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成为了党中央第一书记，随后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赫赫有名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开始了。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社会主义道路”，使得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力减弱，为此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联合其他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一场旨在消解“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改革的行动计划......
入侵
1968年8月10日前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决定在捷共第十四次大会开幕和更早一点于8月26日召开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会议之前采取行动。他们选定于8月20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
勃列日涅夫
在苏联领导人告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对新近协议的反应上的不满之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于8月15—17日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在瓦西尔·比拉克（Vasil Birak）和反改革团体的协助下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反改革团体的成员将会保证对媒体、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内务部的控制。
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瓦尔特·乌布利希（民德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领导人）、（保加利亚领导人）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
瓦尔特·乌布利希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卡达尔·亚诺什
托多尔·日夫科夫
另一方面，当捷共主席团于8月20日开会时，比拉克和其他强硬派试图举行一次不信任投票来推翻杜布切克，并且用一个服从苏联的临时政府取代他。然而，杜布切克成功地搁置了比拉克的动议，继续按照会议日程的计划开展党务工作。
比拉克
随着争论持续到深夜，主席团成员得到消息称：在没有通知杜布切克或者主要政府官员的情况下，华约已经发动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原来在当天晚上，苏、波、匈、保、民德五国就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图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
接到消息的主席团随即发出了对武装干涉的谴责，称其侵犯了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主权。并且主席团还要求公众保持冷静，避免任何直接挑衅或武力回应。陆军和空军收到指令，不投入保卫国家的武力抵抗，也不对正在前进的华约部队采取行动。
1968年8月20日晚上11时左右，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而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并迅速占领机场。
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名捷克人被杀，这与匈牙利十月事件相比，损失大大减少。
这次代号为“多瑙河行动”的入侵，以16.5万名苏联士兵和4600辆坦克作为先驱部队。华约军队于8月20日晚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随后的一天里，又从匈牙利、东德和波兰跨过边界。
苏联军事人员防卫布拉格的鲁齐涅机场，保障第一天期间120架次的AN—12型飞机的降落。到第一周结束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士兵的数量已经上升到50万，并有超过6000辆坦克提供支援！
随着苏军占领布拉格和杜布切克被逮捕，这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走向尽头，与之一起终结的，还有杜布切克在“人道社会主义”中的试验。杜布切克后来写道，这次入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我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水晶球来预见俄国的入侵。无论是在1月到8月20日间的任何时候，事实上，我都不相信那将会发生。”
改革夭折
1968年8月21日，国民大会与劳工组织、记者、科学家、广播媒体以及党和政府官员一起对入侵进行谴责。苏联广播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盟友曾经收到捷共和政府中一些人的邀请，请他们提供援助以结束反革命的威胁。
苏联人迅即劫持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弗兰蒂舍克·克列格尔(国民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两人，在克格勃的监督下转移他们到华沙、乌克兰以及莫斯科。
杜布切克
随着大街上的群众数量剧增并且投身于愤怒的示威活动、总罢工和非暴力的阻碍行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强硬派未能迅速行动组织一个新的支持苏联的政府，部分原因是比拉克的小组缺少填补杜布切克被解职后造成的真空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布拉格市民拆掉路牌、标志和门牌号码，给华约坦克兵制造混乱，并且试图说服外国应招士兵，这次入侵是一个不幸的误会，华约军队应当回家去。要求军队撤退并释放被拘押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请愿书在布拉格传播。
紧要关头，公众避免了曾经在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期间导致重大流血事件的那种类型的抵抗活动。市民被劝告遵循刊登在《布拉格晚报》上的抵抗“十诫”:“1.不知道；2.不关心；3.不相告；4.不从事；5.不知怎么做；6.不给予；7.不逃离；8.不出卖；9.不张扬；10.什么都不做。”
8月22日，超过1200名捷共代表公然反抗苏联及捷共通敌者，他们出席在布拉格维索恰尼区的CKD工厂举行的第十四次党代表特别大会。由于策划时间紧急，那些出席大会的人绝大部分是捷克人，不过代表们决定，快速行动对于否定据称是引发这次入侵的“邀请”来说是必要的。
大会要求进行一次一小时停工，表示对杜布切克作为党领导人的强力支持，并且任命了一个新的支持改革的中央委员会。随后的一天，杜布切克和他的团队抵达莫斯科，在此之前斯沃博达及其同行者早就到了苏联首都。
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拒绝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合作，不同意接受军事干预的合法性，不过斯沃博达有能力说服苏联把杜布切克及其他人归还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还要求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否认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及其活动。
柯西金
8月26日，苏联政府与斯沃博达、杜布切克的团队和强硬派会面，会上苏联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莫斯科协议》上达成一致，协议是一份15点文件，否定最近的党代表大会上的决定和宣言，并且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社会主义、谴责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恢复审查制度以及从党和政府的关键岗位上排除支持改革的官员。
斯沃博达
最终杜布切克及其同僚保住了他们的职位，不过尽管缺少将1月后的政策与反革命联系的例证，协议从其他方面命令撤销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并且将杜布切克和改革者置于易受未来行动伤害的境地。
随着26日捷苏签署协议，同意“盟军” “暂时留驻”，直到1990年2月，两国才最终签署苏从捷撤军协议。一直到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代替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改革运动才彻底夭折。
古斯塔夫·胡萨克
1968年8月26—29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会议上，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的斯共代表听取了古斯塔夫·胡萨克有关莫斯科会议的报告，接着选举胡萨克接替比拉克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古斯塔夫·胡萨克
斯洛伐克代表大会起初宣布支持在维索恰尼举行的捷共代表大会，不过在古斯塔夫·胡萨克抵达后不久，由于基于缺少足够的斯洛伐克代表的情况，他质疑了布拉格会议的有效性。
8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返回布拉格，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后来发表了一次电台广播，告知公众在莫斯科进行的商议在一般意义上的结果。同一天，苏联军队开始从市中心和布拉格城堡附近的区域撤出。一份9月份发表的报告宣布对布拉格的占领共造成2人死亡和431例重伤，此外还有对这座城市中许多建筑物的损毁。
余波
在1968年8月末到9月初，克列格尔、希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和政府中主要的改革派或辞职或被替换。杜布切克推选改革派进入捷共主席团的努力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批评，后者支持比拉克和保守派。
勃列日涅夫
1969年1月7日，改革派斯姆尔科夫斯基未能赢得足够的支持保住他作为国民大会主席的关键职位。曾经赞成布拉格之春的胡萨克，此时被证明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指望从改革的结束和政治气候的转变中获取利益。
斯姆尔科夫斯基
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于10月3—4日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讨论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正常化”和苏联军队在该国的继续存在议题。随着进一步的磋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迫于压力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大约8万名苏联士兵“临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
杜布切克与胡萨克
1969年1月16日，一个名叫扬·帕拉赫的查理大学学生在布拉格文采斯拉斯广场顶端的国家博物馆前脱掉他的外衣，然后用易燃的液体淋湿自己，试图进行一次命名为“火炬一号”的自焚行为。
扬·帕拉赫
事后钉在帕拉赫外衣口袋里的便条解释了他是通过抽签被选来进行这次牺牲行为，以此来反抗苏联领导的对他祖国的入侵和镇压。帕拉赫超过85%的身体被严重烧伤，并于三天后去世。
对帕拉赫去世的举国哀悼从布拉格开始，而1月25日的葬礼成为全面“正常化”开始之前最后一次主要的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从1月20日至25日，19名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的学生参与了一次绝食抗议，以示与帕拉赫的反抗行为团结一致。
帕拉赫
1969年3月末，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冰球世界锦标赛，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很好的庆祝理由，他们的国家队在两次与苏联队相遇的时候均取得了胜利。对苏联的胜利促使大约50万人在第二场比赛之后参加全国范围的游行活动，同时在布拉格，几千人袭击了苏联国有航空公司(Aeroflot)的办公室。
冰球世界锦标赛
在4月17日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期间，杜布切克辞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且提议胡萨克作为他的接任者，不过杜布切克继续是主席团中的一员。把保留一些布拉格之春的改革的信任寄托在胡萨克身上是极其错误的，换来的是“正常化”引发的镇压和改革的倒退。
审查制度的重新引入带来对报纸、广播和电视更严密的政府控制，改革者发起的出版物也被禁止。然而公众并没有完全忘记1968年8月的事件，1969年8月19—21日，在苏联领导的入侵一周年时，示威活动出现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城市的街头。
军队和民兵恢复秩序的努力造成5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以及接近300人被逮捕。作家和知识分子，如哈韦尔、瓦楚里克和科豪特，选择在入侵一周年时发表一份《十点宣言》,谴责镇压的恢复和“正常化”政策。
政府对批评的反应是颁布法律，旨在维持秩序和有助于针对批评者及参与未经许可的公众集会的人的法律诉讼。在1969年秋天的几个月里，对改革者的清洗仍在继续，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失去了他们在国民大会中的职务，捷共开始全党铲除支持改革的成员和技术专家，恢复它的工人阶级基础。
斯沃博达总统在1970年新年向全国的致辞中，概述了正常化的首要目标，同时强调了捷共在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和该国与苏联的外交及军事联系的重要性。同一个月里，对党和政府的进一步清洗导致杜布切克辞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的大使。
斯沃博达总统
切尔尼克被从主席团除名，总理职位由副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接替，他将保有那个职位直到1988年10月。1970年5月，政府从土耳其召回杜布切克，捷共将他开除党籍，这个行动还针对其他一些看来不配做捷共成员的人。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
改革行动计划的关键撰稿人兹德内克·姆利纳日则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且失去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职位，在随后的七年里，一直在国家博物馆的词源部门工作。到这一年末，根据胡萨克和捷共官员的汇报，被筛选的党员中只有78%被允许保留党籍。
1971年5月，官方认可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公开否定了1968年8月在维索恰尼举行的第十四次特别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作为党和社会清洗的一部分，未经许可的学生团体或组织，如索科尔和十字军，再一次被禁止。
数千名教育工作者、学者、科学家、记者、广播媒体的成员和其他人失去了工作，艺术家和作家面临展览、演出和出版的禁令。许多曾经支持1968年改革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成为惩罚的受害者。
这个惩罚来自那些为了极端保守地保护旧状态而寻求消除布拉格之春所有痕迹的人。其他人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到1971年年底，大约13万至14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离开去其他新的地方......
对于震惊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比如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
乔冠华
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
奥雷尔·杜马
周恩来总理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郭沫若
结果就是在1968年8月22日晚，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
陈毅
陈毅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了他。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国军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
齐奥塞斯库
最终，中国政府便在罗马尼亚国庆日的招待会上，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