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族剧主题意蕴的表达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发展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成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迈入现代性进程的一大标志。
家族剧中讲述家族企业的发家史或兴衰史，真实或虚构，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汲取了大量历史素材与文化养分，再现了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或建国前后的商海传奇故事。
在展现家族企业的商业活动、社会和家族关系时，往往与家族剧主人公的成长或命运交织在一起，家族商号的发展与家族成员们个人的品性道德、行为准则等息息相关，因此塑造出了众多性格品格各异的中国商人形象。
显然，我们观照历史是为了给现实以参考，当回溯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开端，从家族剧书写的商海传奇故事中感受到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的力量，也在引导着观众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审视与反思，达到一种召唤认同的现实意义。
众多家族剧中所呈现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商业故事，已经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同质化倾向，尤其以民族工商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作为时代背景，创造出了一种试图去迎合故事传奇色彩而将连环相扣的矛盾冲突、化险为夷的情节段落、创造奇迹的英雄神话等嵌入其中的隐性结构。
正因这种隐性结构，让商海中的神话演义为受众呈现出一种史诗气质的想象空间，给受众回望民族工商业的辉煌历史带来一定的参照意义。
虽说商海传奇故事实际上并非中国历史的实录，多少都带有艺术虚构的成分，借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媒介再现的形式呈现于观众眼前，但因其中包含着众多家族式企业经营传承的始末以及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的本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将观众引入商海神话演义的氛围中，与创作者们共同完成民族发展进程中历史寓言的书写。
对于商海中“神话演义”的诠释，源自张斌对家族剧商业演义主题所使用的神话结构：“资本神话”与“英雄神话”。
而关于神话学的概念与作用，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谈，是一种传播的体系，是一种讯息，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神话成为符号学体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
家族剧图谱上的商海神话旨在以一种现代性的人文理念，对发生在过去的商业传奇故事进行追忆，其本质是史诗性的。
如《大宅门》系列家族剧跨越清末、民国、抗战、内战、建国、文革……白家的百草厅在历史洪流中经历了不少波折和磨难，最终它由家族企业转型为国有企业，带着史诗般的厚重感，完成了中国传统商业的神话演义。
前面提到，家族剧当中的商海神话演义不自觉带有一种同质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商业发展和商人塑造都透露着一种理想化的意识，有意地去遮蔽历史现实的残酷和不易，或许是电视剧惯于以一种为观众日常“造梦”的功能来美化主题，让观众在潜意识里接收到更多的是关于历史小人物成长为民族英雄的神话，在历史印记中留下的是传统美德与价值观念，给予现实世界以启迪。
在《大染坊》中，演绎的是一位由乞丐成长为民族企业家的传奇故事，即使陈寿亭在剧中是大字不识、满口脏话的粗野汉子形象，但他才智过人、满怀谋略、善恶互济；尤其面对商业对手总能先“敌”后友、以德报怨，不论是青岛孙明祖、上海林祥荣，还是济南赵东俊，最终臣服于陈寿亭，成为挚友。
陈寿亭在生意场上的抱负、谋略与立场，体现的是民族商人身上的智慧，渲染出的商业文化正是当今社会文化之主流，甚至在国难当头之际，以一己之力商战抗倭、实业报国，尽显民族商人的可贵品质。
这一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是奠定商海神话演义的基础，但外表圆滑、内心刚正不阿的陈寿亭在剧中却并不显得虚幻，原因在于当中所蕴含着能够召唤时代精神的文化认同，使之升华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通约性”意义，引起当代受众对家族伦理、家国命运等问题的思考。
当然，商海神话演义中免不了对具体商业行为进行矛盾冲突的设置与铺垫，这也是展现商业传奇故事的较常使用的叙事策略。
《大掌门》中的掌门人杨德龙与成为汉奸的同村兄弟杨德仁及其背后的日本特务秋田，形成该剧最核心的一条人物矛盾对立，而试图竞争掌门的奸诈商人杨德利与无心争夺掌门的警长杨德中也分别与杨德龙成为一组矛盾对立关系。
此外，人物情感方面，杨德龙与忍辱负重的名义妻子孙素云、互生情愫的青梅竹马沈芳、俄罗斯的经理娜塔莎的人物关系，也是剧作叙事中推动商业活动矛盾冲突发展的缘由与动机。
杨德龙的同德店利用俄罗斯引进技术批量制画印画，而杨德利的恒泰店用的是日本石印机印出了品质低、价格低的年画，这就使得杨家埠年画市场被垄断，村民们的传统印画方式无力与他们抗衡，于是族人决定按照祖例开祠堂公断。
审理此案的过程就成了揭示传统制作技术与外来制作技术二者在杨家埠的取舍与否问题，即中、日之间的较量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形成对峙性冲突的缘由，其当下性与象征性尤为明显，启发着受众不断地思考文化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在剧作叙事层面，为了传承与发展传统年画、打赢这场文化战役，其人物配置、事件情节的转折点、悬念的营造、家国与个人的爱恨情仇等，这些能够凸显戏剧冲突的元素，通过有机的整合叙写出了一段关于保卫优秀民间文化传统的神话演义。
在如今急功近利的社会中，大多数商家倾向于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商业项目，加上资本追逐催生乱象市场，导致产品的质量问题参差不齐，使人诟病。也由此，商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唯利是图、爱算计，为盈利而不择手段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社会里，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商人不免受到轻视。本质上，商人形象与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商人的地位有一定的联系。
在中国家族剧中大多数的商人形象却在动乱年代下有了新的诠释，那是一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创造过辉煌事迹而因时代变迁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在历史的反观中重新审视，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对商海传奇中民族商人形象的重塑是家族剧讲述商战故事的一大重点，毕竟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体现一部电视剧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电视剧中涉及人物的商业发家史或创业史，以民族工商业形成与发展时期为背景，旨在对传统商人的道德品性和经营之道予以褒扬或谴责，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
《乔家大院》讲述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几十年的商海拼搏以及追寻“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程，肯定的是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所体现的“诚实守信”的儒家精神。
《大染坊》中陈寿亭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乞丐而逐渐成长为商界的精英企业家，他作为染织业的商业奇才，虽然不识字，却是一个胆识过人、惩恶扬善、实业报国、爱国顾家的鲁商形象。
《芝麻胡同》里作为北平沁芳居酱菜厂的老板严振声，他诚实守信、品质经营，骨子里透露着老北京人的智慧、讲究和仗义。
总的来说，这些民族商人形象的重塑，不仅打破了传统商人“无商不奸”的形象特点，还让剧中人物承担着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功能，赋予了人物新的时代精神与内涵，为现实生活中的受众行为和价值提供了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框架体系。
另外，家族剧中的一些与正面的商人形象相对立的人物形象，也作为民族商人形象群像中的一种展现在观众眼前。
剧中的对立人物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民族工商业的同行，是由同一行业中的其他家族或社会群体所经营的民族企业；另一种是由外来殖民者组成的外部利益集团或外来家族企业，随着民族工业者与外来殖民者的尖锐对立，不仅表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典型处境，也由此塑造了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仁人志士。
《大染坊》中陈寿亭在青岛印染行业当中的对手是元亨染厂的董事长孙明祖，他事事都与大华染厂的掌柜陈寿亭作对，并且为了一举打败陈寿亭，不惜让自己的秘书兼情人贾思雅以不正当手段夺得陈寿亭独家的染布配方，但却以失败告终，甚至差点导致自己的产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但事后陈寿亭却不计前嫌，孙明祖百感交集。
藤井作为外来利益集团，意欲霸占山东印染业市场、扩大日本在华影响，就在日本侵华意图逐渐暴露的情况下，孙明祖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企业家，与陈寿亭一样有着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原则，更有着与外国资本抗争的爱国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剧在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时，会刻意模糊人物的善恶界限，不存在绝对的好人或坏人，着力于对人物个体的心理的捕捉，力图让每个角色都更加立体和饱满。
事实上，家族剧试图通过个体商业理想、个体生存价值与民族存亡、国家之关系的审美思考，来展现民族商人的崇高形象。
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商人，他们可以将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儒家文化精神深深地贯彻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去，他们不仅是以正当的手段来谋求经济上的利益，他们还同时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他们甚至可以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他们自己的经营哲学和价值理念。
比如《新安家族》的陈天送、《大宅门》的白景琦、《向东是大海》的周汉良、《芝麻胡同》的严振声，都能将自身的商业利益诉求与传统道德信念相结合，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相结合，将自己的个人成长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让受众感应到家族剧赋予民族商人形象的现代商业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道德情感观念，从而奠定了坚定的受众认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