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农场,我家住的那条街有十户人家,每家住的是一间半公房。西边隔两家是我的小伙伴小红孩家,东边把头住着一家下放户。

那家下放户女主人的名字很怪,叫方碧怡,她比我母亲小几岁,我叫她方姨。

她出身不好,和我母亲身世相似,与我们家关系比较密切,见着我总是亲热地叫着二外甥。

她有一双儿女,男孩九岁,上小学一年级,女孩比我小一岁,我俩同班。她男人是个矮胖子,比她大许多,说话很幽默,总是乐呵呵的。

女人很特性,爱干净,是洁癖的那种。屋里屋外常年收拾得干干净净,大人孩子穿得都很整洁。特别是女人修长、健壮的美腿上一年四季穿着绿军裤,加之女人皮肤白皙,真的好看。

那个年代,农场职工住的都是公房,上厕所也都是公厕,为了方便,我家自己搭建了个简易茅厕。而那女人说公厕埋汰,下不去脚,总是进我们家茅厕方便,很是尴尬。

一次我正在小解,女人突然闯进来,问我完事了吗,因为只有一个蹲位。可是还没等我让位,她刷地解开裤带,迫不及待地脱下裤子,蹲在一边哗哗流淌。那丰腴、雪白的大屁股很是扎眼!吓得我没完事赶紧出来,把裤子都弄湿了。

女人的特性在农场显得很是孤僻。

那年月,农场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农活,女人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城里生活,对农场的生活很不适应。日子一长,她就比较孤立,干活时没人愿意跟她搭伙。

小红孩他爸是队长,又一条街住着,时常关照女人,便有了闲话。这闲话不是空穴来风,他爸英俊挺拔,很有女人缘。

有一天,我和小红孩在他家院子里玩耍,见小红孩他爸领着那女人进来,说是她干活时手受伤了,来家里给她包扎手。奇怪的是,他俩进了屋,居然稀里哗啦把门插上了,半天才出来。

小红孩他妈知道后也不敢吭声。他妈是小个子,是个拿不起“个”的孬女人,经常被家暴。她怕男人手里的皮带。

女人和她男人时常吵架,而且还吵到街上,吵得街坊邻居都来看热闹,满街筒都是人。母亲与小红孩他妈过去劝架。这一劝不得了,俩人吵得更凶了,谁劝也不行。

女人跺着脚骂男人败家,说她男人每月工资不交家,不知道都干啥花了,一个钱也没剩下。

男人撸胳膊挽袖子要对女人动粗,嘴里说着我“日”你妈还得花俩钱呢,你说我钱都干啥花了。羞得几个拉架的年轻女人掩面走开了。

继父(时任农场革委会主任)从屋里走出来,对大伙说,你们谁也别劝,都回屋去,看他们两口子还吵不吵。

继父说完,人们纷纷离去。你还别说真好使,女人也不骂了,男人也不撸胳膊、吹胡子瞪眼了,悻悻回屋去了。

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两口子有说有笑,一起走出家门上班去了。

小红孩他妈撇着嘴说:“看见没有,那女人把男人哄好了。听说没有,她家爷们在南边桃园屯子有个相好的,钱都花那了。你说也是,男人矬了吧唧的,娘们看不上,不让碰,不去外边踅摸一个可咋整,还不得憋死了。”说完小红孩他妈嘿嘿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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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对那女人是有好感的,这不仅仅是她与母亲关系密切,更主要的是,我与她女儿是同学,我们有过交集。

那时候,我们班农场的十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校外学习活动站,她女儿朱莉娜是站长,我是副站长。我们经常在她家学习和排练各种文艺活动。

女人是文化人,经常辅导我们,有时还给我们跳舞、唱歌。她跳的舞很特别,不是那种铿锵有力的忠字舞,而是摇摆、扭胯的那种。我们从来没见过,但很美。

唱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伏尔加河》等。唱的次数最多的是《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每次唱歌跳舞前,她都要先到外边把门插上,还叮嘱我们回家不要跟大人说。

听大人说,女人是混血儿,父亲是俄罗斯人,她随母姓,家原来是沈阳的。

在女人的辅导下,活动站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上级教育部门表彰,还被树立典型在全区推广,各地学校师生都来参观学习,上了报纸和电台。这些都应该感激方姨。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对女人有了新的认识。但不论怎样,她在我心中好女人的形象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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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溽暑难耐的晌午,我去女人家找她女儿朱莉娜问活动站暑假学习的事。

我来到她家房门前,轻轻喊了声:“朱莉娜在家吗?”屋里没有动静。推了一下房门,没推开,门好像插着。我想大白天不可能插门,也许门紧,我劲用小了。

我站了一会,不想进去了,待会再来。但又一想,不行,还得进去。我使劲撞了几下,门开了,但门插给撞坏了,掉在地上。我顾不上细看,便往里走。

来到里屋门口,门虚掩着,从里边传出男人喘息和女人呻吟声。透过门缝,看见屋地床上支起的蚊帐有节奏地摇晃着。我很纳闷,我还以为她们家谁有病了呢?

推开门一看,哪里是什么病人,分明是床上两个摞在一起的赤身裸体弄出的声响。朱莉娜她妈在下面,嘴里哼哼着,上面趴着的男人呼呼地喘着粗气。

那时,我毕竟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不知道赶紧回避,而是傻呵站在门口。更可笑的是,我竟然还大声喊道:“朱莉娜在家吗?”

听见喊声,女人和男人吓得惊慌失措,男子急忙从女人身上下来,躲进旁边小屋。尽管男人快速离开,我还是看见了,是小红孩他爸。

女人从床上跳下来,手里抓着裤衩,光着身子直奔我来了,吓得我“妈呀”一声,赶紧转身往外走,以为她要来打我。而女人从后边叫我:“二外甥,你等一下,方姨有话跟你说。”

在外屋门口,女人从后边拽住我,一边穿裤衩一边说朱莉娜和她弟弟回沈阳了,过几天回来。我背对着女人,不敢回头看她。

然而没想到的是,女人居然转到我前边,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极其温柔地说:

“二外甥,姨跟你说,刚才我和你朱叔打架,这大热天,我们把衣服都脱了,你叔把我压底下了,你不都看见了吗?回家别和你爸妈说啊!”

我低着头,躲闪着女人,没吱声,她身上的味道很是刺鼻。女人接着又说,你等一会,姨回屋给你拿点东西。少顷,女人穿了件褂子从里屋出来,硬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才肯放我出来。

在门口,女人捡起地上的门插,若有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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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慌慌张张回到家里,把钱藏起来不敢花。那五块钱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居然被母亲发现了。

母亲问我哪来这么多钱。我早就想好了,便脱口而出,说是知青点丛姐给的。丛姐是我的救命恩人。

母亲盯着我看了好一会说:“以后再去知青点管你姐要钱买东西吃,看我不掐你嘴。”

我躲闪着母亲的目光信誓旦旦地说:“向毛主席保证,以后我绝对不管我姐要钱了。”

总算把母亲糊弄过去了,可是我又开始担心了,万一母亲去丛姐那问可咋办?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出卖方姨的,就是刀架脖子也不会说的。此时,我俨然电影里被捕的地下党。

第二天上午,我在屋里写作业,听见母亲与女人在门口说话。女人说他儿子背心带坏了,来我家借用缝纫机扎上。我们这条街只有我家有缝纫机,街坊邻居时常来做活。

说着话,女人走了进来。我赶紧收拾好课本,往外走。而女人却仰着脸,不红不白的,一点羞愧感都没有,咯咯地笑着对我说:“二外甥,等我家朱莉娜回来你再去姨家学习吧,姨教你写作业。”

我一声没吭,红着脸低头从她身边走过。身后传来母亲的埋怨:“这孩子,你方姨来也不说个话,书都白念了。”

来到外边,找了个阴凉地方坐下。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而我却没心思听,郁郁寡欢的。

从那以后,每次与女人相遇,我都低着头匆匆而过。我怕见到她,但又想见她。为什么?我说不好。鬼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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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八十年代初,女人落实了政策,举家搬回沈阳。在城里住宿读高二的我,周末回到家,吃饭时母亲与我说了此事。我心里一惊,立马放下饭碗,来到方姨家门前,久久不愿离去。

母亲把我找回屋里,看到我的样子,拿出一个信封,说是方姨走时留给我的。

我抽出信笺,看到一行行隽秀字体,写的什么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方姨勉励我早日考上大学,结尾留了她们家通讯地址,让我放假去她家玩,还留给我五块钱做路费。

看后,我竟然说道:“明天我去找我方姨。”母亲莫名其妙地看了我好一会喃喃道:“你方姨是个好女人啊!”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始终认为方姨是个好女人。今天我依然这样认为!

遗憾的是,去看方姨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后来多次路过沈阳,兜里揣着地址,却始终没能如愿。再后来把那两张保存了多年的五块钱,邮了挂号信,寄给方姨,被退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方姨早已移居国外。知道这个消息,好几天我的心情茫然得很,不知道要干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