雨前把瓜卖完。雷阵雨说来就来,父亲把一片塑料纸递给我,他则披了一个装西瓜用的化肥袋子。我们父子俩就在架子车下面躲雨。

将近一个小时后,大暴雨才停。尽管我们躲在架子车下面避雨,但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浑身上下全湿了。那种狼狈至今想起都让人心酸。

街道顿时凉快了许多,但因为下雨,几乎没了行人,而我们车上还有四五个西瓜没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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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努力吆喝着,可街上行人太少。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出现了。他戴着蛤蟆镜,留着大背头,上身穿花格子衬衫,下身是喇叭裤,脚上拖鞋。

他这一身打扮,一看就像个二流子,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时,“花衬衫”走过来问了西瓜的价格,对父亲说道:“一毛钱,这几个瓜我全要了。”

父亲可能觉得这个“花衬衫”有点不靠谱,但这会儿没有别的买主,时间也不早了,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全部卖给他。最后的五个西瓜装进一个大蛇皮袋,满满的一袋子。父亲说:“一毛钱一斤,七十八斤,七块八毛钱,你给七块五算了。”

“花衬衫”爽快地给了父亲八块钱,说那两毛钱不用找了,然后让父亲把瓜背到楼上去。

我自告奋勇要去背西瓜,父亲却说:“你就在这儿看架子车,我去。”约摸半小时后,父亲才回来,我看到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几道血印子,衬衫上的扣子也被扯掉了两个。

我急忙问他怎么了,父亲叹了口气说:“唉,今天碰上瞎怂了。幸好你装了一部分卖瓜的钱,我装了一些。虽然吃了些亏,挨了几拳,但钱没被抢走,不然,唉!”

晚上九点多,我和父亲回到家,母亲看到父亲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脸血印子,急忙问他怎么了。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今天下雨躲雨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把脸蹭破了。”

看着父亲故作淡定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阵酸痛,但想想父亲即使告诉母亲真相又能如何?以后还得去铜川卖瓜,可能还会遇到这种情况。谁让咱是农民呢?

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铜川师范,跳出了农门。在送我去学校的路上,父亲高兴地说道:“娃,好好学,将来当个人民老师,不过千万不敢把本忘了。”

北关地方本来就不大,在铜川师范上了一年之后,我就将这一片的角角落落都走遍了。一个冬日傍晚,我刚准备回学校,走到一个路口时,迎面遇到一个人,让我大吃一惊。那人正是曾经抢父亲西瓜钱的“花衬衫”。

虽然时间过去了两年多,但他左脸上指甲盖大小的黑痣太明显,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狂跳不止。

不行,我得想办法给父亲报仇。

我继续向前走了大概一百多米,然后马上折身返回,握紧拳头,快速地练习了几遍左右勾拳。我慢慢地跟在“花衬衫”后面,看到四周没人,走到离他半米远时,我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

“花衬衫”本能地回头,我一记勾拳照着他的下巴打去。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偷袭,一记勾拳直接将他打倒在地。紧接着,我抬脚在他的头上和脸上踢了十几下,边踢边喊:“我让你欺侮我哥们,让你欺侮我哥们!”

“花衬衫”没来得及看清我是谁,就被踢得不知东南西北,只喊道:“哥们,你是谁?我真的没有欺侮你哥们,你肯定找错人了。”

我哪管他说什么,继续踢他:“让你再欺侮我哥们!”

踢了十几脚后,“花衬衫”只剩下哀嚎。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人走过来,急忙跑进一个家属院,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绕了几下,终于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后,我的心还砰砰跳个不停,生怕“花衬衫”认出我来。后来,我在北关街道上还遇到过几次“花衬衫”,但他根本没认出我来,可能当时他根本没看清是谁打的他。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十年已悄然流逝,与父亲共度的那些艰辛岁月如今成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

那段时光,我见证了父亲的坚韧与执着,他的汗水与泪水,他的爱与希望。他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坚持。

父亲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有信念和勇气,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花衬衫”事件,虽然已成往事,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时的我,年轻气盛,为了替父亲出头,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逐渐明白,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真正的成长和成熟,是学会用智慧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回首过去,我深感自己是幸运的。在生活的道路上,虽然有过挫折和磨难,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同时,我也希望那些像我一样从农村走出来或者将要走来的孩子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用一份坚定的信念,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