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任道台做下来，良心摆在中间的，二三十万，偏下心的，勿能计数。
这是清代戏剧《珍珠塔》里面的唱词，当年的人能写出这样的台词，清朝的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那么底层的七品芝麻官——小小知县，一年能拿到多少钱的工资呢？
是谁在当知县
通过残酷的科举考试选拔，获得举人和进士的殊荣资格，然后才被列入备选的人才库，等待朝廷的委任。
知县可以说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仕途的第一步，清朝的大官，当过知县的很少。
本身满人就以较少的人口占据了大部分的重要官位，剩下的汉臣也主要为官二代。
康熙和雍正，乾隆为了拉拢人心，多次在科举中对所有当朝官员的孩子特殊待遇。
除此之外，清朝还可以合法买官，比如李卫家很有钱，一买就是员外郎，当官第二年就去了京城，去了户部。
那么知县这样的职位就是大多数科举考生的去处，百分之70的知县都是进士和举人，剩下都是买官的富商。
汉人作知县必须至少干够三年，也就是一个任期，才能升官，半途而废的就会被开除。
知县必须是异地就职，不能在自己的老家，要回避自己的五服内的亲戚。
知县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政治权威。他全面主持着当地的司法、教育、军事、财政等一应事务，手握重权，是传统秩序的化身。
知县除了45两俸禄银外，每年还能领取至少400两的养廉银，用来维持自身的权威形象和生活需求。
山东，江苏这两个有钱的地区，一年能给1000到2000两，最穷的贵州只有400两，大多数地区都是600到800之间。
按照红楼梦里面的描写，刘姥姥这样的庄稼户，一年的生活费也就20两，可见古代官民生活差距之大。
知县能拿这么高的薪水，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工作十分复杂。
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最多的就是县太爷升堂断案，县令的确兼具法官，校长，军事长官等多个工作。
还有地方的教育，祭祀，以及兴修水利等多个工作。
县令上面还有知州，知府。他们不一定拥有全部都决定权。
但是他们的确是在执政的第一线，和百姓打交道最多，对民众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这个县里打官司，学生考科举，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都要经过县令的手。
所以这个“县太爷”的称号，也真不是白白得来的。北宋的寇准和王安石都当过县令。
明朝，清朝时期的县令里面虽然出的大官少，但是也有很多文化名人，比如汤显祖，郑板桥。
知县可以拥有自己的县丞，主簿等辅助的下属。而县令的对头就是当地的士绅。
流水的县令，铁打的士绅，县令能做的事，士绅也可以。而士绅们往往比县令还要有钱。
而士绅们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说自己祖宗是多么厉害，家族多有文化。但其实本质就一点——土地兼并。
如果刚刚好的土地，怎么能赚钱，怎么成为名门，怎么给儿子买官。
他们会尽可能蚕食周边的土地，把除自己家族之外的人都逼成给自己当佃户的苦工。
在别人的血汗之上，这些世家们才能够穿金戴银，不事生产，卖官比爵。
仅仅依靠这份国家银钱，县令没办法和士绅豪门相比。
他们伺候左右的丫环仆从也极其众多，加之妻妾成群、衣食无度，这笔薪水还是太过单薄了些。
于是不知怎的，有许多商贾之人，携带些珍奇异宝来到府上，不断上门馈赠贵重礼物，求县太爷判案的时候偏向自己。
知县之所以形同富翁，实在是高薪和灰色暗箱操作的双重结果。实际上这份"养廉银"的银两数额越高，大家的野心越大。
许多人科场时勤恳忘我、孜孜求学的决心，如今被冲淡在金钱的诱惑之中，那颗昔日纯洁的学子之心不知所踪。
面对城里的富商巨贾，还有地方的乡绅，都是知县要勤打交道的人。如果遇到了告老还乡的大官，谁给谁送礼还说不定了。
哪怕德行品性平平，当官者也往往能够捞一大笔，不求有功但求有祿，这才是清朝吏治腐败的原因。
古代青楼有句调侃的话叫做，“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就如同清官，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清白的，事实却未必。”
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文化氛围下，不少达官显贵觉得掌权者可以获取不义之财，实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