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的一天晚上，毛主席正趴在屋子里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自己来江西寻乌调研的调查报告。突然一阵敲门声后，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端着碗饭，面带喜色的走进房间。
主席写东西时一般不会被外界所扰，可这一回他却意外停住了手中的笔，鼻子嗅了嗅，目光转向了桌上的饭菜。
当时毛主席颇为惊讶，询问身旁的吴吉清：“你这辣椒哪里弄来的？”吴吉清则连忙回答道：“老表哪里弄来的！”
可谁知，毛主席一听这话，脸色陡然大变，来回踱步地对吴吉清说道：“你可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你们连长没跟你说吗？”吴吉清回答说：“没有！”
而听到警卫员回复后，毛主席想了想，和颜悦色对吴吉清说：“这件事不怪你，主要是我们宣传不到位，教育没跟上。你一会儿去跟你们连长说，让司务长从我伙食费里把辣椒钱拿出来给老乡送去，还要给人家道歉。”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日常生活的节俭与严苛，当然我们也不难了解吴吉清对毛主席有多关心。
众所周知身为湖南人，毛主席嗜辣如命，但如今由于条件限制，每顿饭都是清水，吴吉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这才有了要给毛主席改善伙食的想法。
吴吉清自1930年起，陪伴在毛主席身边6年，见证了红军的五次反围剿，还经历了长征，与毛主席一起度过了那段最为困难的时光，是毛主席最早一批中的警卫员。
1909年，吴吉清出生于江西省会昌县周田镇。
由于家境贫寒，再加上出生后没多久，家中唯一的顶梁柱父亲也因操劳过度而倒下，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吴吉清就为了填饱肚子而四处奔波。
吴吉清老实憨厚，做事也比较勤勉，但尽管如此日子依旧过得不尽人意，经常吃一顿饿三顿就算了，还会时不时的遭到地主老财的压迫、欺负。
1930年的某一天，21岁的吴吉清再也无法忍受地主欺凌，直接将一直压榨自己的地主家儿子给暴揍了一顿。
在发泄完满腔怒火后，吴吉清冷静下来后认为自己虽然暂时出了口恶气，但也断了后路，如果今后地主要报复的话，自己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在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逃跑。
但跑到哪里落脚才合适呢？恰好这时“红色风暴”席卷了整个赣鄱大地，吴吉清听说红军是专为底层穷人打抱不平的，于是选择了加入。在他看来，这样既能躲开地主报复，还能解决温饱问题，摆脱以前被豪绅欺负的苦日子。
在队伍里，吴吉清年轻力壮，做事老辣又胆大心细，所以很快便脱颖而出被组织委以重任，担任毛主席警卫员。
一开始来到毛主席身边时，吴吉清显得有些腼腆、内向。当时主席曾询问过他叫啥名字，吴吉清支支吾吾一直回答不上来。毕竟是穷苦出身，父亲又早逝，大字不认识几个，所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而看到吴吉清因“名字”而急得面红耳赤的样子之时，毛主席也不禁笑了起来，之后为了宽慰他，就笑着说：“要不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如何？”然后便给他起了“吴吉清”这个名字。
1933年8月17日，毛主席与江西军区参谋长陈奇涵一行人亲自下基层，来到中央苏区长胜县铲田区做调查工作。
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一行四人顶着酷暑深入当地村庄，衣着朴素，脚穿麻布草鞋，身上背着干粮袋，与平常百姓无异，之后便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坐下来搞座谈，解决当地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
听说毛主席等人到村里，时任铲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赤牯十分激动，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红军家属许大娘家里找到了他们。
在见面后，钟赤牯颇有些埋怨的嘟囔道：“毛主席，你们进村来，为啥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呀！”
毛主席看着满头大汗的钟赤牯，然后拍了拍他肩膀笑着说道：“为什么要事先打招呼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现在不少干部下乡，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作风很不好嘛！”
由于忙得太晚，毛主席一行人当天便住在了区苏维埃政府旁边的一所破旧祠堂内，晚饭很朴素，只有简单的一些芋头粥、红薯和咸萝卜干。钟赤牯看到这一幕，执意让下面的人去多炒几个菜，但却被毛主席阻止了。
次日，毛主席等人要赶回瑞金临时中央政府开会。临走前，毛主席便嘱咐吴吉清：“你按照规定去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费、住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只是铲田区财政部部长听说吴吉清是来结算毛主席伙食费之时，说什么都不肯收。吴吉清推辞不下，无奈只好收回钱，快马加鞭赶上了先行的毛主席。
毛主席见他办事归来，便立即询问他：“食宿费结了吗？”吴吉清则吞吞吐吐的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但毛主席听闻后却很生气，立即要求吴吉清再次返回，把账目全部结清。
同行参谋长陈奇涵眼看已经离苏维埃政府已经很远了，便出来打圆场，笑着说：“毛主席，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你们赶路要紧！”
之后毛主席便紧握着陈奇涵的手，千叮万嘱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方面更要严格。”陈奇涵郑重地点了点头，后来将食宿费一元四角五分全部转交。
此事过后，吴吉清虽然被批评，但却完全被毛主席的简朴与纪律性震撼住了，内心更加坚定自己要留在红军，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学习的决心。
早些时候，由于中央苏区的不断巩固、扩大，中共中央不仅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逐渐设立了国家银行与国家银行金库，自此不仅有完善政治体系，还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1932年4月，红军在攻下闽南重镇漳州后，曾筹集到上百万块银元，与无数金银器。但在哪里保存这些军费，却成为摆在毛主席眼前的一大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将“藏宝地”敲定在长汀、瑞金交界处的石城，毕竟此地离瑞金叶坪不到40公里，不仅离得近，还有一条极其隐秘的古道，不易被敌人发现，进退也十分方便。
其实我们从毛主席的关注程度上，便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笔钱对苏维埃政权有多重要。
当时为确保该地真正能做到万无一失，毛主席先后五次来到石城考察地形，敲定了当地龙岗水庙、绿水、横江张坑、珠玑四个地方，后来觉得横江张坑最具隐蔽性，便将它作为国家银行秘密金库选址。
为了确保安全，不被敌人侦察机发现，选址也没有进行过多改造，只是利用山上的天然山洞与纸寮，再简单修缮一下便正式投入使用。
此后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先是由毛主席胞弟、时任石城支行行长的毛泽覃暗中保护，再是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莫钧涛秘密管理。
而毛主席在指定国家银行总务处处长莫钧涛管理金库时，还曾嘱咐过他：“要像你的名字一样，在金钱上均匀、公平，不可偏颇；替政府管好财，当好家，千万不能当败家子；做银行工作，天天同钱打交道，切不可贪污和浪费。”
因此这个秘密金库一直很安全，没有泄露任何消息。而且凡是要运款、送款到“藏宝地点”之时，都会绕道行走。
可是1934年起，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要开始长征，战略转移的困难程度本就不低，而要带着这么大一笔钱就更加令人头疼。
当时对于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身为亲历者，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的吴吉清则在自己的著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详细揭露了当时在毛主席的决策下，如何将如此庞大的秘密金库转移的方法。
当时中央决定先将“秘密金库”运回瑞金，然后分开细化处理。
首先，金条与发行的纸币仍然统一保管；接着，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把银元等其他大型物资化整为零，分发给各军团，由红军战士负责背着行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本质上是一个“流动银行”，但显然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很难贯彻实施下去，因为这需要参与者保证绝佳的纪律性。若是参加的人都饱藏私心，想着长征时揽财跑路，那么“流动”也将变成“流失”。
而事实证明，红军部队确实具备这样的品质。当时在红军“中央银行”一下子划分成许多个“个体小分行”后，毛主席警卫员吴吉清也被分配了30块银元。
吴吉清在书中表示：他在长征的路上，爬雪山、过草地风险极大，但即使是穷到吃草根、啃树皮，他身上带的30块银元也没丢，一直视若珍宝。
由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要花费的时间很长，战士们闲暇之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把玩手里的银元，所以等到大家带着银元抵达延安之时，这些银元里有几块是袁大头，有几块是苏区自造，甚至银元身上哪块有划痕他们也都一清二楚。
对于他们而言，这些银元就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所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守护好属于红军的财富。在红军抵达陕北后，便把这些财富逐步上交到设立在延安的中央腹地。
正是有无数个“吴吉清”的努力，使得秘密金库一百多万块银元顺利转移成功，当这笔钱再度汇集起来后，很快便成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最重要的后盾。
我们前头有提及，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只呆了六年。这是因为在1937年，他于党中央的安排下调离了毛主席，被安排在了国民经济部管理科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经历过长征的洗礼，与在毛主席身边数年的淬炼。在全新的岗位上，吴吉清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依旧像以前一样勤勤恳恳，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认真守纪。
一年冬天，废寝忘食工作的吴吉清忽然染上了风寒，一开始他以为只是小毛病，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但由于不重视，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风寒持续恶化，常常感到头昏目眩。
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在警卫团同志将他送往延安红军医院之际，吴吉清已经高烧不退到39度，一直迷迷糊糊，没有了意识。
而毛主席听闻后，也很担心这个老部下的病情，但是由于政务繁忙，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于是只好委托谢觉哉老先生代他去医院探望。
之所以会选择谢觉哉，也是因为他与吴吉清两人关系匪浅。早在红军长征后，出于对吴吉清的重视，毛主席便将帮助他补习文化课的任务交给了谢觉哉。
谢觉哉要求吴吉清每天学习一小时，每天认识五个生字，并默写一百遍，之后还要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正是在他的恶补下，吴吉清很快学会了常用字，甚至还能写文章。
我们说谢觉哉是吴吉清的授业恩师一点不为过。因此，让他去照顾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就在吴吉清住院的时候，有一天下午，谢觉哉如往常一样前往医院看望，但病床上却是另一个病人。谢觉哉顿感不妙，于是赶紧询问医生吴吉清的去处，最后却被医生告知：人已经被拉到太平间了。
谢觉哉听后焦急万分，他不相信长征都能熬下来的吴吉清如今会重病去世，于是他立即要求把尸体抬出来验验。
听到这话后，医生立马就慌了，连忙摆手说道：“他是传染病，不能抬出来。”
医生越是推脱，谢觉哉就越觉得不对劲，于是直接去找医院的负责人，总算是将吴吉清从太平间里抬了出来。
经过一番详细的检验后，发现吴吉清虽然依然昏迷不醒，但却还有气息，并没有死亡。看到这一幕后，谢觉哉是又喜又怒。喜的是，吴吉清还活着；怒的是，医生居然造谣，差点害死一条人命。
之后，他严厉批评了医生。医生见到事情败露，仍然狡辩道：“医院缺乏清剂和氯霉素两种药，没法救他。”
谢觉哉没空搭理医生的辩解，立马打电话给毛主席。
而毛主席听闻后大怒，当即表示：“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夫、伙夫，只要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办法，哪怕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们治好。”
很快，毛主席便派人送来了药，之后经过医院组织抢救，吴吉清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在救活吴吉清后，谢觉哉也没闲着，立即下令严查那个所谓的“医生”。最后在盘问、审讯之下，这个可疑的医生终于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一直利用医生身份潜伏在延安医院中。
很明显，国民党特务一直没有放弃对延安的渗透，他们不甘心军事行动上的屡屡受挫，只好通过隐秘、阴险的手段，在我党内部埋下定时炸弹，在关键时刻对我党重要的领导干部进行致命打击。
多亏谢觉哉老先生细心，多留了一个心眼；毛主席的一视同仁，集中物力救治，不然吴吉清的性命恐怕是要搭进去了。
而经历过九死一生，后来再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吴吉清曾感叹道：“我能够活下来，多亏毛主席的帮助，这是主席给我的二次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