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翻译自韩国《中央日报》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在12日公开的报告书中提议:“应该将G7扩大为包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G9。”提议增加两国的理由是G7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以及偏重欧洲的现行体制的局限性。
G7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7个国家。1975年，除加拿大(1976年加入)以外，以G6开始的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世界的60%。发达国家首脑年度会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定“游戏规则”的会议。但是，G7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1992年达到66.9%的峰值后，下降到43.4%。原因是1970年代中国的GDP占比仅为3%，但现在却激增至18%。
因此，与中国竞争的美国迫切需要像韩国这样的，拥有左右未来经济安全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最尖端半导体技术的亚洲伙伴，但G7依然局限在1970年代的经济中心欧洲。由于受到欧洲的强烈影响，欧洲委员会主席(1977年)和欧洲理事会主席(2010年)也以准成员国的身份加入。目前，在G7 的9个成员国中，欧洲占据了6个席位。
CSIS对此指出:“在G7中，代表亚洲的国家只有一个(日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被排除在外。这种结构无法引领全球的治理。”
特别是对韩国，他强调说:“韩国在保护新兴技术供应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韩国取得了比G7部分成员国更优秀的成果。”CSIS还提议，为了让韩国和澳大利亚成为新成员国，可以合并占据2个席位的欧盟相关机构的会员资格。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排除现有的某些欧洲国家的话，欧盟就应该空出一个席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美国，出现了在G7中增加韩国的跨党派讨论。韩国加入G7的讨论始于2020年5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向G11体制的转换，即增加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这4个国家。但是，相关讨论在拜登执政后被中断了。在去年举行广岛首脑会议之前，有人提出讨论增加韩国的可能性时，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并不清楚有关成员国变化的讨论。”
去年11月，拜登总统的亲信罗恩•克莱因(前总统首席顾问)在发给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的文章中称:“考虑到中国的挑战，将亚太国家中的韩国和澳大利亚列入为G9是妥当的方案。”由此重新展开了相关讨论。
被指定为特朗普再次执政时的总统顾问候选人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前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和战斗力开发的副助理部长)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表示:“亚洲是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所以有必要将欧洲成员国改为亚洲国家。为了说服欧洲，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支持把加拿大排除掉，把韩国列入成员国。”
一位韩国外交消息灵通人士当天表示:“韩国加入G7意味着韩国将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目前，反对韩国加入G7阵营的是担心因成员国的增加会削弱自身发言权的欧洲国家。在欧洲，赞成韩国加入G7的只有退出欧盟的英国。亚洲唯一的成员国日本也担心自己的作用会缩小，不愿看到韩国的加入。这种气氛直接反映在最近有关是否邀请韩国总统参加G7峰会的讨论上。
继特朗普政府时期的2020年美国G7峰会后，2021年英国峰会也正式邀请了韩国。虽然去年日本也邀请了韩国，但考虑到美国当时想要加强美日韩同盟，不管日本愿意与否，也不能忽视美国的意见。相反，2022年的主办国德国和今年的主办国意大利，这两个欧洲国家都把韩国排除在邀请对象之外。
CSIS表示:“广岛峰会时提出了人工智能和经济安全保障等充满野心的全球性议题，但意大利将议题转换为非洲移民问题(欧洲议题)，忽视了议题的连贯性。”同时还指出“议题的不连贯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混乱、给公约履行力带来局限。”这番言论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是对不邀请人工智能和经济安保核心合作国家韩国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