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尔山先生是津晋两地文化界的知名学者，新近完成的一件文化盛事，是由他牵线促成了《云冈石窟全集》20卷的问世，为推动云冈学走向成熟倾尽全力。
尔山先生少时学画，蹉跎数十载，大器晚成却砥砺日精；笔力苍劲而画意深远。从大同日报社社长任上退休后，又创新钻研于黑宣重彩画作，日作画十余时而不怠，画艺精进。其画文化表现力强，尤以人物画见长。
他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芝兰门庭：父亲李苑林老先生生前在73岁到83岁整整十年间，逐一手书四大名著及九部国学经典，前后抄录近800万字；夫人刘艾珍女士素善散文诗歌，近年发奋于金石之道，或精细、或朴拙，卓然有古人遗风；小女李兮，自幼好古习文，所做文字曾于十五岁付梓成书，后就读南开大学，方始学习书法，临习隶书、帛书、汉简，已有小成，如今赴美留学，精研各国文化。近年来李尔山家庭艺术展多次在津晋两地展出，成为艺术百花园中一个亮眼的独特品牌。
2019年8月5日，尔山先生携妻女友人，同游五台山佛光寺。这是他1999年首谒佛光20年后之再历。归来后，他薄案索检，绺析归综，从梁思成发现佛光寺之前对待日本文献的态度、佛殿主宁公遇身份考证、东大殿佛造像的补塑和重装三个问题入手，释疑解惑，乃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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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怀五爷庙、殊像寺、显通寺、菩萨顶那些个香客如蚁红尘滚滚的寺庙相比，佛光寺真是冷清多了。虽不至门可罗雀，但也未见車马盈门。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早晨从台南出来，便下着雨，而且下的很大，不过，天气从来不敌心信，“心仪”才是真正的动因。心心念念的想他，便风雨无阻。譬如我和我的朋友们，冒着倾盆大雨来了。
车子在雨雾蒙蒙的五台山中穿行，如同在虚无飘渺的海上仙山中游弋。摄魂的白云和夺魄的绿浪交替袭来，确是平生所未遇之境况和感受。难得的是，車到寺前，雨竟然住了。山门前那株800龄的古松翠冠泻玉，迎候着我们走入净土，同游者或有三两拨，疏离着的一派闲逸和自在，能在清寂澄明之中瞻礼佛光真有莫名的福感，我的心情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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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首先铭刻与心的记下这些描述和数据：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471——499）时期，隋及唐初，照果寺解脱禅师“隐五台南佛光寺 四十余年” 。贞观中，有明隐禅师者，“住佛光寺七 年”，永徽二年（651年），代州都督命其纲领昭果寺。大历五年（770年） ，法照禅师自衡山到五台县，见佛 光寺南白光数道。元和、长庆年间，寺中的 “祥瑞 ”远达长安龙庭 。元和元年（806年）河东节度使裴度奏文殊菩萨乘狮子于佛光寺空中 ，从者万众 ，上遣使供万菩萨 。大和二年（828年）法兴禅师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 ，高九十五尺。其时为五台盛极。
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845）传旨毁佛灭法，“五台诸僧多亡奔”，佛光寺弥勒大阁毁坏。仅北魏祖师塔幸存。唐宣宗李忱登基后大中元年即下诏复法，大中十一年（857年）佛光寺重建大佛殿，即今之“东大殿”。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时期绘制的《五台山》壁画中之有“大佛光之寺”，当意会此时之建。
东大殿：建在佛光寺最高台地原大和弥勒大阁的基础之上，座东向西，面阔七间，进深八椽。单檐庑殿顶，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晚唐木构遗存，距今一千一百六十二年。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其斗拱断面为晚清时之10倍，殿檐探出丈二，为宋以后木构莫可见之奇观。东大殿内佛坛宽及五间。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其中，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及胁侍菩萨、金刚等塑像33尊，高1.95米至5.3米不等。另有两尊等身塑像，为建殿施主女弟子宁公遇和建殿主持者愿诚禅师。此外，大殿西侧和后部，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原为500尊，1954年因雨水冲蚀，被倒塌的后墙压坏204尊）。东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唐代壁画22幅共61.68平方米，内容均为佛教故事。上千个人物中有庄严的佛像，慈善的菩萨，威武的天王，多姿的飞天，虔诚的信徒、供养人。大殿的左右四根梁下，留有4条180字题记，字迹清楚，是珍贵的唐人墨迹。这是一处真正集唐建、唐塑、唐画、唐书为一的国之巨珍。
在大佛殿前，金代天会十五年（1137年）补建了文殊、普贤二殿，现存文殊殿。此殿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两架之间用斜木相撑，构成类似今天的“人字柁架”，增加了跨度，减少了立柱，为“减柱造”中之孤例。迄今亦踰八百七十二年了。殿内佛坛上有七尊金代塑像，中为骑青狮之文殊，两旁为胁侍菩萨。东西墙和北墙上，原有500罗汉的彩绘，现仅存245尊。这些塑像和壁画，都于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重新装绘过。
东大殿右后有砖塔，称祖师塔。这是寺中唯一的北魏遗存。也是全国仅存的北魏时期的两座古塔之一，更显珍贵。塔造型殊异，风格独特，平面呈六角形，塔座由逐级收分的六层青砖砌筑，第六层上再起台阶三层。上置六角形塔身，正面开有扁平的拱卷门，顶上饰以莲瓣形的火焰，室内供有禅宗的无名、慧明两位祖师塑像（史迹无考）。
大佛殿前置陀罗尼幢。大中十一年(857)镌。幢总高 3.2米，下设束腰六边形基座，刻有狮兽壶门及仰覆莲瓣，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末尾刻有“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之名。寺庭院中亦有陀罗尼幢，唐乾符四年（877）。高 4.9米。束腰基座刻宝装莲瓣和壶门乐伎。幢身亦刻陀罗尼经。上雕宝盖、矮柱、屋檐和宝珠。
另：寺内，明清以后加建了伽蓝殿和香风花雨楼。寺外，还有唐代和尚塔。寺后东山坡上，有唐代大德方便和尚塔、无垢净光塔；寺西北有唐代华严宗大师解脱和尚塔、金代杲公和尚塔。
（上述是佛光寺所有遗存的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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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现在的佛光寺与梁思成、林徽因这两个建筑学家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名寺，名人，交相辉映，家喻户晓。人们都知道：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是梁思成夫妇发现的。
据梁林好友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慰梅女士回忆，梁思成大约是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中得到关于佛光寺的线索的。《敦煌石窟图录》是法国汉学家希伯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画册，书中有一幅61号洞五代时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他的注意。
1937年6月下旬梁思成夫妇及助手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由北平坐火车至山西太原，再由太原北行至五台山，他们没有去台怀，而是目标明确地于26日黃昏到了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佛光寺。
梁思成后来回忆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它的侍者们环它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调查工作从测绘入手，极为辛苦。梁思成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那上面（殿顶内）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6月29日，出现重大转机，梁思成在他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祥细叙述了当时的过程：“我们在大殿里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在一根梁的下面注意到有很淡的毛笔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庙的梁下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高兴的东西了。”“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木梁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直接投入了工作。她仰起头，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读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石经幢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刻着同样的词句：‘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
梁先生的日记还记录了他当时对于这一发现的分析：“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然后他欣喜的断言：“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又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卢沟桥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侵华日军挑起事端，攻击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天，一份电报从山西五台发至北平。7月9日，《北平晨报》披露了电报内容，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报道，披露了佛光寺唐构的发现时间——1937年7月5日，所发现建筑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发现者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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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光寺被发现的导因。
按照美国汉学家费慰梅的说法，梁思成是看到了法国人希伯和敦煌画册中的“五台山图”，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因而触动灵感，决定到五台山寻找“唐构”的。费是梁家挚友，这话似乎没人不信。但我觉着事情绝不会是这样简单，而又灵犀一点的发生了。
因为早在1927年4月，也就梁思成夫妇造访佛光寺前10年，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已收录了佛光寺照片9帧。但关野、常盘都未亲赴现场调查，他们所选用之照片，6帧是由日本净土宗僧人、佛学家小野玄妙摄于1922年9月，3帧由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摄于 1925年10月。
三年后，即1928年的3月，关野贞、常盘大定又发表《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5卷，对佛光寺9帧照片进行解说，由于照片拍摄以佛像和经幢为主，建筑仅作为背景和局部，所以他们未对大殿作出考量，而是重点考证了寺史、佛像和经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高度关注到了大殿前石经幢上“大中十一年”这个极其重要的年代标纪。原因是对同一个石经幢，小野氏的片子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的片子出现了差异，后者所摄经幢底部添设了基台，顶部增置了莲座，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这让关野和常盘很感困惑。后来认真比对了两照中皆有“大中十一年”字样，才断定两帧照片所摄为同一经幢，同时也认定在22年到25年这3年之中，这个寺庙恰巧进行了一次重装，佛像和经幢均有改动。
问题就在这里：日本著名学人明明白白看到了大殿前石经幢上“大中十一年（857年）”这个唐代的年号标记，照片上也明白地显示了大殿硕大的斗栱和内部平闇等（虽然仅是局部却是唐代木构的典型标志），但就是未作深入的研究，而仅以“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潦草作结。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疏漏亦或是重大失误！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们关于佛光寺的研究文献中（包括著述和日记）只字未提日本人的这段公案。这让人十分奇怪。哪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呢？我认为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信息发布10年了，梁林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怎么可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他们就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了，也不是中国营造学社了。而且根据莫宗江回忆，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书就放在他们营造学社的案头上。他说：《支那佛教史迹》是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十分熟悉的重要参考图书，被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先生多次引用过。1936年9月发表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中，刘敦桢明确提到“五台山佛光寺”，认为它的斗拱结构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以及苏州虎丘二山门的结构非常相似。”常识和事实都证明梁、林对日本人发布的佛光寺的信息不光知道，而且耿耿于怀。
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此前，关野贞曾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一判断，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的。我猜想梁先生和林先生对这个评价从心里是不接受的，也是负着一口气的，但在未拿到证据之前，他们只能选择沉默。
梁、林佛光寺调查就发生在芦沟挢事变的前一刻，华北已经危如累卵，这是举国皆知的事实，而此时我们这两位大学者却直奔豆村，我认为他们就是冲着日本人的狂妄和失误去的，而且他们知道，时局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他们是用学术和日本的铁蹄赛跑。
他们成功了，日本人的论断被颠覆了。他们的报告就在7月7日那天发出。在当时交通的条件下，他们真的很“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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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身世。
女弟子宁公遇绝对是佛光寺及佛光寺与梁思成、林徽因故事中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梁、林初入寺时，就看到东大殿中除了按照佛教义理仪轨所塑的大型造像外，还有一男一女与常人相近的两尊等身像。寺里老僧告诉他们，男的是建寺时的主持和尚，女的是唐武周时的女主武则天。
随着调查的深入，寺僧所言男像之和尚身份被确定下来：他的名字叫愿诚 。《全唐文》（卷750）有载：愿诚“神情朗秀，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宜于山中精勤效节，礼行严为师，大和三年落发，五年具戒。会昌中随例停留，惟诚志不动摇。及大中再崇释氏，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飚驰圣旨，云降紫衣 。” 由此可见，愿诚是一位经历过武宗灭法，坚持下来，有着深刻官方背景的“紫衣僧”，也是修葺佛光寺大殿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至于女像是武则天，很快即被否定。因为大殿前石经幢上所刻建殿年份是“大中十一年（857年）”，距武则天的时代已遥遥相隔150多年。等到林徽因看到大殿北次间梁下有“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迹，而且此题记与大中十一年经幢上的“女弟子宁公遇”相吻合时，梁、林便一致认定，这尊女像塑的是上都（长安）女第子宁公遇无疑。
那，宁公遇又是何许人也？这么多年，多少学者查对唐代文献与笔记小说，均无记载。但这个女人的身份太显赫了，综合佛光寺梁下和经幢的题记，和她一起参与紫衣僧愿诚重建佛光这项功德活动的人有当朝的工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河东节度观察处置、河东监军、代州都督、泽州（现晋城）曹参军等等，这个班底庞大且显贵，而单独为她塑了像并称为“佛殿主”，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尊卑关系呢？这让研究者们既感困惑，而又不忍放下。
现在，关于宁公遇的真实身份有两种推测。
其一，是把大殿北次间梁下题记完整读下来：“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有论者认为功德主和佛殿主是一对夫妻，即：宁公遇是右军中尉王某或王某某的妻子。因为在唐代，官宦人家以家庭为单位做功德，开凿石窟或兴寺建殿塑像的例证不少。查对史籍，晚唐这一时段右军中尉（唐禁军神策军有左右护军中尉两职）这一职务，在《旧唐书》的记载中曾有两个姓王的担任过，而且都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一个叫王守澄，一个叫王元宥。那么，宦官能有妻子吗？别怪，在唐代真还可以有，尤其是大宦官。王守澄自元和年间（唐宪宗）以来，一直是宫廷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参与了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最终因营私弄权而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即在佛光大殿建成前25年被赐死（梁思成推测可能是此人，我以为不妥，25年，跨文宗、武宗、宣宗三仼皇帝，重新追荐一个赐死的太监，不可思议，把他的名字写到一个佛殿梁架的题记里更加莫名其妙）。另一个宦官王元宥 ，是王王守澄死后，在唐宣宗初年任枢密使 ，又升任右神策军中尉 ，掌禁军兵权，同时还兼“右街功德史（使）”。功德使是皇帝派遣专门监督皇家佛教工程和佛事活动的特使。所以佛光寺题记中的“右军中尉”，更有可能就是王元宥。这个王元宥在功徳史（使）任上佛光寺获准重修 ，而在工程完成时过世。所以论者推测，由于这个地位显赫的太监在大殿峻工时突然死掉，可能由他的妻子代行功德，于是夫妻的名号出现在同一条梁下的题记中。我觉的此论甚是荒唐。综合分析佛光寺，应是一处皇家功德大寺而非宦官自家的招提兰若，作为皇帝派有特使敇命重建，又由赐紫衣僧人主持局面的皇家工程，特使亡故后，怎么可以随便让他的老婆代行功德并凌驾于一大堆朝廷大员之上呢？唐宣宗李忱号称“小太宗”，英明神武，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中朝的宦官虽然权势很大，但正是因于此，宣宗对宦官管束极严，曾以对宦官实行“有罪必究、有缺不补”的政策而闻于史，在如此严厉的治下怎么可能发生上述的事端呢？
其二，认为宁公遇可能是唐宫中一位崇佛未嫁公主的化名。论者在唐宣宗的子女中找到了永福公主的故事。据《新唐书.宣宗纪》载，永福公主本来许配给了进士于琮，于琮因此连连升官，先是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赐绯，又升左补阙，赐紫。但，有一天宣宗突然下旨，把这门婚事给取消了，宰相问为什么，李忱说：“我这个女儿，前几天和我一起吃饭，竟然因为一点小事在我面前把筷子给折了，这样的性情，恐怕不能做士大夫的妻子。”结果，他把另一个女儿广德公主嫁给了于琼。永福公主因此而终身未嫁，枯守青灯，一心向佛。论者认为宁公遇塑像可能就是永福公主的写真。他们揣测，唐宣宗出于“愧疚”，加之其原本就崇佛，在未登基前（光王）曾在佛寺避难，受过高僧的护佑，因此出资为因婚姻波折而终身亊佛的女儿成就一桩功德，选择高僧愿诚主持并由自己的侍卫长王元宥督办此事，朝中一班大臣也积极跟进襄赞，所有这一切均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大唐公主，遁入空门，情状与官场规则相悖，因忌惮士大夫诟病，故只能化名做个“送供使者”，以殿主或弟子的身份暑名于题记和经幢之后。而她真正的高贵则又从不署名的塑像体现出来。这种前因后果似乎也可以解释得淸。
两种推测，都无实证，我觉的后一种更合乎逻辑，也更近乎情理。在沒有获得新的直接证据之前，我采信宁公遇为唐永福公主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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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大殿佛造像的补塑和重装问题。
20年前，第一次去佛光寺，进入东大殿我有点犯傻，因为事先知道殿中有唐塑，带着这样的预期，结果满眼恶俗的颜色，心理落差甚大。我甚至几乎脱口而呼：“这，哪里是唐塑？”等到后来眼睛慢慢适应了殿内的光线，才渐渐感觉出这些高大的塑像身姿造型颇为优美，似乎唐风，但我犹不信这是唐塑。直到有朋友把梁思成和林徽因1937年所拍的片子拿来比对，我才相信这真的是唐大中年间的塑像。不过，心中的困惑并未彻底解除。
这次在研究梁、林调查佛光寺的导因时，因为读到了日本关野貞和常盘大定的关于佛光寺塑像的文字，上述久蓄心中的困惑才算解除了。前已述及关野和常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收录了佛光寺照片9帧。其中6帧是由日本净土宗僧人、佛学家小野玄妙摄于1922年9月，3帧是由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于 1925年10月拍摄的。他们在比对了这两组照片后发现佛光寺东大殿中的佛像发生了变化。他们在照片说明中讲：“中央的释迦如来像变化尤显，令人惊诧，其左手添持了宝珠，袈裟衣纹被抹上甚俗恶之色，卒然视之，已不似同一尊佛像。虽然重修并附加了近代的色彩，但佛像之面容、姿态和衣褶尚存宋代之前的气息。”另外，他们还发现大殿前的经幢，底部添设了基台，顶部增置了莲座，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这就说明，从1922年到1925年这3年间，佛光寺大殿的佛像及殿前经幢进了一次重装，而且重装的程度还比较深。有些佛像甚至局部造型被改变，至于俗恶的颜色则是这次重装彩绘上去的。
对于这次重装，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充分的关注到了。梁思成在他的调查日记中写道：“寺僧曾一度重装佛像，唐塑的色泽，一旦就‘修毁’了，虽然塑像体形大致得存，然而所给予人的印象和艺术价值已减损了很多，是极可惋惜的”。“主要诸像的姿势很雄健，胁侍像的塑法，生动简丽，本来都是精美的作品，可惜经过后世重装，轮廓已稍模棱。而且色彩过于辉映刺目，失去醇和古厚之美。所幸原型纹摺改动的很少，像貌线条，还没有完全失掉原塑趣味物征。重装是以薄纸裱褙的，上面敷上色彩，我们试剥少许，应手而脱，内部还可见旧日色泽，将来复原的工作还是可能的。”
梁思成同样只字未提日本学者对于这次重装的看法，尽管他们对重装品质所见略同。而对于重装的时间，梁、林推测是1930年前后，比日本人晚了小十年，沒有提到具体的依据。鉴于小野玄妙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两组照片的实证性，这次“俗恶”的装修应在1922年9月到25年10月这三年间。
比之塑像的改动，东大殿壁画的损毁则更为严重。唐代佛寺有绘制壁画的习惯，佛光寺在大中十一年重建时四壁应该都是绘有壁画的，只是明代时（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寺内僧人重砌檐墙，在四壁补塑五百罗汉，将壁画毁掉了，现在只在殿内的拱眼壁和明间佛座背后保存有零星的大小不一的22幅。
拱眼壁是两个柱头斗拱之间的空档，绘有壁画的拱眼壁总长450厘米，高66厘米。壁画的构图分为三组：中间的一组是说法图，主像是阿弥陀佛在说法，两侧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左右两组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中心，各有胁侍菩萨和天王、飞天等簇拥，作赴会行进的情状，这是唐代净土崇拜的作品。壁画的两端各绘有供养人，北边的一组是僧人装，南边的一组是俗人装。
明间正中主佛须弥座束腰上的壁画是1964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发现的。画面高35厘米，宽100厘米，由于两侧被后人用土坯墙封护，光线幽暗，历代重装都未触及这块壁画，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至今完好清晰。画面左端画一手持宝剑的天王，旁有天女立像，头戴花冠，右手掌心托花朵，左手托香盂，盂中燃香。正中画身穿翻领花甲胄的力士，手擒类似猿猴的妖物。右端画手持长杆的力士，向左边追赶。右上角残存有三爪的龙腿和龙尾一段。与传唐吴道子《天王送子图》比较，在内容和构图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罕见的早期壁画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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