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山主攻“英雄连”连长。
当年，他冒着枪林弹雨，带着150多个兄弟冲上老山的硬汉。
|老山英雄连 口述：彭燕良
攻打老山前，团里确定3营为主攻营，8连为主攻连。
8连主官已确定，副连长的人选还空缺。副连长要率领尖刀排突击，是战场上冲到最前面的人，牺牲的可能性也最大。
1983年10月，我受命回到8连任副连长。从那时起，我开始失眠，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
1984年4月12日，就在临战前，8连连长在训练中手被炸伤，我被任命为代连长。
临危受命，那个压力太大了。
150多个兄弟的性命交给我了，8连的光荣历史也承担在我身上。
如果这场仗打不好，未来几十年都翻不了身，我会变成8连的历史罪人。
1984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昆明刚经历了记忆里最大的一场雪。也就在这一天，庄科山军营里，我们8连所在的40师118团全体官兵向南疆出发。
部队立刻集结，分梯次乘100多台军用卡车，向文山开进。路不好走，大多是弹石路，又窄又灰，一天行军下来车上的人全是泥灰。
一路上白天行军，夜里露营休整，历时3天，抵达麻栗坡县南温河公社集结待命（团指及直属队驻南温河，1营驻曼庄，2营驻城子上，3营驻拉米寨）。
部队一到南温河，马上就开始大强度的临战训练。
与在昆明营区的训练相比，部队根据作战区域地理特征——山高、林密、坡陡以及西南地区气候多变的特点，开展了大量适应性训练。
每周3天4天的紧急集合很常见，最多两分钟，所有人按照一级战备的要求全副武装集合，大负重行军。
自身的枪械、手榴弹、加上4个弹夹，加上实弹配属，还有铁锹圆锹十字镐，米袋干粮……全部配齐。
每人背负35公斤以上的枪支弹药和干粮，机枪兵负重更高达48公斤。一个班还有一箱弹药、爆破筒、反坦克地雷，只能全班轮流背。
每天要在复杂的山岳地形里行军30公里，而且还带着敌情训练，准备面对遭遇的各种突发情况，比如从行军突然转入进攻，比如占领高地构筑工事。
也演练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单兵作战协同、组与组的作战协同、班排间的作战协同以及步炮、重机枪等火力的协同。
训练强度也相当大，从平时的8小时，增加到十二三个小时。身上穿的衣服一个星期都洗不了，一身雨水一身汗。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在思想层面，部队政工干部从团到营到下面的连队，一层层做动员工作。
战士们写决心书，有一个王大才，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在决心书里写有诗句：
战鼓摧征心激荡，生死二字丢一旁，一心想学董成瑞，誓将热血洒南疆。
这首诗被我当成典型，动员连队里的战士们。
“当兵就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让敌人血债血偿！”是当时战士们共同的想法。
干部要求训练的内容和科目，下达之后，战士达不到正常的标准，他自己还要加练。
不消去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大家心里都知道，马上就要开战了。
我们主攻连立下决战誓言：血战老山顶、领土一日还。
4月26日，正式作战命令下达。
下午4点，驻扎在南温河畔半山腰拉米寨的3营8连集合完毕，全体下山集结。
在下面山上，我作为连长，要清点人员、物资，检查每个兵的装备携带，还有每个兵的情绪、思想。
全部工作做好后，营里一声令下，全体上车开进。
距离老山还有三十多公里。
因为怕炮击，车队趁着山间雾气和越来越暗的天色，一路以30公里的时速缓慢而隐蔽地前进。
敌军从老山方向通过高倍望远镜也不容易观察到我军的动向。
此时空气凝重，大家都知道，马上要登上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老山，山峰绿树环抱、宁静祥和，但很快，这里就要成为血肉横飞的战场。
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下午6点多，天已经擦黑，部队开进到老山脚下磨刀石隐蔽处下车整理，然后借着夜色，向老山徒步前进。
这段十余公里的山路，整整走了一个晚上。
我们的战士每人负重在30公斤以上，重机枪兵、82无后座力炮兵比我们背得更重。
1984年4月27日凌晨6点50分左右，我们终于到达马嘿东北侧一个小山包的反斜面坡地隐蔽待命。
我们的进攻阵地在山坡的反斜面，还不敢上山坡露头。
因为老山的地势比我们要高，如果发现我们，那炮弹就一排一排打过来了。
这一夜走得很艰苦，我累到一靠身后的背包，马上就要睡着。
我去接受营里对每个连的进攻路线的安排。同时全连把背上来的物资全部集中，派了两名战士看守。
每个人按照编制到各个指定地方集结待命。
身上多余的东西已经卸掉。每人胸口装具插上4个装30发子弹的弹夹，共120发子弹。标配是再挂4颗手榴弹，身体好的战士怕不够用，又加了两颗。口粮只携带两天的量——两大块861压缩饼干。
所有人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了。
4月27日晚上8点，按团指部署，我们开始向标定为老山56号高地的进攻冲击阵地秘密开进。
8连按照2排、连指、3排、1排，最后是担架队的行军序列前进。
我在行进过程当中主要是要把握总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到了哪个地方，后面还有多少距离？还要多少时间？
二个要保证部队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不能掉队。
战士们负荷量太大，高度疲惫。如果稍微有点马虎，一个兵掉队，后面的全都要掉了。
为了隐蔽接敌，所有通讯工具实行严格静默。我的指挥难度非常大。
我怕人掉队，不断靠人一个个往后传口令，要后面的人跟上跟上。如果中途哪一个把口令传掉了，后面就得不了信息。
这条路也就3公里左右，正常的行军也就两个小时足够，但是那天晚上我们足足用了十多个小时来走。
起初我们感到地形复杂，坡度陡峭，两边都是深沟。
夜间，抬头看看到一个山顶，心想哦可能快要到了。这个山顶翻上去，头上还有一个山顶要更高。
那又是一个山顶的形状，全是原始森林，夜间根本看不出去，山后边是什么山，根本就不知道。走到深沟里，头顶又只剩下一线天。
连里本来是请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但向导也不经常走这种密林中的山路，而且半夜隐蔽行军，没有照明，向导也摸不准路了。
军用地图和实地有差距，像雨林、山沟都辨别不出来，岔错一个沟，就要折回来，又耽误不少时间。
最后一两公里路，原始森林更密，刺藤刺条刺棘全部交缠在行军路上，基本就没有路了。
全靠尖刀班要在前面用砍刀开路，劈树、搬走阻挡物。
山坡越走越陡，有的地方坡度达六七十度，而且全是石头，被刚下的雨冲刷过，鞋子踩上去就打滑，找拉的地方也找不着。
走到后面每个人的鞋子都裹上了厚厚一层泥，衣服装具也被雨水打湿，更增添了战士行军的重量。
好些战士走着走着鞋子就陷进泥地里拔不出来，也来不及回头找，就这样光着脚往上爬。
4月28日凌晨2点，我接到报告——1排掉队了。
1排在我们的战前计划里，是助攻排，从54号高地右侧，辅助我们从56号高地的方向主攻。
一名向导带领1排走进一条深沟后，就和连指失去了联系。而861指挥机和2瓦电台又都不准开机，通讯只能靠传口令，口令往后传下去发现，1排不见了。
在黑漆漆的山林里，我头顶直冒汗。1排掉队了，等于跟在它后面的3排也掉队，全连失去了一半兵力。
我只能在行军路上的主要路口，或者明显的地方，安排士兵留守，待1排跟上。也没有其他好办法了。
到了3点钟左右，我们经过团指挥所，1排还是联系不上。
在指挥所这里，1排要与我们主攻方向的队伍分路走，隐蔽起来。
到了4点钟，已经过了团指挥所，3排逐渐跟上来了，还是联系不上1排。
118团团长刘永新是8连的老连长，非常关心8连，专门到前面来看，还和我握了手。
他说：“小彭啊，这次任务艰巨，老山打不打得下来，这个口子撕不撕得开，就要看你们连。你们任务是最重的。在整个老山作战也是最艰巨的。”
他与我握手的心情也很沉重，我们都知道，这次握手可能会是一次诀别，上去就不一定下来。
我说：“团长你放心，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完成任务。”
他与我握了手之后，别的话都没说，就说：“小彭，回来见。”
我现在回想起这段，心里还是很难受。我给刘团长敬了个礼，就带队按照指定路线前进。
规定我们是要在5点30分以前到达56号高地的前沿，冲击出发阵地。
凌晨5点30分左右，8连大部已按部署占领56号高地前沿的冲击出发位置，在距离敌人阵地仅两三百米的杂草丛中隐蔽下来。
总攻一触即发。而此时，1排仍音讯全无。
1排在连队的攻坚行动中承担助攻任务，一旦失去1个排的兵力，将让8连还没开打就失去三分之一的战斗力。
我那时很上火，但一点办法也没有。
尖刀班和工兵已经在前面悄悄排雷、夹断铁丝网、标示陷阱和竹签阵，用一面面小红旗标识开辟出仅可容一两人通过的“生命通道”。
这时开路已经动不了刀了，一动刀敌人就要听见了。竹子哪怕是一拉，人能绕过去就行。
2排在前面，然后是连指和配属分队，然后是3排。队伍已经基本收拢，我相对放心了一些。
5点53分左右，我们前进时，透过树可以稀稀疏疏看到光了，就知道快到山顶了，到了56号高地的前沿。
5点56分，我军准时发起总攻。
152毫米、130毫米、122毫米等重型加农炮弹和拖着一条条血红焰尾的火箭炮弹，在不远处的敌人阵地上炸开了一朵朵艳红的花，地动山摇，声音震耳欲聋。
这时，所有的通讯工具都可以打开了。
我立刻打开指挥机呼叫1排，但仍旧没有一点消息。
我只能叫来通讯员，“你赶紧去，把1排给我联系上，找到他们的具体位置。”
这名通讯员叫黄兴章，四川成都人，在通过56号高地北侧的路途上，遭到敌军炮火封锁，他的嘴部被弹片击中。弹片从左边进入，右边出来，是贯通伤。下颚被打碎。
我很快就接到黄兴章负重伤的消息，来不及悲痛，命令一定要想办法把黄兴章抬下山抢救。
当时战况激烈，担架队上不来，战士们就在阵地上找了两个棍棒，用绑腿带做成简易担架，把黄兴章抬下56号高地。
56号高地下面600米是团指挥所，救援队的点就在下面。送到这个地方送不下去，黄兴章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流血过多，止不住，最终牺牲了，才20岁。
战况紧急，1排仍旧没有消息。
56号高地只是敌人54号主阵地的一个前出阵地，只构筑了简单的交通壕，部署了两个战斗小组七八名士兵，遭到一阵炮火和突击后，稍作抵抗就匆匆撤回了主阵地。
总攻开始15分钟，我们拿下56号高地。
刚好这时候，我接到消息，1排联系上了。1排报告，按照战前沙盘演练，他们已就位。我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迅速跟进2排指挥，转移到56号高地成立指挥所，同时命令重机枪、82无后坐力炮、46火箭筒，在56号高地找到有利地形，压制火力点。
转移中，越军炮火还在袭击。突然就听见一枚炮弹“突突突”地飞近，落在我十米不到的距离。
这个距离，如果炮弹爆炸，不光我要牺牲，其他人也肯定会受伤。
那颗炮弹直插在土里，黑色的弹尾露在外面，没有爆炸。
战场上每时每刻，每一个角落，都有危险。
我刚爬上高地，我就感觉脚被绊了一下，低头一看，脚已经挂上了一根线。脚一动，那条线还在弹。
这条线拉在两棵树之间，很细，本身是黑色，还刷了草绿色。
我是绊上了防步兵雷的绊发线，当时作战讲究速度，根本来不及顾及脚下。
我心里一惊，但是这颗雷根本没响！也许是触碰的力量不大，没触发地雷引信！
也有可能这颗地雷埋设的时间比较久，引信被老山潮湿多雨的气候给锈蚀了。
如果我牺牲了，连队就失去指挥，进攻必将受挫。我慢慢把脚抽回来，绕了过去，继续在高地上组织指挥。
56号高地攻下来，准备进攻54号高地。
54号高地又分为3个高地，是一个斜“品”字型。
东北的高地靠近我们国境线，是一个横向的梁子，最宽的有40多米，最窄的有十多米。
越军在上面构筑了完整的交通壕，经营了几年，暗火力点、永久性工事、单兵掩体、雷场铁丝网，全部铺成一体。
西南高地呢，面积相对大一点，靠近老山主峰，是越南兵力进出的主要要道，也是54号高地的核心支撑点，用钢筋水泥构筑。
还有一个小的高地，完全在东侧。
此时天已全发白，东北有一点点红光了，强光直射我们，让视线受阻。
透过树林的间隙，可以看到54号高地的大概面目，但是还看不完整。上面的碉堡、暗道，包括战壕的走向，看不清楚。
54号高地后面是老山主峰，看过去只有雾蒙蒙白茫茫的一片。
从老山半山腰看56号高地，却居高临下，非常清晰。
我一看这个地形，就想地形的影响，进攻难度非常大了，就要调整兵力。
整个高地的守敌为敌人313师122团约一个加强排，但三个高地彼此都用交通壕沟通，敌军随时在运动，看不清越南具体有多少兵。
任津平带领突击排，3个班，进攻54号右侧的东北高地。张天林带领3排进攻左侧西南高地。
当时排长配了一个861指挥机，通话距离大概300米左右。如果中间有高地阻隔，或者低洼地地面不平，指挥机就没有信号了。
我就要靠861指挥机和带队的排长沟通。班长告诉排长，排长告诉我，我才知道每一轮进攻下来，战士牺牲了多少，我这个排、这个班还剩多少人。
全连开始向54号敌人核心阵地攻击。
56号高地和54号高地之间是个鞍形凹地，中间有条敌军的巡逻道。从56号高地攻击54号高地，必须越过中间这条巡逻道。
老山主峰上的所有火力点，都可以控制这条巡逻道。
不仅被54号高地的多种火力覆盖，也受到老山主峰及侧面50号高地炮火和高射机枪的火力协同瞰制。
更难以预测的危险是，在我军可能进攻的路线上，敌军都密密麻麻布设了竹刺、陷阱、防步兵压发雷、绊发雷。
而我们的火力刚刚上去，还没有进入状态。
第一轮进攻发起不到10分钟，2排一个班在突破这条小道时遭到敌人炮火拦截，立刻就牺牲了七八名战士，受伤了二十多人。
一下子牺牲这么多人，我的压力一下子增大，连忙吹喇叭，让2排撤下来。
之前我们训练是带着真实情况来演练，有些兵就当成还是演练一样，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是真的打仗了。
2排的伤员抬下来之后，血呼呼的，手臂在担架下面吊着，后面3排有些兵看见了，说，“诶呦真干起来了，不能马虎了。”
打仗，哪个说不害怕是假的，是说给别人壮胆的。打仗那个明明知道死人，心情肯定是恐惧的。你怕也没用，也得上。
第一轮进攻受挫，我调整进攻部署，不能盲目进攻，而是命令2排、3排同时从左右两侧包抄54号高地。
敌人从老山主峰半山腰射来火力压制，特别是口径12.7毫米的高射机枪威胁特别大，它可以打1000多米，而且射击精度很高，杀伤力巨大。
同时，还有迫击炮、82无后炮、重机枪共同交织出一张巨大的火网。
进攻的两个排受到很大的压制，伤亡每分每刻都在发生。
我带着一名通讯员正观察指挥连队进攻54号高地，一发82无后座力炮弹轰地打过来，就在前方爆炸，我当时就被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震懵了。
或许是敌人发现了通讯员身上背着的2瓦电台天线，或许是发现了我这边用小红旗、小喇叭指挥。
等缓过劲来，突然看见通讯员左耳鲜血直流，我就告诉他，你受伤了！
通讯员也眼神惊恐地望着我说，连长，你钢盔打烂了。
这才意识到，我可能也受伤了。
取下钢盔一看，钢盔正面被一块弹片击中，已经凹进去一公分左右，往里面一摸， 里面已经烂掉。
又赶紧摸了下自己的脑门，还是好好的。生死间，就隔了一厘米不到。
攻下54号高地那会儿，我还继续戴着这顶破钢盔。
到了5月1日，支前民兵冒着敌人的炮火阻击从后方把饭菜送上阵地。
老山四五月的天气闷热难当，送上山来的饭已经全馊了。吃不成，又舍不得丢，我就把一袋子饭扔进我的破钢盔里。
阵地上敌人尸体也没清理干净，到处都是恶臭扑鼻，饭越来越馊，一气之下我提起钢盔连着一袋子馊饭甩下了阵地。
阵地下面尽是敌人布下的地雷，仍然是没清除干净的死亡地带。我后悔扔了钢盔，但是也不敢下去找。
那可是救了我一命的“恩人”，保留下来的话，应该很有纪念意义。
第二轮进攻撤下来以后，我重新组织调整兵力。
第二轮进攻下来，全连出现三分之一的伤亡减员。我们突破了战壕，但是无法巩固阵地，相当于打了个平手。
3排排长张天林左手腕被子弹打中，衣领和钢盔后缘都被子弹打穿，他忍着伤痛用一条毛巾裹住手腕，继续带领全排突上敌阵地。
副连长李仓林也被炮弹炸伤，右手中指和拇指被弹片削掉，全身7处负伤，已经成了个血葫芦，仍然坚持不下阵地，继续指挥战士战斗。
第三轮进攻已经是8点半左右。
我命令2排、3排兵分两路先啃下北侧阵地这块硬骨头，1排用火力压制西侧阵地上的敌人。
指导员陈培俊被炮弹炸伤后，坚持战斗，边打边鼓动。副连长李仓林身上七处负伤，全身血肉模糊，仍带头冲杀。
重机枪手陈传勇为扩大射界，挺身托起枪管让战友射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西北高地久攻不下，因为只有一条战壕，左边是大洼地，右边是大斜坡，攻击展不开。
尖刀排2排4班班长尹光忠带着他们班还能战斗的4个兵发起进攻。
此时54号高地经过敌我双方的炮火不停覆盖，山坡上茂密的树林植被已经被削成了光干断枝，大片竹子倒伏下来。
他绕过敌人阵地前的坚固工事和工事前面的雷区，进入高地工事的左翼，利用竹子的弹性，拉下来跳起，跳到敌人一座工事的背后，丢手榴弹进射口，把敌人机枪手炸倒。
然后跃入敌人第一道堑壕，正好和沿堑壕冲过来的数名敌人面对面撞上。
这时候，尹光忠先抵近射击打光了枪里的子弹，来不及再换弹夹，立刻和又冲过来的敌人拼上刺刀。
尹光忠作为班长，在此生死时刻毫不含糊，连挑带刺，击杀5名敌人。
他真正体现出了8连作为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白刃格斗英雄连”的悍人气势。
但是他们班的贾云科，在找最佳位置射击的时候，被对方的重机枪打中头部牺牲了。
他是老山作战中年龄最小一个，可能是为了当兵把年龄报大了，牺牲时才17岁不到。
对战焦灼，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越军的兵力削弱了一大半，能留在阵地中的也不多了，但全连差不多已伤亡了近一半的兵力。
战斗打得越激烈越残酷，兵员越来越少，武器装备损失，我的指挥难度就越来越高。
打到一半的时候，电台兵就喊我跟营长通话。臧雷营长的声音听着特别焦急。
“彭燕良，你现在跟我说实话，54号高地还能不能攻下来，如果不能攻下来，我马上就派7连上，接替你们战斗。”
当时我也急，我说：“请营长放心，54号高地就是一颗钉子，没有钳子，我用牙咬也要把它拔掉！”
营长说：“一定要坚持，赶快组织，用最短的时间把54号高地的表面阵地给我控制了。”
曹副营长跟我吼道：“战斗打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咬着牙关也要挺过去，攻不下来，我们真的不好交代。”
“高地拿不下来是8连的耻辱，让7连接替，你彭燕良和我将成为8连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到了9点50分左右，我对战士们进行简短的动员，要大家再咬牙坚持、背水一战。
经过前面三轮进攻，我摸清了敌人的火力部署，要集中全部兵力压制西南高地，攻下来就可以控制其他两个矮一点的高地。
第四轮进攻中，3个排剩余兵力拼死攻击。
我也把指挥所转移到54号的小高地上，直接接替越军隐蔽部的指挥所。
这个时候，营长也上来了，看我已经接替越军指挥所，也放下一半心了，又鼓励我咬咬牙坚持攻下来。
清剿表面残敌之后，还要迅速调整连队组织，巩固既得阵地，组织防御防止敌人预备队反扑。
到10点30分左右，8连完全控制了54号高地。共歼敌50余名，俘虏2名。
至此，8连终于成功拔除了敌人钉在老山主峰前最坚固的“钉子”，打开了攻击主峰的大门。
营长同时给我下了第二道命令，从满连伤兵中抽调出最后的有生力量——一个加强班，配属给7连，继续攻击53号高地，最终协同2营全歼主峰守敌。
进攻53号高地时，8连的战士张忠顺断敌退路，堵住了四名沿壕沟逃窜的敌人，他一个长点射打死了两名。
另外两名敌人钻进了防炮洞，他封住洞口，通过喊话，抓了两名俘虏，其中一名少尉军官重伤活着，移送给团政治处，另一名下士重伤，不久死亡。。
战士陆道山在6枪消灭6个敌人后，发现远处有一个逃敌，又追上去，将其击毙。
战后统计，8连在“4.28” 进攻56号、54号、53号高地战斗中，牺牲16人(662.6高地防御战斗牺牲2人)，共18人，进攻战斗中重伤、轻伤共48人，轻微伤一直坚持战斗19人。
攻下老山主峰之后，我们进入防御战斗阶段，大家的精神依旧非常紧张。
那天晚上通报说，越军有一个加强团，要向主峰发起反扑。
夜里对峙双方放炮，就像鞭炮一样没有停过，震耳欲聋，其他声音都听不到。
我还要去防御的各个位置查岗，因为战士们非常疲惫、紧张，一松懈下来，趴在阵地上就能睡着。
同时还要组织修复越军的单兵掩体、猫耳洞等工事，塌房处修补巩固，加以利用。
那天晚上也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度过。
我们就地组织防御，又在老山度过了2天2夜，一直到4月30号有部队换防才撤了下来。
战后，我反思认为，自己的指挥是没有失误的。
指挥是关键，还有一个因素是兵力协同作战，战士们不怕牺牲，拼死往前冲。
但是我的连里，有18个弟兄把生命留在了老山顶上。我不愿意去回想，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1984年9月4日，中央军委授予118团8连“老山英雄连”荣誉称号。
如今，这面英雄的旗帜仍陈列在昆明庄科山某特战旅的展览馆里。
我们当年这些参战老兵，也常常聚聚，重回老山，去看看18个兄弟，也感叹能幸存下来真的不容易。
后来我还跟8连原连长的马连长说，这场仗下来，你也活着，我也活着，我们都是幸存者。
你手受伤，让我代连长，我当副连长说不定就牺牲了。你当连长，说不定你也牺牲在战场上了。
我们都活下来，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今年是收复老山战役四十周年，好多人联系彭连长，想听他回忆主攻老山的经过。
起初他想平静的生活，不想去提那些往事。他说：“这是很伤心的一段历史，所以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家都会回避……”
但66岁的他还是坐在了摄像机前，用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犀利眼神，对着镜头讲述往事。
是什么话打动他了？
有人劝他说，再过个十来年，等你们这些参战军人慢慢地不在了，恐怕就没人能还原这段历史了。
彭连长也知道，现在三十岁四十岁的人，都不太知道这段历史。
于是，他们这帮战友再次组织起来，在老山上立碑，整理文字资料，开设自媒体，铭记那段并不久远的人和历史。
彭连长本人早已退休，再次促使他行动起来的，是对历史的责任。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系彭燕良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