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自从北京回来之后，曾志就发现陶铸一直心神不定，似乎总是在思考什么问题，但陶铸没有主动提起，曾志也不方便过问，这一习惯从三十年代开始，他们夫妻二人就一直保持着，聚在一起只谈家务事，不谈各自的工作。
几天之后吃午饭时，陶铸终于忍不住向曾志开了口：“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去当中宣部长。”
“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曾志断然说道。陶铸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因为中宣部长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还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两点陶铸自认达不到，但这件事是毛主席亲定的，是没有办法辞掉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陶铸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地方，这些工作经历和中宣部长显然是不相符的，为何毛主席坚持认为陶铸适合中宣部长这一职位？
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之后，傅作义急电邓宝珊，要他立刻到北平商谈要事。邓宝珊接电后即刻动身，登上了傅作义派来的专机。为了避人耳目，邓宝珊只在晚上去找傅作义，积极劝说傅作义接受和谈。
很快，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以“出城视察”的名义，来到解放军平津司令部，陶铸作为代表接待了邓宝珊一行，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北平宣布停战之后，陶铸作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傅作义直接商谈协议的细节，处理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邓宝珊亲自出城迎接，为陶铸一行保驾护航。
谈判进行到第四天，正值大年三十，陶铸便派人换上国民党的服装，上街去看看北平群众的情绪。在听说北平市民情绪高涨，都在准备迎接北平和平解放时，陶铸对谈判充满了信心。
不出陶铸所料，谈判很快结束，北平在没有遭受炮火威胁的情况下，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陶铸从秘密进入谈判开始，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叶剑英负责各种日常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陶铸奉命南下到广州工作，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之余，陶铸还经常动笔写一些散文，很多的大、中学生都有幸读过陶铸的文章。毛主席非常欣赏陶铸的文采，再加上陶铸办事雷厉风行，因此邓小平推荐陶铸到中央工作后，毛主席当即应允。
“既然中央定了，那就去吧。”曾志有些无奈地说道。自此，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讨论过此事，陶铸整天忙于交接工作，曾志因病精神不好，也不再过问。
陶铸上任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由于陶铸到中央工作是邓小平推荐的，因此陶铸很快就被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但陶铸坚定地和老一辈革命家站在一起，投入极为艰巨复杂的特殊战斗之中。
两个月之后，陶铸当选政治局常委。在审定调整常委名次时，毛主席亲自把陶铸的名字勾到了周总理的后面，排在政治局常委第四位。陶铸听说之后找到毛主席，表示自己是新上来的，排太前心感愧疚，主动提出将自己排在李富春的后面。
“已经定了，不变了。”毛主席大手一挥，对此事作了拍板。
陶铸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不久，听说曾志连续高烧20多天，便打电话让她到北京养病。自从二人结婚之后，长年两地分居，各自为工作而忙碌，一年到头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这一次曾志想病好之后还需要恢复，又想到眼下的政治形势，遂决定去北京休养，和陶铸相互有个照应。
让曾志没想到的是，下了飞机之后，破天荒地看到了陶铸在机场亲自迎接。坐在前往中南海的车上，陶铸一路上闷不吭声，一直进了中南海，陶铸才主动向曾志介绍起自己到北京之后的生活情况。
国庆节过后，曾志突然发现陶铸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天回到家，手指总是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是面色铁青地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每当曾志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时，陶铸总是简短地回答：
“没什么！”
陶铸的这种状态，让曾志猜测他可能遇到了和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很快曾志就发现，一向喜欢穿军装的陶铸，改为了穿便服；即使陶铸的工作如此忙碌，中央还让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视察。
1966年末，陶铸因为力挺王任重遭到冲击，所幸毛主席亲自出面力保，才让陶铸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当时陶铸天真的以为自己的事情已经过去，但其实事情仅仅才刚刚开始。
从1967年初开始，陶铸就看不到组织上的任何文件，通往中央的专线电话也被拆除。陶铸只能整日待在房间里，靠着强大的精神意志，坚持看书写字，没有宣纸就写在旧报纸上，到最后家里的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足有两米高。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的身体出现了异样，一直拖到了次年年初，医生才给陶铸草草地看了一下，按照胃病给他开了一些药。眼看着眼睛和皮肤越来越黄，医生重新检查之后，将其诊断为肝炎，送进了传染病院。
入院检查之后，医生才弄清楚陶铸患的不是肝炎，而是胆囊部位的癌症。周总理听说此事后，批示要对陶铸积极治疗，还指定了北京、上海的几位专家组成医疗小组，为陶铸治病。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手术，陶铸的胆囊和十二指肠被全部切除，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陶铸回家继续养病，每天坚持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就坐在屋里读书写字。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但他从来不主动谈起，只是以顽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坚持活下去。
1969年，随着身体里的癌细胞扩散，陶铸经常痛得在床上直打滚。曾志不忍心看丈夫如此痛苦，劝他忍不住就哼几声，结果陶铸却反过来安慰曾志：
“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你会更难受的。”
就在病情加剧没过多久，陶铸被要求“疏散”到安徽。陶铸想了很久，毅然决然地告诉曾志，千万不要陪着自己去，要争取和他们的女儿在一起，这样他才能够放心。
临别时，曾志要求去机场送行没有获得批准。当陶铸走到汽车前，曾志伸手打开车门，陶铸一手扶着车门，一手紧紧拉着曾志，互道珍重。这一别，就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永诀。
到了合肥一个月后，陶铸因病情严重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治疗。当腹腔被打开的时候，医生惊呆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血管稍不留意就会出血。折腾了半夜，医生只好又缝了起来。
半个月之后，陶铸在合肥病逝。第二天，遗体就被送进火葬场。
1976年政治风暴过去以后，陶铸的女儿到处写信为父亲伸冤，但都石沉大海。两年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要为老同志恢复名誉，其中专门提到了陶铸。陶铸的女儿听说之后，写了一篇上万字的怀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就在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曾志和女儿就有了陶铸的下落。中央立刻送曾志母女前往安徽，接回了陶铸的骨灰，中央为陶铸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肯定了陶铸生前的功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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