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与大方向
打下南京的太平天国，并没有将凌厉的攻势进行到底，而是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把江宁改成天京，定为都城。所谓天京，就是太平天国的首都。
用改名的方法，把前朝的地盘过户到自己名下，这是历代新朝的惯用程序。太平天国将江宁改名，单方面剥夺了大清帝国的产权，宣布了所有权的转移。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向来受到众多批评和责问：何不杀去北京，杀了咸丰，推翻清朝？
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进军河南，打下北京，从政治、战略和历史角度来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太平天国，或者说太平天国的高层决策圈，为什么否决了这一方案呢？
并不是太平天国高层决策圈所有人都不主张这一方案，洪秀全就曾多次提出要打到河南去。
定都之争，由来已久。太平天国从桂林撤围后，杀入湖南，最迟应该在道州，就已经开始讨论建都问题；至长沙撤围前后，建都之争开始升级；打下武昌后，定都之争开始白热化。经过妥协折中，暂时取得阶段性一致意见，决定进军南京。
打下南京后，定都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时不我待，太平天国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到底是定都南京，还是北出河南，这是一个必答题。
按李秀成后来的回忆，这场争论，主要在洪、杨之间继续展开。
李秀成在狱中写天平天国历史
这是一场几乎势均力敌的争论。洪秀全是教主、天父之子，杨秀清是天父，一子一父。洪秀全是天王，杨秀清是东王，一君一臣。一个间歇性地掌握教权，一个若即若离地掌握着政权。政教分离的二元首长制，决定了太平天国定都之争最有发言权、能够拍板的，必是洪、杨二人。
问题就在大当家和二当家的位置有点含糊，意见也有分歧，而且很严重。
洪秀全极力主张分兵镇守南京，主力北上河南攻打北京。杨秀清对洪秀全的北进方案虽然有些心动，但定都南京的想法又很难放弃，犹豫中无法决断。
关键时刻，小人物出场。
根据李秀成等人的回忆和记载，这个小人物是名水手，是一名在湖南参军的蒋姓资深水手，而且是开杨秀清帅船之人。
听到小道消息后，他大声疾呼：我要亲口告诉东王，万万不能往河南去！
蒋姓水手向东王慷慨陈词：河南虽然地处中原，形势险要，可是那地方缺吃少喝，无水行舟，一旦被清军包围，就得死翘翘！另看河南名气大，其实比不上江南。这地方多好，既有长江天险，又富得流油，江宁城又高又大，也是帝王之都啊！况且你手里船只万千，放着现在的水路不走，何必跑到那个干巴巴的地方去搞什么风险投资，不如就在这儿建都！你再想想吧。（据《李秀成自述》）
司机不发言则已，一发言领导必定重视。杨秀清果然被说动，下定决心，天父拍板，一锤定音，天王入城，定都天京！（《李秀成自述》：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一名司机，哪来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定都这样顶尖级的战略决策？司机与领导的关系铁，不排除这个人情因素。但是，如果深究下去，可能能够发现幕后隐藏的一些深层原因。
一般来说，司机虽然与领导走得近，但不可能知晓高层机密，更不可能参与决策，这是官场的潜规则。所以，话少的司机讨领导喜欢，话多的随时准备走人。
问题的关键是，这位蒋姓水手如何得知定都之争？
答案只有一个-说明定都之争在太平天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也说明此事在广大军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作为太平天国的一员，他们不能不关注会长远影响太平天国国运的国策。民与国休戚相关，国与民实为一体。太平天国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命运？
如果太平天国组织全国军民，公开无记名投票，北进河南和定都天京，哪一种方案会多数胜出？
百年之后，揣摩那些已经远离我们的历史人物，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头绪的问题。但细细分析起来，似乎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姓蒋的这名水手，作为太平天国普通一兵，胆敢向最高领导人激情谏言献计，只有一种可能，即代表了广大基层民众的意见。这名水手的发言，可以视为广大军民的代言，至少是代表了水营将士的普遍观点。
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个想法；但一千个人，也可能会只产生一种想法。社会心理学认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或群体，往往会有较大的共性，产生较大的交集，表现出相同的心理倾向。
太平天国的军民，基本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占大多数，其余就是水手、挑夫、矿工、船夫、轿夫······他们靠着并不强壮的身体，艰难地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他们中的大多数，参加太平天国的动机，也就是换个活法，希望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广西的老兄弟，已经在血里火里拼搏了两年多，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风餐露宿，危机四伏。沿途参军的新兄弟，短的上月，长的逾年，也没少吃苦，没少受累。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少老兄弟、新兄弟被杀被抓，成了鬼兄弟？
天王好像还说过小天堂的事吧？还许诺过一到小天堂就全民颁奖吧？现在好不容易打到这富庶繁华的南京，何不就在此地建都立国，兑现承诺，歇口气，享享福！何必跑到河南那个贫困区去冒那个险？现成的果子不摘，还继续赶路，犯得着吗？
最不想去河南冒险的，恐怕是水营将士。水营司令唐正才，就力主建都金陵，他认为黄河以北不利舟楫，地瘠民悍。骑兵离不开马，水兵离不开船，离开了船，他们缺乏安全感，也将基本丧失杀敌建功的机会，被敌人杀掉的机会倒是大大增加。蒋姓水手激昂和勇猛的陈述，正是这种心理直白的宣泄。
从另一个角度说，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任谁也无法避免。所以，人们常常贪图眼前的享受和快感，不去多想可能由此带来的长远灾难。先吃饱这顿，下顿以后再说；而且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我们不可能要求太平天国广大军民都有诸葛亮那样的眼光和见识，他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和水平。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洪、杨作为领导人，当然也不能无视民意，一意孤行。
而且，持北进河南观点的，人数上实在少得可怜。除了洪秀全，有记载的中高层领导中，就只有一个罗大纲。罗虽然擅长水战，却与唐正才相反，力主进军中原，虽然见识高明，却孤掌难鸣，只得郁郁而退。
因此，定都金陵，不只是杨秀清个人的观点，也不只是他抢夺决策权的手段，更是太平天国广大群众的呼声，有着极为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洪秀全屈服于杨秀清，放弃河南，定都天京，除了杨秀清掌握了最高宗教权外，恐怕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洪秀全应该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强扭的瓜不甜。
定都小天堂
太平天国既然看中了南京，而且让它跟天国叫了天京，好歹实现了“我想有个家”的梦想，可是这个家与天堂比起来，实在显得太小，那就叫小天堂吧！
既然与天堂扯上了关系，就得与地狱，或者是与人间，有所区别吧。最起码得有天国特色，清“妖”那套，该晾的晾，该删的删；天国特色，该补的补，该造的造。
太平天国打下南京，十天之内，紧急开展城市建设，内容基本上就是武昌城市建设的扩充和升级。
一是肃反。在杨秀清的主持下，太平天国首先组织搜妖队，将清兵满人清洗干净，朝服、官服、顶戴花翎也未能幸免于难。
二是安民。“肃反”之后，便是“安民”。杨秀清严令天兵，不得私闯民宅，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当然，大清政府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太平天国一点也不客气，自行接管，并入圣库。
三是分居。太平天国在“讲道理”之前，清查户口，将南京城内百姓点名入册，按性别分类，各占半边天。男的叫新兄弟，女的叫新姊妹。
四是传教。除了大规模地讲道理外，杨秀清还以东王名义下了两道命令，努力将天京打造成政教合一的示范性城市。
杨秀清先讲道理：天王是奉天父和天兄的指示，来世间拯救你们，你们每个人，都要认得天王，紧跟天王，一起赶走鞑子，打下江山，同享天国之福！
讲完道理，杨秀清开始恐吓：如果你们不敬天，不拜上帝，别怪天父生气，天父一生气马上就不客气！第一次客气点，呼风唤雨闹点洪灾就是了；重犯么，就麻烦了，什么狗精啊蛇精啊，都会找上门来（吓唬人的把戏）。
道理讲完，威胁使完，剩下该是造舆论造声势了。杨秀清命令，在南京各家各户门上，都写上“人人拜上帝，个个上天堂，快来快来拜上帝”等宣传标语。
宣传讲究的就是铺天盖地，时时刻刻映入眼帘，分分秒秒刻入脑海，最终形成心理认同。当年，希特勒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杨秀清打理完城内，迎接天王入城，定都安顿下来后，开始打理城外。
城外形势，并不乐观。咸丰得知江宁失守，震惊之下，急忙开始新一轮的调兵遣将，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财产从洪秀全手里抢回来。
长江一线，咸丰能用也还中用的将领，算来也就向荣和琦善两位钦差。
在咸丰的催促之下，原被琦善派往河南驻防的直隶提督陈金绶，偕同候补四品京堂胜保带兵四千，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的第一天（30日），抵达江北江浦。
所谓候补，就是排队等官，替补上场。首发挂了或者受伤，替补就有上场机会。南京一战，大清官员挂了一片，该替补队员心里偷着乐了。
陆建瀛的两江总督空缺，由怡良顶上。怡良赶路热身期间，由杨文定先顶着。福珠洪阿的江南提督空缺，由邓绍良补上。
邓绍良是员猛将，在长沙保卫战中立过大功。太平军炸塌城墙时，就是他及时赶到，在太平军前横刀立马，救了长沙。
至于详厚的江宁将军这个空缺，因为江宁已经落入太平天国之手，也就无须再补，连候补也免了，否则不是明摆着拿别人寻开心嘛-等到实授，估计板凳都坐烂了！
1853年3月31日，建都第二天。
向荣率领一万余人，赶到南京，随后在城东孝陵卫扎营，称为江南大营。
杨秀清一面控制城外要塞，一面将“守险不守城”的战术升级为防守战略，将防御战略线向东延伸，出击南京以东军事重镇镇江和扬州，打造城市防御圈。
向荣到达南京的同一天，杨秀清命指挥罗大纲、吴如孝占领镇江。江苏巡抚杨文定这次没有单干，带上总兵叶常春（水师），沿长江向东，跑到江阴。副都统文艺不甘落后，沿运河向南，跑到丹阳。
1853年4月1日，打下镇江的第二天，建都第三天。
杨秀清再次下达攻城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指挥曾立昌占领扬州。春官副丞相吉文元自天京北渡攻六合，以巩固天京北面。
镇江和扬州，是天京东面的两大重镇。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在长江南岸。扬州在长江北岸，紧靠运河。
太平天国掌握了镇江和扬州，北可上运河，东可进上海。镇、扬二城的丢失，更加恶化了咸丰面临的严酷形势，运河被控制，清朝的漕运血管被掐断，财富血液被截流。
太平天国在南京下游的动作，不但引起清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吸引了洋人的视线。
说起来，太平天国与洋人的渊源不浅。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之间，就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洪秀全落榜后，正是受了梁发编写的基督教传单《劝世良言》的深刻影响，才创立新教，开始起步。
拜上帝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基督教的中国近代化。
自明中后期起，西学开始隐隐东渐。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大了起来。
历史上，文化上的渗透，总是与军事侵略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天主教在西方大炮到来之前，已经前来挑战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只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英国人在东南沿海打响了近代侵略中国的第一炮后，列强接踵而至，一边推销工业产品，一边推销基督教义。
宗教传播的结果，与商品推销一样不景气。外国人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只能归因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固执。
千年不倒“孔家店”
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经过数千年相对独立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农民兄弟们，除了有自己寻求温饱的基础外，在精神食粮方面也从来不缺乏，泱泱华夏乃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一个。
中国古代的精神食粮，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国营单位栽培的示范稻，一种是民间自发种植的五谷杂粮。
原始社会时期，大家过着群居生活，思想还处于萌芽期。那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政府，精神文明都是民间自产自销，没什么政策干预，自己想种啥种啥。
到了夏、商、周三代，进入奴隶社会，开始有了阶级，通俗地说，就是有了不同利益群体。奴隶和奴隶主之间，一个要剥削，一个被剥削，水火不相容，问题就来了。
奴隶主要想控制奴隶，首先就要占领思想的高地，不但要控制奴隶的饭碗，还要控制奴隶的大脑。于是，天命说出现，周王就自称天子，反抗开始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犯上。无非就是灌输剥削无罪论，劝导老百姓放弃反抗。
西周的精神控制还算成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到了东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铁制农具；由于畜养技术的进步，牛耕普遍代替人耕。在生产力这个强大推手的作用下，春秋时代就开始进入政治地震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民办学校开始冲击单一的公立教育制度，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草根开始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如此一来，思想界也就开始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特征，没有统一的政府将它们涂成同一种颜色，不同的土壤开始孕育不同品种的精神食品，这个现象在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为“百家争鸣”，受到高度肯定。
其实没有百家，最多也就十几家，生意做得较大、比较有市场的，拼打到战国时期，主要剩下四大家：墨、儒、道、法。为了抢占市场，各家都打广告促销，同时贬损他家，逼其关停。
秦国看重的是法家店，经过几代人辛苦经营，最后由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法家是功臣，自然受到优待；儒家觉得不平衡，免不了发点牢骚。秦始皇大为光火，于是焚书坑儒，用赤裸裸的暴力公开残忍地把儒家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秦始皇开了垄断精神食品店的先例，但秦朝并没有因此变得很和谐，不久就被农民军折腾得半死，最后终于被刘邦的汉朝取代。
取代了秦朝的汉朝，到手的是个烂摊子，竟然连皇帝的马车都找不到颜色和谐的四匹马，于是觉得秦朝这个法家店太生猛，改开温和一点的道家店。
道家店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手里经营得有声有色，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接管店面的汉武帝，手里握着祖辈辛苦积攒的雄厚资本，觉得折腾年代应该开始了。汉武帝折腾的目标，就是要将家业做得更大，这就得走生猛路线，努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汉武帝打算北击匈奴，开拓西域，将店面狠狠地向周边扩张一把，兼并少数民族开的小店。汉武帝是个明白人，不想做糊涂事，觉得要办这事，必须给天下人一个理由。于是在全国海选理论家，组织说服文稿。
海选的结果，可能连汉武帝自己也没想到，他干的那些事儿，都是法家店的教诲。海选之后，他改换门庭，专门经营孔家店，其他店铺统统关停。
让汉武帝做出上述决定的，是一个叫做董仲舒的儒生。此人聪明绝顶，又异常好学，据说曾经窝在屋子里苦读三年，没正眼瞧过花园一眼。
董仲舒之所以打动了汉武帝，主要是他上的四道菜对了皇帝的胃口。
第一道菜，叫做“春秋大一统”。他说，国家统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什么商量和讨论的余地。这话哪个皇帝不爱听？无论暴君还是昏君，哪个皇帝喜欢自己的国家四分五裂？
第二道菜，叫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要想统一国家，先要统一思想，用哪种思想？当然是儒家！其他的，就晾到一边吧！这个汉武帝也感兴趣，要想控制人民，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控制他们的大脑！
第三道菜，叫做“天人合一”。这个天，不是“天空”的“天”，而是“苍天有眼”的“天”，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哲学概念，它能够主宰一切。董仲舒说，天与人是可以对话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只有皇帝才行。因为他是“天子”，父子对话，稀松平常。
这道菜，简直把汉武帝搞得爽歪歪！天子，多么尊贵！多么威风！谁敢不服？谁与争锋？不只是汉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的许多掌门人都被这套说法捧得忘乎所以，胡作非为，胆大包天！
但是，这个菜里面却有一点佐料，让武帝觉得不地道-天人感应。所谓天人感应，实际上是董仲舒最后留的一手，皇帝既然是天子，地位那么高，万一想胡来怎么办，谁来约束他？
董仲舒认为，儿子当然得由老子来管教。他说，如果君主太不像话，天知道后，就会黄牌警告。黄牌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地震、洪水等都是上天对儿子的不满和示警。这个时候，皇帝就应该收敛收敛，不然可能会被红牌罚下场。
第四道菜，叫做“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际关系开始出现阶梯，通过辩明上下、长幼和男女关系，将杂乱无章的人际关系，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变成了命令与无条件服从的单向行驶。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倡导全民遵守，共建和谐家园。
汉武帝吃过这四道菜，很是爽口，从此专营儒家店面，设立公办学校，统一使用儒家教科书，从娃娃开始洗脑，培养儒家人才，选用儒家官员。
从此，孔家店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汉武帝改让儒家独唱后，中国古代就再也没有组建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合唱团了，广袤神奇的神州上空，霸道地飘荡着单调的思想音符。
中途有几个唱家，眼红儒家演独角戏，先后冲锋陷阵，试图夺取舞台，结果都铩羽而归，黯然退到角落，比如国产的道教和进口的佛教。
儒家为了保证自己不败的地位，中途自我手术整容，变调演出，始终稳坐钓鱼台，直到新文化运动那场暴风雨之后，才日渐失宠。
宋明时代整容后的儒家店，有几个新名字，比如理学、心学。
清朝统治者虽是满族，却也接管了这个独家店，支撑着自己在异乡的艰难经营。
儒家店从开张算起，到太平天国时代，已经两千多年；从汉武帝将其变成垄断公司后，也有两千年的长期积累。如此大店长期坐大，大家也都习惯了吃儒家店饭菜。外来店铺，比如基督教，很难占领到市场份额。
孔家店做的是山珍海味，主要是供官僚系统消费。老百姓除了被填鸭一样灌入一些外，自己也种点五谷杂粮，权作零食充饥。比如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土地老爷、关公大叔等，虽然是个杂货铺，但是老百姓也自得其乐。
太平天国的崛起，让大清国的儒家店受到致命一击。洪秀全试图用拜上帝教统一教众，挑战挤垮儒家店。从头几年经营的结果来看，的确抢占了不少市场，给儒家店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外国人始终都没搞清楚，为什么自己的基督教，打进中国文化市场的进度比蜗牛爬得还慢。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将基督教传播到世界的宏伟目标。如今，洪秀全的上帝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岂不让他们群情激愤、心情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