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武帝时期的方士群体数量极为庞大，堪称历史之最，无怪乎陈槃称“即如汉武之世，可谓方士全盛时矣”。
规模庞大的方士群体大量进入汉帝国的职官体系之中，承担诸多与方术有关的事务，例如祠祀、侯神、入海、改历等等，极大地改变了汉帝国原有的礼祀形态，并丰富了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在进入职官系统后，方士群体根据职官功能的不同，负责的日常事务也各有区别。
顾问
无论是淮南方士集团抑或武帝方士集团，均有个别方士居于核心地位，这类方士往往具备极高威望，充当着统治者的方术顾问，会为统治者直接规划某些决策，有时也会直接参与到具体事项的执行之中。
在淮南方士集团之中，无论是衡山方士集团抑或淮南方士集团，其中的方士均有很浓厚的军事色彩，如淮南集团中的八公，其中伍被、左吴均深受淮南王信任，刘安建元二年自元朔六年间筹划的谋反活动均有二人参与。
其在宏观的战略决策上倾向于左吴、赵贤等人所称的“有福，什事九成”，在具体的战术布置上又基本上依照伍被之言而“欲如伍被计”。伍被、左吴作为淮南王最为倚重的两位方士，居于众人之首，二人在刘安集团中便充当核心幕僚角色，体现出淮南集团浓厚的方士色彩。
武帝方士集团居于核心地位的方士先后有四位，分别是李少君、少翁、栾大与公孙卿，其中又以李少君和公孙卿最为重要。
西汉历史人物：李少君
李少君于元光二年向武帝提出的封禅不死规划，几乎成为此后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总纲。，武帝不仅在元光二年立即采纳李少君的意见，开始祠灶并尝试派遣方士入海寻觅蓬莱。
在少君去世十一年后(元鼎四年)，仍因“忧河决，而黄金不就”拜栾大为五利将军，此后的元封元年更是组建起庞大的海外寻仙集团，用以执行封禅前找寻蓬莱仙人的任务。在寻仙、封禅未果后，公孙卿通过修改李少君的封禅不死规划成为了武帝方士集团中的第二位核心人物。
元鼎四年，公孙卿通过呈献《札书》、《鼎书》，成功获得武帝信任，其称“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将封禅活动改造为一个长时段的制度系统，而非一次就可成功的大典，消解了武帝因元封元年封禅未得成仙的疑窦。
公孙卿将祠神、推历及侯神等元素一并纳入武帝的封禅不死规划中，先是引得“郡国各除道……”，其后太初元年不仅在帝国中央组建起一个历法方士团体，还促使武帝“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公孙卿
此后武帝屡屡祭祀方士神祇、巡验候神场所，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公孙卿影响。此后方士公王带亦曾试图用东泰山封禅来取代泰山封禅，但最终未能奏效，因此公王带未能成为武帝方士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综上所述，可见核心方士不仅仅负责事务性的日常工作，其身份更类似诸侯或帝王的方术顾问，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种建设性意见或总体规划，如左吴、伍被对刘安谋反提出的种种建议，又如李少君、公孙卿为武帝规划的封禅路线，均是此种性质。
祠祀
武帝时期，祭祀神灵是方士的主要职能之一。最早来到武帝周边的著名方士李少君便有祠灶之方，祠灶在武帝时期是极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在少君的封禅理论中，祠灶是通向不死的第一步，也是封禅的前提。
此后齐人少翁亦能“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可见武帝对于祠灶的重视。但祠灶仅对武帝个人负责，其辐射范围仅限于长安，在元朔五年毫人薄忌等奏祠太一、三一及黄帝、冥羊、马行等方士神祇后，方士所负责祭祀的范围开始扩大。
元鼎四年，同年又因汾阴出宝鼎而“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并于元鼎五年十一月亲自“郊拜太一”，后再“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坛以明应”。
自此长安东南郊有谬忌太一坛，汾阴有后土祠，云阳有甘泉宫、太一坛及太時坛等等，这些祭祀场所的开辟，有着重要意义：其一，由方士奏立的神祇数量增多，意味着方士祠祀职能的扩大，这些特殊的神祇多有其特殊的祭祀方式。
因此武帝应当更倾向使用方士来主持这类祭祀；其二，祭祀场所数量的增多，意味着方士群体的辐射范围扩大，从原先局限于武帝宫墙之内，辐射到长安附近的诸多地区；其三，其职能逐渐由私人转向官方。
原本李少君、少翁负责的灶鬼之祠更多是为武帝个人服务，而在汾阴、甘泉所建立的后土、太一之祠，则是象征着天地祭祀的国之重典，标志着方士群体正式进入汉帝国的礼祀系统建设，其重要性大大增加。
元鼎四年后，将兴立神祠推向高潮的方士是公孙卿。元鼎六年冬，公孙卿自称在缑氏城见到仙人，所谓“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引得武帝亲自前来察验，公孙卿在此打消了武帝因受少翁、栾大蒙骗而积攒下的疑虑，重新挑动起武帝寻仙的热情。
此后，祠神成为方士群体的基本职能之一，在汉帝国的礼祀系统中出现了大量祠神方士群体，至成帝时，仅长安周边便有各类神祠近七百所，由此可见方士群体与汉帝国礼祀系统的联系之深。
候神
候神方士与祠祀方士的职能有一定重叠，但又有所不同。祠祀方士的主要职能是掌管被汉帝国纳入礼祀系统之中的神灵祭祀，而候神方士的主要职能是在各类候神场所等待仙人降临，由于这些候神场所往往也设有祭祀点。
故而候神方士也会承担一定的祭祀功能。例如公王带欲劝武帝于东泰山封禅，武帝因嫌东泰山卑小而未行封禅，但武帝依旧“令祠官礼之”，其后又令公王带“奉祠候神物”。公王带的职责包含两项。
其一即奉祠，其祭祀对象应该是东泰山，属于传统的名山大川祭祀；其二则是候神物，其包含的内容则较为宽泛，不仅仅局限于仙人，而且扩充到“物”之上，此物既可是人物，又可是动物、植物乃至某种征兆。
其候神灵者，如齐人少翁。元狩二年少翁使武帝兴建甘泉宫，而后“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即在甘泉宫中候天一、地一、太一此三天神；此后武帝任用公孙卿为郎，亦是使其“候神于太室”。
于是公孙卿元鼎六年冬“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元封元年三月又再次“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元封二年公孙卿又“言见神人东莱山”，这些均是公孙卿作为候神方士所承担的主要职责。
此外，在候神过程中，有时会遇见许多其他的奇异事件，如元封二年，公孙卿于甘泉“持节设具而候神人”，至夏时竟“有芝生殿房内中”，此亦因候神得见神物。
西汉武帝时齐国方士：公孙卿
候神这一职能便作为祠祀系统的补充，随着方士群体的壮大而愈加重要，到武帝后期，所备受武帝重用者，大抵皆出自候神方士群体之中，显者如公孙卿、公王带。至成帝遣散诸方士时，占比最多的亦为候神方士，可见此一群体之繁盛。
军事
除方士的顾问、祠祀以及候神等具体职能外，方士群体在武帝时期还担任一定的军事职能。方士群体由于掌握一些特殊的方术手段，如天文历算、候星望气、祝诅妖祥等等，汉代军队往往愿意任用部分方士来作为军事上的辅助。
其辅助方式十分多样，第一，直接影响军事战略战术的决策。这点在淮南方士集团中体现最为明显，刘安以为“天下有变，诸侯并争”，加快准备谋反的各项事宜。
刘安
此即方士之说干预战略决策的例子，此后刘安“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并依伍被计略筹划谋反之事，均体现出方士对于军事战略及战术的影响。
第二，进入军队直接承担作战职能，这类方士在记载中较少，淮南八公之一的雷被即其代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公卿责备淮南王刘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雷被善使剑，其既已上书闻于武帝，此后应即随军征讨匈奴，成为军队的一员。
汉武帝
此外，东郭先生宁乘亦属于军事系统，元朔六年宁乘获封东海都尉。都尉一职，据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所述，一方面行军打仗时作为一级带兵官，另一方面则随大将军从属于内朝官。可见其本身就属于武职，由大将军统领。
第三，承担部分技术性的军事辅助职能。如王朔可通过望气判断敌军情况，《史记·天官书》称：“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作者观点
又魏鲜亦能以观风体察敌情，《天官书》称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司马贞《索隐》释“趣兵”为“谓风从西北来，则戎叔成。
司马贞
而又有小雨，则国兵趣起也”。则是通过观风来判断西方戎族的农作物长势与收成，进而推理其进兵的可能。再如前所言丁夫人与雒阳虞初，则是通过方术诅咒敌军，其诅咒虽未必应验，但可借此提振己方军队士气并坚定其战胜敌军的信心。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