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面执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斯大林时期全面向苏联“看齐”，随后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捷克斯洛伐克因坚持斯大林时期政策导致管理体制落后，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和苏联方面的不满。
赫鲁晓夫
1968年1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安东宁·诺沃提尼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并于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公布捷共《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改革运动被西方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社会背景
早在执政之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必须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压力：
冷战
一方面，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制造政府危机，企图将捷共排挤出内阁；另一方面，苏联也改变了战后初期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宽容政策，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初期迅速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重建，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模式又极大阻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特道路。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全面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但捷共中央在强化苏联模式方面仍然层层加码。
赫鲁晓夫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斯科达工厂5000工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机关，成为战后东欧国家出现的第一次骚乱。此后群众不满情绪继续增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挑动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
诺沃提尼
凡此种种，都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各阶层都要求领导人诺沃提尼下台，对改革的呼声则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1968年捷共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后，随即开启了改革计划：1968年3月初，杜布切克和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放松审查制度，解除了新闻审查办公室对媒体的管辖权，并把职责移交给编辑自己。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放松审查制度”对于改革而言，可谓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截止到6月初为止，审查制度逐步取消，那些长期被命令禁止、如今开放给公众讨论的议题和消息得以向公众曝光，布拉格之春改革已然开始。
1968年3月14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正式通过一项有关为那些被20世纪50年代政治审判不公正地迫害的人平反的政策。建议为共产党前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成为清洗审判对象的捷共党员彻底平反。
鲁道夫·斯兰斯基
随后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也于3月中旬提议了宪法法案，法案将准予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完整的立法权力，期待建立一个在联邦制国家内的斯洛伐克政府。几周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决定支持为捷克斯洛伐克创建一个联邦体制的努力。
3月22日，总统诺沃提尼因一个牵涉到他私人朋友扬·舍伊纳将军的丑闻而下台，公众让诺沃提尼下台的呼声得到了满足。随后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新总统，随后在5月晚些时候，诺沃提尼被开除出捷共。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
4月初，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改革“行动计划”,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构想主要体现在其中。“行动计划”主要寻求定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
政治上，计划要求恢复国民阵线联盟，承诺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以及在这十年末一部新宪法的制定，不过共产党保持了其作为国民生计主导力量的领导作用。
对于斯洛伐克，计划提议了一个联邦体制，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拥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法律平等。“行动计划”中还提出的各项经济改革包括有利于私营企业的决策非集权化、在国际贸易上较少的限制、一个在世界市场上可兑换的货币以及对工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总体而言，“布拉格之春”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1、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容怀疑，更不能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如果不坚决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社会民主就得不到发扬。党的团结只能在党内广泛民主的基础上。
2、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保证全社会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并允许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和维护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阵线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政治体现。参加民族阵线的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参与制订国家政策。所有的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遵守民族阵线的共同纲领。民族阵线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3、彻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要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抛弃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条主义概念，实行多层次的社会所有制，采用从国家大企业、人民企业、合作社直到个人小经营等一系列的形式。必须放弃粗放式工业化的道路，要进行科技革命，为此要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提出“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共存亡”。要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
4、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关系，更积极地促进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活动；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要“实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互利关系和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次尝试，在与旧体制渐行渐远的改革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实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它也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改革。
而随着审查制度的放宽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伙伴们的公众支持，像索科尔和十字军之类的旧组织再度出现，各类工会和非共产党组织重新获得他们的话语权，新的独立的团体在文化复兴和进一步民主化的支持下涌现。
杜布切克
政府也停止了对电台广播的干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青年人能更多地获得西方摇滚音乐和青年文化，其中很多人选择模仿这个时代的嬉皮士生活方式。当公众放弃冷漠和被动，转而对国家大事、文化活动、报纸及其他媒体，甚至包括海外旅游感到兴味盎然的时候，公民社会重新出现了。
改革阻碍
“布拉格之春”的本质是彻底摒弃了苏联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条件出发”的社会主义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要摆脱苏联模式的羁绊，也要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摆脱苏联的控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
因此，在1968年5月初，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发展引发了来自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此外还包括来自捷共的一些更加强硬和右翼的成员，其中就有瓦西尔·比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的接替者）。
勃列日涅夫
可以说“布拉格之春”遇到的干扰，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充满了“布拉格之春”的全过程。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心脏”，处在历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和两种制度的冲突点，改革显得更为艰难。
国内的保守势力千方百计抵制改革；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破坏改革；西方国家妄图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变；苏共则对杜布切克等人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容忍，最后决定用武力扼杀“布拉格之春”。
1968年5月4—5日，杜布切克与比拉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领导人的新一轮会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担保：捷共对事态持有坚实的控制，这个国家将不会经历一次反革命、资本主义的复辟或者回到1948年以前的状态。
斯姆尔科夫斯基
然而杜布切克及其同僚还是同意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土地上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这就为日后华约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强行阻止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5月17—2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类似于总理）柯西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据称是为了在这个温泉城镇进行健康治疗，他随后与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表示自己对该国的当前局势感到满意。
柯西金
6月末，国民大会接受了创建一个由两个人民共和国：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的计划，在保留各自的政府和议会的同时，共享一个联邦管理机构和新的两院制的联邦议会。
然而，正是作家卢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的“两千字”宣言（Dva tisíce slov）在《文学名单》和其他报纸上的刊登，使得苏联领导人对布拉格之春的忍耐接近极限。瓦楚里克谴责共产党造成了必须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局面，不过也对那些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的党内人士给予赞赏。
卢德维克·瓦楚里克
宣言要求公众为了民主化而投身于游行示威和政治活动，并且乐于保卫改革抵御外部势力的介入，只要有需要，甚至不惜使用武器。宣言的70位签名者不仅包括作家和知识分子，也有运动员、科学家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两千字”宣言遭到了捷共的强烈批评，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那些在宣言上签字的人。对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人来说，宣言似乎为他们早已怀疑的东西提供了证据，即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者已经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
“两千字”宣言
终于，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忍无可忍”的苏联出手了......
苏联介入
1968年6月19-20日，由苏联发起、华沙条约国部队参与，代号为“舒马瓦”的夏季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一同参与的有大约2.7万名苏联士兵和来自波兰、匈牙利及东德的较小的部队。
尽管这次演习在7月上半月已经结束，但演习结束后，苏军并没有按约立即从捷境内撤出，相反他们一直持续到8月才撤出，原因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华约盟国就反革命的威胁争论不休。
由于美国不愿意通过干涉苏联集团国家的事务来加剧冷战的紧张局势，西德也拒绝介入不断升级的危机，布拉格之春的命运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及其华约伙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
当罗马尼亚选择不参加而捷克斯洛伐克为双边会谈而不是集体磋商进行游说时，五个余下的华约盟友（苏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于7月14—15日聚会在华沙。
在没有捷党政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专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会议公报称：“与会者特别注意到力图通过破坏活动来颠覆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加紧活动。”
随后会议一致同意递交一封五党给捷共中央杜布切克的联名信，对由苏联领导层表达的忧虑表示普遍的支持。信中说：
五党过去和现在都无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无意破坏各党关系中互相尊重、独立平等的原则，但决“不能同意敌对势力”把捷“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这“已经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事情了”。
七天之后，来自“五国”的信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新闻界，一起出现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对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反革命国家这类断言的反驳。杜布切克出现在电视上，大声回击“五国”的谴责。
不过在其他华约国家，媒体上只出现了最初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信，并没有随后的反驳。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将领通知华约国家和南斯拉夫，军队无条件支持作为捷共首脑的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
在捷共主席团同意苏联的会议邀请后，杜布切克和他的代表团抵达了靠近苏联乌克兰边境的斯洛伐克城镇蒂萨河畔切尔纳，参加于7月29日开始的为期四天的会谈。会议在镇上的火车站举行，其进程令人沮丧，乌克兰共产党主席皮奥特尔·谢利斯特的粗暴批评使杜布切克禁不住流泪。
所有的华约国家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聚会并同意一项联合声明：《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支持各个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路径，不过警告一个国家挑战社会主义秩序将被认为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威胁。
《布拉迪斯拉发宣言》
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知情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中添上了一段，宣称整个华约组织有责任对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对社会主义的威胁进行反击，这个政策后来成为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勃列日涅夫
在这次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捷共强硬派分子德拉霍米尔·霍尔德尔的一名助手递给谢利斯特一封秘密的“邀请信”,在信中，比拉克、霍尔德尔、阿洛伊斯·因德拉以及其他两名共产党保守派要求苏联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对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反革命形势进行回击。
一场意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行动就此悄然展开......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