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时任南京军区高干的丁盛将军奉命前往上海警备区，检查当地驻军的武备、训练情况。某天晚上，丁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洗漱休息，这时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突然到访，表示有要事要和丁盛商量。随后，三人便各自遣退警卫员，进入一个小型会议室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期间三人说了什么、聊了什么，并无任何书面、录音记录。
马、徐二人是王洪文的心腹，而王洪文又是推动的主要推手，曾多次组织、参与过阴谋活动，因此按理来说，丁盛见了马、徐二人，应该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报备，说明具体情况，以防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丁盛竟将此次会面隐瞒了下来，权当无事发生，这其实已经涉嫌违反党纪。
1976年下旬动荡结束后，马天水和徐景贤先后被党中央以“反革命罪”逮捕，此二人自知罪孽深重，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减轻刑罚，他们不约而同的供出了丁盛，并详细讲述了与其会面时的谈话内容。据悉，丁盛曾明确向马天水和徐景贤表示，党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忍无可忍，一旦毛主席去世，华国锋同志就有可能采取雷霆手段打击王洪文及其党羽。除此之外，丁盛还直言，驻扎在上海警备区北部的某支部队“难以控制”，一直对上海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搞大动作”，请马天水、徐景贤多加小心。
丁盛是老红军，他曾走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可谓战功卓越，深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任、青睐，党中央实在不愿相信，如此优秀的一位革命战士，会做出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可眼下人证、口供俱在，党中央也不能放任不管，于是只得先按照相关规定对丁盛进行传唤审讯，以求尽快查清真相。
丁盛对于马天水、徐景贤所言一概予以否认，他坚称自己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并一再要求和马、徐二人当面对峙。此时案情尚不明朗，忠奸是非难以决断，办案人员担心贸然让丁、马、徐三人见面，他们可能会串供，甚至是翻供，因此便拒绝了丁盛所请。
1977年，中组部联合最高检将丁、马、徐违规见面一事汇总成报告递交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审阅，华同志一时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厉声责备丁盛，称他无组织无纪律，身为大军区高干言行举止不检点，硬要往“黑窟窿”里钻！
既然党中央“一把手”发话了，那此事也就奠定了“基调”，丁盛违规在先，必须要予以惩治、以儆效尤！1982年，在经过长期论证、商讨后，党中央决定对丁盛处以“双开”处罚；而最高检念在他曾于革命有功，且年事已高，不宜进行刑罚，于是便决定对他免于起诉，将他当庭释放。
但丁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从1985年开始便不断给党中央写申诉书，请求相关部门重新复核自己的卷宗，为自己正名，结果却遭到党中央的回绝。无奈之下，丁盛只好退而求其次，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请他出面帮助自己平反、恢复名誉。可徐景贤只想过安稳日子，不愿再横生事端，所以他选择保持沉默，并没有回复丁盛。
其实后世对于丁盛的案子也多有关注和推测，史学家们在经过严谨的考证之后，基本都认为丁盛存在重大“过错”，他想要为自己“翻案”简直难于上青天。比如在此前的审讯中，丁盛曾经反复提到，自己和马天水、徐景贤只是聊了一些有关家庭、工作方面的事务，并没有触及任何有关政治的敏感问题。
但审讯人员随即提出反问：既然是聊家常和工作，那为什么要支开警卫员？而且他们三个人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什么样的家常、工作要讲这么久？丁盛没办法回答这两个核心问题，只能硬着头皮用尴尬的话术强行搪塞、找补，尽量为自己开脱，这其实已经能够说明，丁、马、徐三人的会面非同小可，他们一定聊了某些“见不得人”的话题。
1995年之后，丁盛突然释怀，他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转而开始尽情享受疗养生活，安静、恬淡的过完了余生，1999年，他因为心脏病去世，时年八十六岁，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广州某革命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