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队的亚洲行以两场2:0结束,另一边,中国国家队在沈阳的两场热身赛也以胜利收场。

期待中的中阿之战最终并未成行,两队仅有的一次交手仍然要追溯到1985年的尼赫鲁金杯赛,那一次面对没有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中国队1:0取得了胜利。

面对阿根廷中国行的热潮,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国足达到阿根廷队的水平,我们的文化输出水平能否大大提升?

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缺少同样的历史叙事场景。

一个冷知识:阿根廷的国球是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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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冷知识:阿根廷政府和足协曾经长期阻止国家队去参加世界杯——从1938年一直到1954年。而从1954年到1974年,阿根廷足球在世界杯上最好成绩也才第5名。

喜欢足球的会喜欢巴西,热爱足球的却热爱阿根廷。

足球在阿根廷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实际上在1978年才达到第一个巅峰,并在1986年被推上了最高潮。

很多人曾经问我,作为一个阿根廷的死忠球迷,最喜欢的球员是谁?我的回答是,历史上是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现役球员中是安赫尔迪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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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梅西呢?

如果你问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球员是谁?我我想说,从运动周期、荣誉成绩来看,无疑是里奥梅西,但是你要问我最伟大的阿根廷球员是谁,那答案永远只有一个——迭戈马拉多纳!

因为马拉多纳是民族英雄这个赛道上的存在,更何况在1986-1990,从墨西哥之夏到那不勒斯,他创造的奇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且是属于一个人的奇迹!

而马拉多纳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英雄,恰恰与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的挫败息息相关,当球王以一己之力摧毁星光熠熠的英格兰队时,这种快感演变为了对马岛战争惨败的发泄与释放。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上帝之手是世界杯上最经典的名场面——这是对英国人在马岛无耻偷袭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击!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拉多纳以他的行动完美印证了利物浦传奇主帅比尔-香克利的那句名言:

“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

老球王马拉多纳属于深受庇隆主义教育熏陶的一代人,又经历了美国扶持的恐怖军事独裁时期,他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阿根廷的国家与民族主义叙事,并通过极致的英雄主义复仇——赢下伟大的英阿之战并最终夺冠,成为了阿根廷的民族英雄与庇隆主义英雄。

阿根廷庇隆主义的足球英雄是马拉多纳。这也是为什么阿根廷副总统(2014年的女总统)基什内尔在感谢梅西、祝贺国家队的时候一定加上一句:“那句马拉多纳式的“你瞅什么窝窝”终于赢得了阿根廷人的心。”

所以,只有结合阿根廷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去看待足球,你才能明白阿根廷足球在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与意义。

而同样作为民族标签的阿根廷探戈、马黛茶、阿根廷烧烤、牛肉与马球,却不可能承载同样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足球对不同的国家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比如1938年的意大利,1950年的乌拉圭,1953年的匈牙利,1954年的联邦德国,以及1958年的巴西。但这一切都是与历史大背景息息相关的:

1938年的意大利依靠盘外招第二次夺下雷米特杯,这直接刺激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虚幻的罗马帝国情节,并让这位独裁者飘飘然地加入了轴心国的战争进程,最终让自己万劫不复。

1950的乌拉圭实现了四星伟业,让乌拉圭人事实上成为了20世纪前半叶最成功的球队,同时以马拉卡纳惨案让整个巴西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的迷茫。

1953年的宇宙队匈牙利远征不列颠,作为新科奥运冠军,他们在温布利球场以6比3痛击英格兰,让三狮军团90年的纪录作古,不服气的英国人要求再赛一场,结果以1:7的比分遭遇了更大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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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场温布利大战,让匈牙利人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活力,这直接促进了对拉科西及其莫斯科主子的反抗,以及开启了纳吉改革。

而1954年世界杯决赛的失利,则成为了匈牙利改革失败宿命的写照——反倒是刚刚走出战败阴影的联邦德国,最终以伯尔尼奇迹实现了民族的又一次崛起。

同样的故事也适用于1958年的巴西——乔纳森说阿根廷是一个离开足球,历史和社会都不再完整的国家,所以他写了那本《脏脸天使》,而他的英国老乡亚历克斯贝克斯则写了那本《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

就连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声音”的那位再现历史的妙笔,蘸取不可磨灭、名为‘希望’的墨水,撰述这一段拉丁美洲百年孤独的历史的文豪加莱亚诺,不也写了一本《足球往事》吗?

至于说到国足,我们其实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地位与作用,只不过那要追溯到100年前了:

1913年至1934年间总共举办了10届远东运动会,除了第一届的失利, 中国足球队在剩余的9届远东运动会中都获得了冠军。其中,世界著名球王李惠堂在1923年进入中国足球队后,中国足球队的实力空前强盛。

当时,每逢中国足球队与 日本足球队对决,日本球迷总会哀嚎一片,因为中国足球队每次都会完虐日本,以大比分获胜 ,当时的日本足球队伍以及球迷都十分害怕中国足球队。

在1926年,李惠堂率领中国足球队出征“史考托杯”足球赛,与当时已经连续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足球队狭路相逢,中国足球队并不畏惧,在李惠堂的带领下以大比分完胜英国足球队, 用实力踢服英国,为国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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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之中,在战场上,我们与日本人打得异常艰苦,——那毕竟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的总体战,所以每一次面对日本队,中国队都全力以赴,务求完虐,而这样的场景是不是有点类似阿根廷与英格兰队的世纪宿怨?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对我们而言,没有以国足作为文化输出的载体,反而是一种成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