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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流传一句话,叫作“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

但亦舒却很霸气地说过:“那个琼瑶,写的东西都是小女生看的,提了都多余。”

两大港台言情小说天后的写作花期趋于同步,但是在影视化改编方面却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味。

随着2013年《花非花雾非雾》成为内地琼瑶剧的尾音,琼瑶的影视化改编就此告一段落。

与之相对,亦舒的小说开始成为内地影视圈的热门IP,从《我的前半生》到《流金岁月》,再到最近热映的《玫瑰的故事》以及杨紫主演的《承欢记》,不断有新的作品作为影视剧面向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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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故事》剧照

观众们在更新,“舒女郎”们也在迭代。

但无论朱锁锁也好,黄玫瑰也罢,来来去去,其实都是被亦舒的三观“欺骗”或是“制造”出来的假象。

一直以来,亦舒本人都和琼瑶一样,被人诟病三观和人物塑造,“未婚先孕”、“抢人男友”这种标签也一直从港媒报纸流传到自媒体时代。

那么,真实的亦舒到底是怎样的,她又为什么会写下《玫瑰的故事》,她的作品真的欺骗了读者和“舒女郎”们吗?

假如我们透过作品,深入扒一下亦舒的历史,会发现亦舒本身的故事,远比《玫瑰的故事》来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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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5岁时跟随家人到香港生活。

倪家是大家庭,兄弟姐妹有7人。其中做文字生意的除了亦舒,还有她的二哥倪匡。

倪匡比亦舒大11岁,父母迁港那年,16岁的倪匡因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而留在了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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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亦舒和倪匡

华东革大成立于1949年,与普通大学不同,华东革大的招生公告声明凡录取者学习半年后,分配工作,并且免费提供膳食住宿。

这吸引了当时不少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前途迷茫的年轻人,倪匡即是其中一员。

从华东革大毕业后,倪匡先后参与“土地改革”、“治理淮河工程”、以及苏北、内蒙古的垦荒。直到1956年末的一次意外,倪匡的红色生涯宣告终结。

在内蒙古垦荒的倪匡在一次运煤途中为抵御严寒把一座木桥上的杆件拆下来烧了取暖。事后因涉嫌破坏公共交通设施,而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

在动辄暴力革命的年代,倪匡为求自保,离开内蒙古,辗转几地,最终偷渡到了家人所在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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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倪匡

来到香港后,倪匡开始投稿《真报》等杂志以卖文求生,后来被《真报》录用,先后担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

1962年,倪匡获得《明报》创刊人金庸的赏识,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在《明报》写科幻小说。

也正是同一年,倪家另一位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在香港文学场崭露头角。

写第一篇小说《暑假过去了》的亦舒年仅14岁,在被哥哥倪匡送到《西点》上刊登后,这位“天才少女”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之路。

由此说来,哥哥倪匡算是亦舒的第一个伯乐。

他戏称小妹为“大文豪”,并且认为“她的读者比我多,文字也比我好。”

有兄长引路,和大部分不知志业何在的少男少女相比,亦舒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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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期的亦舒

才气逼人再加上写得快而勤,亦舒很快成为编辑们眼中炙手可热的文学新星,追稿的人甚至找到了学校。

亦舒回忆自己的十七岁时说:

“觉得自己出名到不得了,叻女到不得了,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又可以出风头,又可以出专栏,又可以访问明星,又可以让记者访问我,又影相,又将相登在杂志上,哗,几威!”

不羁本是少女性格的一部分,再加上亦舒如此顺利地成名,难免多几分泼辣狂狷。

而向自己的老板,也就是当时香港文坛大名鼎鼎的金庸要求涨薪一事,就颇有如今的“00后”整顿职场的气概。

1965年,从何东女校毕业的亦舒经哥哥推荐,去了《明报》做记者,不仅跑新闻写专访,同时也是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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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

金庸和中学同学沈宝新创办《明报》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明报》从鲜有人问津的无名小报成为香港知识分子的必读报纸,同时也扩张为兼营出版、旅游和印刷乃至地产的庞大报业集团。

金庸凭借过人的经商头脑和日复一日的勤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报业神话。

但是在稿费方面,他却是一位“抠门”的老板——当时《明报》作者的稿费都要比同水平的刊物给的低一些。

倪匡曾几番要求金庸涨薪,但没能抵御住金庸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话术,再加上两人的老友情谊,只好作罢,至多暗暗腹诽一句“一流的朋友,九流的老板”。

但是小妹亦舒可不管那么多,在要求涨稿费被拒后,亦舒在自己的专栏上讽刺金庸是“刻薄的爬格子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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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和金庸

不过小姑娘的伶牙俐齿再尖刻,也伤不到对面早已成人精的查老板。

面对亦舒的“跳脚”,金庸笑着回应:

“骂可以骂,稿照样登,但稿费一点也不能加。”

就这样,亦舒的《明报》岁月,既有嬉笑怒骂,也有情谊无价。

这本杂志向世人推举出她的言情小说、倪匡的科幻玄想以及金庸的武侠故事,这三人也被并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荣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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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在写作上堪称文坛劳模。

她前半生做过记者编辑、酒店主管、公关主任乃至政府新闻官,但都没有写作长久,就像她在一次访谈中说的“唯有写作是我一路没有放弃的一件事”。

如今76岁的亦舒写了大概300多部作品。著作等身——对她而言不是夸张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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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

亦舒的小说大部分都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着力描写白领女性的情感生活。

与其他言情小说不同,亦舒的作品致力于打破恋爱的幻觉,通过营造不依赖于男性的、自矜独立的都市女郎形象,来传递一种崭新的性别意识:

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

一个女人没有经济能力,才会万劫不复,记住,勤奋工作,努力节蓄。

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在遭到丈夫出轨遗弃后,被迫走出家庭,改变以往依附于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像一个“男人”一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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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作品

正是在投身职场的磨砺过程中,家庭主妇子君实现了自我成长和超越,变成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事业女性,并且获得了美满的爱情。

亦舒自小倾慕鲁迅,这个同名的女性“翻身”故事,算是对《伤逝》的“正能量”续写。

《喜宝》中,亦舒通过描写一个家境贫寒的年轻女孩喜宝,为了完成阶级跃升委身于“老男人”勖存姿,最终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被欲望吞噬、迷失了自我的故事,来告诫女性不应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虚幻的幸福。

《流金岁月》则讲述了主人公朱锁锁与蒋南孙之间患难与共、共同成长的人生经历,摆脱了狗血剧、三角恋式的叙述套路,展示出现代女性之间纯粹、坚实的友谊,也反衬出爱情的脆弱与可疑之处。

即使是这些天热播的《玫瑰的故事》里,原作中其实亦舒塑造的是一个历经多段感情的美貌女子,庄国栋的绝情、溥家明的炽热、罗德庆爵士的温文尔雅和白头偕老,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下,显得如此浑然天成。

凡斯种种,亦舒对于现代女性命运和情感价值的探讨影响了一代女性读者的恋爱观和人生观。

那些“姿态好看”的女性角色成为她们心向往之的精神镜像,亦舒也获得了“师太”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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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宝》海报

不过吊诡的是,亦舒的小说虽然旨在批判香港男权社会,反对女性的唯恋爱倾向,但小说中女主角最终的成功却往往伴随着一个家明式三好男生的青睐,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圆满,于是对女性幸福的理解又再度退回“真爱至上”的狭路中。

以今天的眼光重读亦舒,读者看到的不再是激进的女性主义寓言,而更像是表面尖锐、实则传统且梦幻的“熟女童话”。

在此意义上,亦舒或许的确已经过时。

不过,对那些曾在青春期一度沉迷“师太”哲学的读者来说,亦舒的小说始终是一件贴己旧物,每当想起,依然散发出怀旧的、瑰丽的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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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丰沛的生命力除了用于写作,还有很大一部分作用在其惊涛骇浪式的感情生活中。

亦舒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

第一任丈夫是青年画家蔡浩泉,也是亦舒的初恋。

和蔡浩泉恋爱时亦舒方才17岁,天不怕地不怕的莽勇在这个叛逆少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嫁给这个贫穷艺术家,亦舒不顾家庭反对、奋力与父母抗争,甚至以自杀相威胁。

如愿结婚的第二年,亦舒还未满20岁就生下了儿子蔡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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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浩泉(左)

然而彩虹易散琉璃脆,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最终也和《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一样败给了现实。

婚后,亦舒和蔡浩泉常为金钱琐碎发生争执,最终导致情感破裂。

对这段感情的破碎,哥哥倪匡曾这样评价:

“我不怪蔡浩泉,这个人顶有艺术气质,到现在还大哥前大哥后,亦舒的脾气不好,男人受不了,乃人之常情。”

蔡浩泉离婚后飞速再婚,而倨傲的亦舒从此再未见过自己年轻的肉身所孕育出的小生命。

蔡边村长大成人后,继承了父母的文艺天赋,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在2003年拍摄的《母亲节》中蔡边村有这样一句对白: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1岁那年。那天母亲买了机械人给我,一起看了电影《007》,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困惑于“曾经亲密,为何疏离”的蔡边村如王家卫《阿飞正传》中的旭仔一般想象着与母亲“相认”的一刻,然而亦舒也如电影中的母亲那样,始终隐身于暗处,没有给予这个已经44岁的儿子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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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边村和父亲蔡浩泉

如果说亦舒的第一段婚姻还有几分青春懵懂的赤诚,那第二段婚姻则显得极为狗血和歇斯底里。

亦舒向来看不上琼瑶,但她和岳华的爱情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琼瑶式闹剧。

亦舒和武打演员郑佩佩因工作结识,逐渐熟络,成为闺中密友。彼时郑佩佩的男友正是演员岳华。

亦舒经由郑佩佩认识岳华后,倾心于他的英气与风度,一来二去之间爱上了这位好朋友的男朋友。

郑佩佩有所察觉后,选择退出这段三角恋,后来远嫁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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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郑佩佩

“抱得郎君归”的亦舒将对岳华的爱也搬到了台前,频频高调示人。

恋爱脑上头的亦舒甚至在《明报》写了一篇头条,标题就叫《亦舒为什么爱岳华》,罗列了男友的诸多美德,盛赞岳华为“这世上罕见的例子”。

但与此同时,亦舒并没有完全释怀丈夫和郑佩佩之间的旧情。

看到报纸上提及郑岳往事,亦舒将岳华的西装全剪烂。甚至还有一次,气极的亦舒把一把刀子插在了岳华宿舍的床上正对心脏的位置。

而最终导致两人婚姻破裂的是郑佩佩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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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岳华

这封信虽然是写给岳华,但内容并无不妥之处。亦舒发现后却将信件内容全部公开到了杂志上。

经由媒体的的渲染激化,不仅郑佩佩的婚姻受到影响,岳华常年被控制的痛苦也集中爆发,不顾亦舒挽留,执意要求离婚,就这样亦舒的第二段婚姻也以狼狈收场。

再后来,历经千帆的亦舒在40岁那年与一位香港大学教授结婚,移居海外,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日子。

整个三段经历,看似是《玫瑰的故事》的翻版,但其实远比作品来得炸裂。

亦舒曾在书中写过,“爱情原是锦上添花的事,男女互相为对方倾倒,糊里糊涂那么一刻两刻时分,便视为爱情,等到看清楚之后,不外是那么一回事,双方可以容忍的,便相处下来,不能够的,便立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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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

激烈的东西总是短寿,而亦舒最为低调的一次婚姻反倒细水长流,延续至今,想必是遇到了“可以容忍的人”。

作为作家,亦舒对爱情的理解在小说中表现得通达透彻、风轻云淡,然而作为凡人,她又何尝不曾困于情爱之中,尝尽其苦。

面对过去感情生活的一地鸡毛,亦舒不是没有遗憾。

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觉得我在感情上面浪费太多时间,现在回想就觉得这些时间应该用来做工。”

——哈,这倒的确是亦舒女郎的口气。

审核丨编辑:翟晨旭

排版丨编辑:立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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