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
1953年10月，罗瑞卿的一通电话，让许建国感到非常奇怪，以往罗瑞卿有事都是直接在电话里讲，像今天这样亲自从北京赶到上海交代任务，还是头一次。
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许建国预感到这一任务必定保密程度极高。
当天下午，罗瑞卿匆匆走进许建国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拉着他去了小会议室，拿出一封信塞进他手里让他先看。许建国打开信一看，当场被吓了一跳，这封匿名举报信中所要揭发的人，居然是毛主席的夫人。
许建国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起来。
早在延安时期，许建国和毛主席的夫人就有过接触。当时毛主席的夫人刚刚从上海来到延安，被安排在鲁艺学习，而许建国那个时候负责保卫工作，和毛主席的夫人经常接触，对于毛主席夫人过去的事情，也有一些了解。
“我已经向毛主席做过汇报，毛主席指示要找绝对可靠的人进行秘密调查，我想将这件事交由你去办。”罗瑞卿郑重地叮嘱道：“绝不能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
“请首长放心。”许建国明知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接了下来。罗瑞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许建国刚刚展开调查没几天，毛主席夫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先是痛骂了一番写匿名信的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然后问许建国调查的怎么样。许建国自然不会将调查的结果告诉她，结果二人因此结下了怨。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许建国和毛主席的夫人关系就并不太好，但这一次结下的这个怨，却给许建国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由于在上海工作期间成绩突出，许建国在1954年末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离开上海前，因为罗瑞卿交待的事情还没有查清，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该如何处理，罗瑞卿长叹一声，对许建国说：
“没有查清楚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
到中央工作以后，许建国按照中央的指示，亲自检查清理积案的工作，纠正了一批错案，减少和避免了冤错案件的发生。四年之后，陈毅提议调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亲自找许建国谈话，让他出国当几年大使，加强一下外交战线。长久以来，许建国都是做公安保卫工作的，从没接触过外交工作，因此有些畏难情绪。
“外行可以变内行嘛，外交工作就是需要老同志去加强。”毛主席笑着鼓励道。一向对党忠诚的许建国服从了组织决定，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到外交部报到后，许建国先随邓小平到济南巡视，之后又前往南方各地参观，直到1959年5月才前往罗马尼亚上任大使职务。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许建国对罗马尼亚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区别对待东欧各国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
1964年期满回国后，许建国又被任命为阿尔巴尼亚大使。上任之后，许建国用了十个月的时间，跑遍了阿尔巴尼亚的每一个角落，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1966年，许建国回到北京不久，政治风暴开始了，罗瑞卿、陈毅相继遭受到了冲击。周总理将许建国叫到北京饭店，询问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是不是收到罗瑞卿交给他的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毛主席夫人过去的历史问题。
许建国据实回答，周总理又追问当时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一旁的张春桥不等许建国回答，插话责问许建国，自己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你当时只是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许建国向来看不惯张春桥，当场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弄得张春桥哑口无言。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许建国已经敏锐的意识到，这件事不可能就此罢休，他必须早做准备。眼看着北京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许建国在一个深夜决定，将自己隐藏的那些绝密材料全部烧掉，以免带来更大的灾难。
果然，在许建国烧掉那些绝密材料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许建国坚持不肯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最终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关押起来。
由于身份特殊，许建国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之中，见不到任何人，每天只能不停地写材料交待自己的“罪行”。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许建国始终保持乐观，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学习马列毛的著作。
一晃五年多过去了，随着陈毅的离世，周总理趁机推动落实老干部政策，许建国也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家人。到后来，许建国每隔半年时间都能和家人见一次面，短暂的会见给了身陷囹圄的许建国巨大的鼓舞。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许建国的妻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许建国“保外就医”。早在井冈山时期，邓小平就认识了许建国，而且许建国还是邓小平和卓琳的红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卓琳选择前往延安投奔革命。陕北公学毕业后，卓琳先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之后又被调到边区保卫处的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到敌后做秘密工作。
1939年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会议，同住的邓发见邓小平没有妻子，一有空就带着他去保安处玩，因此结识了年轻漂亮、性格活泼的卓琳。在许建国和邓发的牵线搭桥下，邓小平大胆求爱，最终打动了卓琳，二人携手走过了一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邓、许两家还经常走动，感情十分深厚。因此当邓小平看到许建国妻子写来的信之后，明知许建国的“罪名”不小，还是毅然批示同意让许建国“保外就医”。
为了这件事，毛主席的夫人还找邓小平大吵了一架，但邓小平没有理睬她。
1976年，随着十年政治风暴的落幕，让许建国看到了继续工作的希望。然而就在此时，许建国被查出患有肺癌，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尽管家人和医生对他隐瞒了病情，但许建国还是猜到了自己患的是什么病。
由于心态良好，许建国经过两个疗程的化疗之后，病情有所控制。为了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恢复名誉，许建国提笔给中央写了申诉信，请求对自己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许建国的申诉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应。但许建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还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为一些同志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大量的真实材料。
就这样，许建国整整又坚持了近一年的时间。1977年10月，已经进入弥留阶段的许建国，终于盼来了组织上的人。当许建国兴奋地坚持从床上坐起来，却听到了“中央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的结论。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悲愤地喊了一声，倒在了床上，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许建国19岁投身革命工作，长期奋战在公安保卫工作的一线，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功绩自然不会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1980年，中央为许建国作出最正确的结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李先念在追悼会上，宣布了为许建国彻底平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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