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庆节晚上，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原国民党二级上将张治中将军的儿子张一纯走到他面前，兴奋地对他说：“我入党了！”
周总理很高兴，拉着张一纯在身边坐下，然后说：“马克思主义在你们家取得了胜利，但你一定不能骄傲，你要更加尊重你的父亲。你父亲早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我们没有同意。主要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张治中
张治中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张一纯很是惊讶，他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这段往事。其实不仅是张一纯，大概多数人听说这件事都会感到惊讶。张治中虽然是和平将军，但他终究还是从1924年就跟着蒋介石，老蒋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直到1949年，张治中还兢兢业业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赋予他的和谈任务，北上前甚至去了溪口请示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如果不是周总理多方挽留，张治中还打算要回南京去复命。
这样一个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人，又怎么会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周总理所说的事情，发生在黄埔军校期间，那也是两人绵延不绝达45年的友情的开始。
周总理自法国留学归国不久，便于1924年10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后改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也已形成，因此他还应聘在刚创办半年的黄埔军校兼任政治经济学教官。
11月初，经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和该校党代表廖仲恺推荐，周总理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其突出的才华和惊人的效率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并特别加强了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很快使政治部的工作走上正轨，学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23年末，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张治中应桂军伍肖岩之邀，来到广州创办了桂军军官学校。次年初筹办黄埔军校时，张治中被校长蒋介石聘任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初正式转入黄埔工作，担任第三期入伍学生队上校衔副总队长。
一天早晨，张治中对操练后的第三期人伍生训完话，解散了队伍，然后朝站在学员队伍旁边的一位神情专注地听讲的年轻军官走过去。这位青年军官也大步迎过来，举手敬礼，然后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自我介绍说：“您好，张先生，我是周恩来。”
张治中惊喜地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说：“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拜会您，向您讨教政治教育的经验。”周总理说：“您太谦虚了，您的经验比我多，我应该向您好好学习。”
二人边谈边朝餐厅走去。周总理颇有感触地说：“刚才您对学员讲的吃苦精神很好。自己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没有吃过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有经验、有教养的军官仅仅在课堂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张治中停住脚步，沉思了片刻说：“周主任，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让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终生不要忘记。青年人只有尝尽辛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张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许多年轻军官就缺少这方面的教育。”
到了餐厅门口，两个人相互谦让着，结果周总理还是被张治中先推进了餐厅。周总理说：“您比我年长8岁，是我的老大哥，对小弟今后不要这么客气。”说完两个人同时爽朗地大笑起来。自此，二人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来往甚密。张治中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黄埔军官军校成立。我即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张、周两人相处坦率真诚，对军校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两人之间的感情、私交日深。
1925年，周总理与邓颖超在黄埔军校结婚，由于经济拮据和事务繁忙，周总理决定从简办婚事，他只给张治中讲了一下。张治中认为不妥，说：“结婚乃人生大事，也不能太简单”。于是，他立即通知军校几位知己，并由自己出钱，操办了两桌酒席。
1989年春天，85岁高龄的邓大姐邀请张治中子女做客，谈起往事时说道，“你父亲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张治中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内部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即共产党人为主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人员相互攻击，立场鲜明。张治中作为教官，虽然不参与任何一派，但他的言论和态度，都为国民党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和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后来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也在武汉开设分校，代理校长为邓演达，而张治中则被任命为教育长，恽代英等人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时间也成了革命摇篮，其中黄埔五期六期走出了开国大将许光达、罗瑞卿、上将张宗逊、宋时轮、杨至成等，还有程子华、邓萍等众多共产党名将。
张治中夹在两派之间，心情极为不快之时，是中共方面给他以充分理解和鼎力支持。他经周总理等提名举荐，顺利当选为黄埔军校党部执行委员后，兴奋不已；加之他与周总理、恽代英等在军校共事、密切来往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格等颇为欣赏，十分钦佩，自己也深受影响，因而更加向中共靠拢。
张治中日益左倾的激烈言行，不仅被国民党右派指斥为“赤色分子”“红色教官”，而且就连蒋介石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此时的张治中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已有人党的愿望。因为有一次，在与蒋介石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他提出的双方必须以诚相待、精诚团结的主张，竟横遭斥责。
蒋介石说：“文白，你太天真了，猫和老鼠能成为朋友吗？共产党到国民党里是别有企图的，不能掉以轻心。”张治中反问：“联俄联共，不是总理一贯的主张吗？”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蹦出几个字：“这只是权宜之计。等时机成熟，哼，叫他们统统完蛋！”见自己一向尊重的蒋介石面露狰狞，张治中不寒而栗。
192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散会后，周总理和张治中一起步出会议室，漫步在幽静的校园里。见张治中始终闷闷不乐，周总理关切地问道：“文白兄，怎么今天成了无嘴的茶壶?”张治中长叹一声：“我是担心啊，万一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与共产党翻脸，我是站在谁一边？左右为难啊。”
周总理一脸严肃：“你的立场站在哪一方呢？”“我?说实在，是站在中间偏左，但都是在黄埔岛上朝夕相处，大家在—个锅里摸马勺，我不希望双方打起来。”周总理点点头：“是左右为难啊，我理解。你打算怎样做呢？”张治中忽然冲动地抓住周总理的手，迫切地央求：“你能不能介绍我加人共产党？干脆，我也参加共产党，你看好吗？”
周总理和张治中（左一）等和谈代表合影
周总理自然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张治中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这样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同寻常。他对张治中说：“文白，对于你的加入，我表示欢迎，但要请示党组织才能给你回话。”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根据张治中当时的情况，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可能对共产党更有利。周总理向张治中讲了党中央的意见。他沉思良久说：“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
周总理在和张一纯在交谈时，回忆起这段往事，颇有感慨而又风趣地说：“你父亲(指张治中)如那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那就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倒行逆施，也让不少属下将领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像张治中这样申请入党，而因为在国共合作期间的顾忌而未能加入的，也并非个例。此外还有秘密入党的，像何基沣、段伯宇都曾秘密到延安，入党后回到国民党阵营潜伏。而像韩练成、郭汝瑰这样曾经跟党有联系的将领重新接上关系后，都曾直接申请到延安工作。不过，张治中申请入党的时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可以说是最早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张治中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疑问：“韩练成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并非‘杂牌’军人，也不是受排挤、没出路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那时，张治中大概忘了，他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远远高出韩练成，也曾经非常渴望加入共产党。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民心向背的驱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暴露反革命面目，相继清党，而国民党内则出现宁汉分裂。宁汉对峙后，张治中转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在武昌向武汉中央政治分会辞去学兵团团长及武汉分校教育长职务，其间内弟洪君器在武汉遇害身亡。
1927年4月张治中离开武汉赴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1927年8月随蒋介石下野而辞职，赴欧洲考察。在德国学习参观不到五个月，即接蒋介石来函来电催促回国。1928年7月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8月国民政府改制，军政厅改为军政部后免职。1928年10月，张治中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1929年2月7日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常务委员。同年5月21日接何应钦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受蒋委托主持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日常工作，一直任到1937年4月。
在此期间，张治中曾率部参加中原大战，也曾在1932年奉命接替十九路军，参加淞沪会战。在蒋介石的重用下，张治中从上将升到上将，但他却从未参加蒋介石对苏区的历次围剿。
蒋介石曾怀疑张治中与周总理等共产党的高层次领导人感情深厚，关健时刻误了大事，首有意地安排张治中率军去直接和红军打仗，可张治中却宁愿交出军权，去军校当教官也不去和共产党人对垒。
蒋介石又怀疑张治中亲共私通，安排戴笠搜索证据。可非但没有查到张治中的半点线索，反而得到了张治中手握重权，却从不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忠诚坦率的议论评价。再看张治中的言行，忠君思想较重，便放心地委以重任。先后委任他为湖南省主席、西北行管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官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专门腾出了自己的住宅请毛主席办公、会客、休息，并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的部队负责警卫。即使这样，他仍感不安，又派自己的内弟洪世禄团长率领警卫团部署于左右，一旦发现国民党内有不轨行为，就马上派敢死队冒死出击。另外，他还从洪世禄的警卫团挑选一个班的人，身穿便装，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住处充当仆役杂务。可见，张治中对毛主席的安全是高度负责的。
1945年10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签订协定的仪式就是在张治中家的桂园客厅里举行的。
重庆谈判时的张治中
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张治中亲自送毛主席回延安，周总理便留下来。也就是在毛主席返延安的当天晚上，周总理在张治中家里举行答谢宴会，他代表中共感谢张治中一家及警卫人员、后勤服务人员40天的关照，周总理摸着13岁的张一纯的头，让其陪自己敬酒。周总理又端着酒杯来到厨房，向给毛主席做饭的大师傅们一一敬酒。宴会一直到很晚才结束。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调任新疆省主席，他一到新疆，就立即释放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里的131名中共人员（其中包括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并派人把他们护送到延安。
北平和谈破裂后， 虽然南京代表团的人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但张治中的思想却很矛盾。 他认为： “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 理应回去复命。 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 但我是首席代表， 不能不回去复命。 ”
代表团的人劝不动他。 中共方面李立三、 林伯渠等人也来劝说，都未奏效。 周总理又一次来到他的住处， 直率地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 上海或广州， 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西安事变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 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
张治中仍不表态， 周总理急了： “我看， 你这个人还是封建， 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说完，周总理就告辞了。
4月23日，南京政府要派一架飞机来接代表团回去，周总理借口飞机跑道没修好，让它过两天再来。4月25日，周总理又来到张治中的住处，愉快地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
张治中问：“什么客人，我认识吗？”
周总理笑了笑说：“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随周总理来到机场，他万万没有想到，从飞机上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一纯、素素，以及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三个孩子。
张治中惊喜万分，对周总理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呀！”
张治中在国民党中，虽官职很高，但两袖清风，是个穷官。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经济状况很差，张治中虽被安排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可当时的供给制，他每月只1800斤小米，他的几个子女每人每月270斤小米，住的是普通公房，子女上学、结婚、就业，又处处需要开支，一家人经济拮据，生活颇显紧张。
张治中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家庭生活都很清贫，难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出什么要求，只好让二儿子张一纯向傅作义借钱。张一纯由有关人员领着，来傅作义家里，提出要借250块银元。
傅作义的经济比张治中要好得多，对张治中登门借钱很是同情。他当即拿出500块银元递给张一纯，并说以后文白一家有啥困难尽管找他。事后，傅作义在和周总理交谈时，无意间提到张治中让儿子向他借钱一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总理立即前去看望张治中及其一家人。周总理并从有关费用中批示有关部门拿出6000块钱资助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张治中与妻女
后来，周总理得知张治中腿神经痛的老病复发，行走困难，他又亲自安排中央军委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赴苏联请来专家给张治中治疗腿病。并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看望张治中及其一家人。
参考资料
《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周海滨，华文出版社
《周恩来邓颖超与张治中》，孙敏，百年恩来
《周恩来与张治中的黄埔情谊》，熊坤静，党史纵览
《张治中留在北平以后》，王中天，文史月刊
《和平将军张治中与周恩来》，杨飞，档案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