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二月事件，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面执政，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入到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时代......
政治清洗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上台后，共和国着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1949年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1955年又加入了华沙条约军事联盟；此后捷克斯洛伐克跟苏联在政治上就更加紧密了。
在二月事件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简称“捷共”）对内部反对派的镇压和以恐怖措施控制政治便开始了。当时担任总统的哥特瓦尔德和捷共第一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采取了强硬路线。
鲁道夫·斯兰斯基
哥特瓦尔德
1948年6月，一项表面上保卫“人民民主”的新措施，为大规模逮捕行动和清除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党派和组织提供了合法依据。随着1949年“B行动”计划的开展，当局提升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资本家的阶级斗争：
当局开展了大规模逮捕和将斗争对象运送至劳改营的行动，资产阶级的目标成员经受从城市地区的迁移。1950年6月，更进一步的法律为劳改营的扩大作出规定，几十万人将接受判决或指派。
当局还于1949年6月开始对军队展开行动，目标是希里奥多尔·皮卡将军，他曾是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的战时首长，被认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都忠诚于前总统贝奈斯。
贝奈斯曾提升皮卡为总参谋部副部长，不过在1948年5月，皮卡以为英国充当间谍的罪名被逮捕，随后以叛国罪被处决。皮卡死后，大约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军官作为“人民民主”的资产阶级敌人面临审判和清洗。
贝奈斯
除此之外，当局还压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以及割断与梵蒂冈的外交联系，这导致了牧师和修女的入狱、宗教仪式的消除、男女修道院的关闭、神职人员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依附和针对主教和教会领袖的法律诉讼。
1949年7月，梵蒂冈下令将共产党员和支持他们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与此同时，布拉格大主教约瑟夫·贝兰（Joseph Beran）协同该国的高级神职人员谴责共产党的政策，防止教士被共产党强迫宣誓效忠。
约瑟夫·贝兰
作为回应，当局先是把约瑟夫·贝兰软禁，随后把他关押在不同的地点，直到1965年他被允许前往梵蒂冈接受枢机主教的任命，但前提是他不能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当局同样开展反对宗教仪式的活动，并对主教扬·沃伊塔萨克和米哈尔·布扎尔卡进行审判。
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在普雷绍夫的希腊正教会主教帕沃尔·佩特尔·戈伊迪奇。戈伊迪奇的入狱严重削弱了斯洛伐克的希腊正教会，而戈伊迪奇自己也于1960年死在了一所监狱医院。
2001年梵蒂冈向戈伊迪奇主教行宣福礼，也为他于2008年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认为“国际义士”之一，理由是大屠杀期间他为犹太人民的利益而作出的努力。
正当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追求它自己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斯大林政权和苏联集团的各个政府通过对偏离正统苏维埃路线的党干部清洗来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的异端。
斯大林
1950年6月下旬，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米拉达·霍拉科娃被以叛国和共谋的罪名判处绞刑，这是一次摆样子的公审，但她还是在法庭上不顾拟好的诉讼程序捍卫自己的立场。
米拉达·霍拉科娃
随后摆样子的公审接连上演：政府和治安机构的成员先后被审判，最后甚至是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都成为了清洗的受害者。哥特瓦尔德于1951年11月派人逮捕了斯兰斯基，在对他进行了一年的身体折磨和精神虐待后，于1952年11月20日把他与13名共同被告一起审判。
鲁道夫·斯兰斯基
讽刺的是，斯兰斯基曾批准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审判，甚至草拟了要求斯大林派遣苏联专家的信件，而这些专家此刻正在对付他。斯兰斯基的共同被告大部分是犹太人，面临着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指控，共产党希望他们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承认相应的罪名。
最后，斯兰斯基被迫承认自己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和铁托分子，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勾结，并且“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工作……这些目标是资本主义的复位和一场新的战争的准备”。
鲁道夫·斯兰斯基
尽管斯兰斯基曾在战时与抵抗力量一同工作，但他还是被迫承认了他曾与纳粹合作对付他自己的人民。最后斯兰斯基和11名其他共同被告受到了死刑宣判，并且于1952年12月3日被绞死在布拉格的潘克拉茨监狱。其他共同被告被判无期徒刑。
在斯洛伐克，扬·乌尔西尼和其他此时被取缔的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领导人于1948年4月基于治安部门提供的错误证据被判长期监禁。斯洛伐克政府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官员同样触犯了害怕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推动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捷共。
结果，所谓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于1950—1951年间被逮捕，接着于1954年4月接受审判。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基米尔·克莱门蒂斯（Vladimír Clementis）早已作为一名斯兰斯基审判结论中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一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同谋而被处决。
弗拉基米尔·克莱门蒂斯
于是1954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审判中的被告还包括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胡萨克和诗人及前斯洛伐克教育部长拉迪斯拉夫·诺沃梅斯基。胡萨克和诺沃梅斯基承认罪名，胡萨克被判无期徒刑，而诺沃梅斯基是10年监禁。
政治转变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九天后的3月14日，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捷共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猝死。这两个消息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与斯大林之后“集体领导”的苏联策略一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选择安托宁·扎波托茨基/萨波托茨基接替哥特瓦尔德成为总统，威廉/维里安·希罗基担任总理，组织新政府，而安托宁·诺沃提尼出任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安托宁·扎波托茨基/萨波托茨基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开始了“新路程”,旨在转变或抑制斯大林主义体制中一些过于严厉的方面，并且通过增加消费品的生产来提高生活水平。对警察和安全机构的限制有助于带来后斯大林时期的“解冻”和背离清洗与恐怖的政策。
对于曾经主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苏联当局态度的转变代表了一种对他们自己地位和影响力的威胁。1953年5月实施的有关货币和储蓄的新政策使市民们失去了他们的存款，他们占据街头进行大范围的游行示威和城市暴动，这进一步削弱了强硬派。
罢工在超过100家企业出现，其中包括V.I.列宁工厂，在那儿警察和民兵与大约2万名罢工工人对峙，这些罢工工人手持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肖像。捷共继续抵抗要求改变的压力，直到7月扎波托茨基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官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其卖力地把重点维持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要求的重工业而不是消费品上。
扎波托茨基
9月，扎波托茨基和捷共终于引入了他们自己的“新路程”,标志着通过一个更加温和的通向集体化的途径把重点逐渐放到消费者导向的生产和更大的农业生产力上。然而，尽管新的政策提高了生活水平并且于1954年终止了政治清洗，它们并没有改变集中计划和重点在重工业和机械生产的经济基础结构。
但捷共领导人还是拒绝抛开斯大林时代，比如1955年5月一座斯大林的巨大雕像正式揭幕；此外他们还任命了一个调查团来调查清洗审判，不过是以避免任何对被告案例的重大挑战为考量的。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他的“秘密演讲”。赫鲁晓夫通过批评秘密警察的活动和揭露夺走无数无辜平民生命的斯大林清洗的大范围和不人道，推动“去斯大林化”的目标。
赫鲁晓夫引用了列宁1922—1923年的政治遗嘱，作为对斯大林的独裁倾向的一个警告，他批评斯大林作为领导人鼓励自私自利的“个人崇拜”,以及听任苏联在1941年纳粹入侵前的无准备和易受攻击状态。
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斥责公开以后，捷共的强硬派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行为的消息传遍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政变之后不久的严密审查制度和官方新闻处限制了国内报纸和广播电台传播信息，不过国外广播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民众可以通过电台广播接触西方新闻来源和偷偷获取信息。
赫鲁晓夫
苏联的“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的进程，代表了对直接与清洗有联系的党领袖的一个威胁。更多改革思维的共产党人的出现，比如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清洗的缘故，国内始终没有出现像哥穆尔卡一样的本地改革者。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于是强硬派希望扼杀对赫鲁晓夫揭露的讨论，并且等待他们臆断的短暂政治风暴的过去。1956年10月，公众骚乱帮助哥穆尔卡在苏联的支持下上台，不过当改革者伊姆雷·纳吉在同一个月晚些时候匈牙利事件期间试图恢复多党派政治体制的时候，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捷共领导人要求苏联介入，并派遣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行协助。
伊姆雷·纳吉
11月4日，苏联发动了对匈牙利的入侵，坦克辗过布达佩斯的街头，带给这次叛乱一个迅速而血腥的结尾，史称“苏联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九天后的11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扎波托茨基去世，随后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当选为总统。
新发展
在政治转变的1954—1956年间，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克服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某些困难，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首先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严重不相称。
尽管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获得很大成就，但农业生产基本上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因而成为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途中的障碍。于是1954年6月的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作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针，今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有赖于这一方针。
这是1954年和1955年经济计划的首要任务，而这个计划的作用则是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准备条件。在1956年6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这些指示，这也给公共生活中进一步实行民主化的措施提供了刺激因素。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任务在于：要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走向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重要的一步。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时代，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获得了发展。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持续不断的问题，亟须在集中化体制上进行关键性改革，以此来增加生产力。所以1958年6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商议了允许企业管理者越过必要的配额来决定产量的决策分权建议。在对企业追加政府投资的支持下，有限的改革最初取得了成功。
到20世纪50年代末，借助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引入和食品及多种消费品更大的供应，生活水准得以提高，尽管特定的商品对于没有权力进入只对某些特定人群开放的西方产品专卖店的人来说还是稀缺的。
女性受益于性别平等和就业机会的官方政策，尽管平等未能延伸到工资以及政府和经济体中拥有实权的职位方面。女性在数量方面很好地代表了劳动力，不过在家里还要作为妻子和母亲负有额外的责任。
1960年共和国批准了新宪法，这使总统诺沃提尼和强硬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所有方面宣告成功保住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个文件基于1936年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宣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此后将正式被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CSSR)。
总统诺沃提尼
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这部宪法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逆转，它解除了行政委员会和其他自治机构，代之以更加直接的来自布拉格的控制。以一个安抚的姿态，当局宣布对幸存的清洗审判的受害者进行大赦，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古斯塔夫·胡萨克，然而并没有作出更改裁决或者恢复被告名誉的任何努力。
古斯塔夫·胡萨克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于重申了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捷共领导层将拖延“去斯大林化”与看似符合赫鲁晓夫政策的装点门面的改变结合在一起。
赫鲁晓夫
1962年，当局拆毁了布拉格莱特纳公园巨大的花岗岩斯大林纪念像，并且从街道、地名以及以他的名义命名的工业企业中去除了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的名字。曾经摆放在布拉格日日科夫街区的一座专属陵墓的哥特瓦尔德遗体，也被移走并在同一年被火化。
几易其稿之后，调查团关于清洗审判的最终报告在1963年发表，并且引发了党领导层的变化，这时诺沃提尼显示出愿意通过使与清洗有关系的其他人承担报告中记述的滥刑责任来保住他自己的权力。
诺沃提尼
在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成为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预示着与曾经捆住诺沃提尼和斯大林主义过去的老近卫军的清洗没有直接联系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官员的崛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推进了党内有关经济改革和直面捷克斯洛伐克真实及现存问题的需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分歧。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实行之后短短两年内，于1958年制定的计划和经济变革措施很显然已经不能阻止经济下滑，诺沃提尼将此归咎于决策过程的非集权化。诺沃提尼对危机的反应是要求推翻非集权化，并且援引了外部因素，比如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摩擦导致的贸易中断，以及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冷战结果。
随后共产党转向了奥塔·希克，一位集中计划的批评者，由他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经济改革计划，后来作为经济管理的新体制于1965年被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计划要求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元素，在以诸如需求和消费等要素为基础的企业中形成竞争，而不是严格遵循一个计划。
奥塔·希克
尽管希克委员会的工作代表了将市场动态融入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由于未能在工业和批发价格方面取得初步进展之后实施全面的改革，计划遭到了破坏，并且导致了直到1967年的糟糕结果。
对于真正的经济改革支持者来说，恢复严格经济控制的压力反而激化了改变体制的渴望，并且造成了党内更深的分歧。对真正自由化的推进将会在1967—1968年正式开始......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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