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峰是小结，也是开端
作者 | 卢云峰
作者单位 | 贵州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所谓后记，在我看来，无非是一本正经写完论文后分享学术“八卦”的小作文，让各位读者知道看似冷冰冰的学术工作其实还是有温度的。基于这样庸俗的理解，我来讲一些与论文有关无关的小故事，供大家一乐。
小故事之一：一个误会
我进入社会学这个行当完全是一个误会。1994年高考报志愿时，出于就业考虑，我原本打算学习保险专业。当时南京大学招生目录上的保险专业设在社会学系下面，我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社会学的门。同学们经常戏言，我们就是被“骗”进社会学系的。不仅如此，连老师也是被赶鸭子上架。记得当时谢燕清老师被安排上一门保险专业课，那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无奈，他只好找了一本教材，为防止讲错，上课就读。因为教材很薄，所以不能读得太快，要不然不够念一学期。大家知道，任何欢快的音乐一旦变慢节奏都会变得深沉。时至今日，我一想到谢老师的课就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幸运的是，南大社会学系有很多好老师。周晓虹老师能够把社会心理学讲成脱口秀，让近千人的课堂只有掌声和笑声；童星老师操一口标准的南京普通话，把各种复杂理论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让我体会到理论是灰色的，故事之树常青；庞绍堂老师记忆力惊人，经常大段背诵马列经典，好事者更是编辑“庞氏语录”呈于网上；翟学伟老师则是习惯以四十五度角仰视前方，用略带结巴的语调讲各种冷笑话，学生狂笑不止他却故作平静。关于讲冷笑话，朱力老师、成伯清老师和谢燕清老师都是高手。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对社会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误会既然已经产生，那么就不妨将错就错。两年以后选择专业，我几乎没任何犹豫就放弃保险专业而选择了社会学专业。
之所以选择宗教社会学这个颇为边缘的领域则与我家乡有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种非法宗教组织在渝东、鄂西、陕南一带发展迅猛，我认识的一些人也卷入其中。1996年，我利用暑假在家乡做了一些调查，撰写并发表了一个报告。之后二十多年里，我几乎只专注于宗教社会学研究，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以贯之还是一错到底。
小故事之二：一种煎熬
2001年，在导师周晓虹教授推荐下，我去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梁景文（Graeme Lang）教授。现在想来，读博真无异于一场“赌博”，赌的是在面对煎熬时能否坚持下去，那种煎熬至今让我心有余悸。首先是语言关。作为“小镇做题家”，我的英语完全是哑巴英语。第一学期有一门课程是“引导研究”（directed study）,导师与学生一对一交流。梁老师是加拿大人，不懂汉语。每次去跟他学习的时候，我听不懂也讲不出，完全没法交流。最初他还尝试让他的研究助理在旁翻译，可惜助理是香港人，不会讲普通话。对我来说，粤语是一门比英语还难懂的语言，所以只好作罢。让梁老师更为恼火的是，我不仅语言能力弱，还虚荣心强，不懂装懂，每次上课时都不停点头说yes,之后又通过电邮去询问。所以那门课我只得了一个C+,算是给了个留校观察的待遇，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拿个硕士学位走人。
在理论取向上，我与导师也有分歧。梁景文老师是最早应用宗教经济模型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之一，他建议我用这个理论来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则有不同的想法。在本科期间，我在南大图书馆读过一本介绍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英文著作——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作者汉密尔顿（Malcolm B. Hamilton）用专门的一章来介绍斯塔克（Rodney Stark）所创立的宗教经济模型，因此我对该理论有所了解。所谓半桶水晃荡，原本一知半解却自以为很了解该理论，觉得斯塔克那套“概念—命题—理论”的做法很是无趣，远没有当时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那般精彩。但梁老师没有跟我多做解释，只是开了书单让我阅读，尤其是要求我精读Acts of Faith。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肤浅以及宗教经济模型的妙处。在第二学期梁老师所开的宗教社会学课程上，我尝试运用宗教经济模型来解释中国社会中某团体的嬗变过程。这篇论文终于得到梁老师的认可，在他的指导和润色下,文章后来发表在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必担心被除名了。也因为写作此文的缘故，梁老师把我介绍给斯塔克教授。我写了一封很长的、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介绍论文的内容以及对他的崇敬之情。很快，我收到他的回信，全文如下：“Very good, Rod”。
小故事之三：一个纯粹的人
第一次跟斯塔克线下见面是在美国科学研究宗教学会（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4年年会上。当时，他是那届学会的当值主席，而我是当年的最佳研究生论文获得者。去开会之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表达了希望与他见面的想法。他回了一个“See you soon. Rod”。一如既往的简洁，这在我意料之中。没想到惊喜在后面：一见面，斯塔克就掏出支票本，给我写了一千美元的支票；签字的姿势非常绅士，老派的那种。盛情难却，我只好笑纳。
这就是斯塔克的风格，人好话不多。
狂喜之余，我还在揣摩：莫非是我优秀到了惊动斯塔克的地步？后来才知道自己想多了。几年以后，某位在香港任教职的同行告诉我，斯塔克给他也写过支票；再之后，又有两个人告诉我他们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原来，给学生写支票不过是斯塔克的业余爱好而已。突然间，我有点失落。
关于斯塔克的影响，我讲一个“八卦”。我的同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能教授曾经做过一个欧美比较流行的社会学教材的内容分析，想看看哪位学者的研究被这些教材引用得最多。结果显示，斯塔克排名第一。刘能也说了，这个结果跟他所选择的样本有关，因为他选取的一本教材就是斯塔克所著，这本书属于在美国最为畅销的社会学教材之一。也正因为此，斯塔克的自引比例比较高。另外，所有的教材都会有一章讲宗教社会学，而这一章又肯定会引用斯塔克的研究。两个因素叠加，成就了斯塔克荣膺当今西方社会学教材被引第一人。当然，这个结果肯定有偏差，不能当真。不过呢，说斯塔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宗教社会学家，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
斯塔克的影响力是如何炼成的?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他文笔很好。斯塔克是记者出身，他的著作可读性很强，能把学术著作写成畅销书，由于他的版税收入很高，所以能够在基本不申请课题的情况下实现财富自由。有兴趣的人不妨去读读《基督教的兴起: 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第二是他精通方法，概念化的能力尤其强，看看他早期有关改教的研究就可以略知一二。在理论建构方面，斯塔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审美取向，那就是简洁明了，逻辑清晰，不弄玄虚。用华罗庚的话说就是“神奇化易是坦道，易化神奇不足提”。第三，斯塔克很多产，其中不少著作和文章都获奖。斯塔克成名很早，20世纪60年代就与其导师格洛克合作过很多著作和文章，当时就蜚声学界，所以他博士毕业后能直接成为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正教授。成名早加上多产，所以他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最后一点，斯塔克对学生很好，会带队伍。他的主要合作者包括从哈佛毕业的本布里奇（Williams Bainbridge），他的学生芬克（Roger Finke），以及经济学家艾纳孔（Lawrence Iannaccone）。据说艾纳孔现在已经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不知是真是假。
2004年，临近博士毕业时，我又给斯塔克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想做他研究助理的意思。这一次，他没有惜字如金。他告诉我，他已经从华盛顿大学退休了，即将去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担任特聘教授，不需要研究助理，但需要一个博士后。就这样，我去了贝勒大学。由于宗教研究中心初创，办公条件有限，斯塔克又长期在新墨西哥州居住，所以我暂时用他的办公室。那段时间，经常有人到我办公室拜访，先是一脸崇拜然后一脸狐疑地问我：“Are You Professor Stark?”我竟无言以对，只能尬爽到内伤。
之后的两年，我跟斯塔克教授有了更多的交流。得知我两次驾照考试未过之后，他又掏出支票本，写了一张支票交给秘书，吩咐她给我找个教练。现在每次看见我的美国驾照，我就会想起他躬身写支票的情形，也会想起那段著名的语录：“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小故事之四：两场会议
2007年，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1世纪之初，宗教经济模型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评价呈两极分化之势，我戏称为“爱者恒爱，厌者恒厌”。2009 年 11月，英国威尔士大学组织了一个有关宗教经济模型与中国宗教研究的小型学术会议，参加者有范彼得（Peter van der Veer）、柯若朴（Philip Clart）、宗树人（David Palmer）、周越等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海外学者以及我，之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宗教》（Religion）2011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一组会议论文，其中海外学者对宗教经济模型多持批评意见。我算是该理论的支持者，但由于我的论文已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发表，所以就没在Religion上刊出，以致于有人认为我是中了“圈套”。其实当时的气氛非常融洽，讨论也很有建设性。
2013 年，中国农业大学梁永佳教授又组织了一次讨论宗教经济模型的圆桌论坛，这次参加者更多。论坛由渠敬东主持，我被设定为主要的“靶子”，参与讨论的学者有汲喆、周越、 曹南来、杨德睿、纪仁博（David Gibeault）、陈进国，评论人有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王铭铭、吴飞、黄剑波、梁永佳等。在某些人看来，我又被“群殴”了。说实话，这次讨论让我收获颇多，会议上提及的礼物理论和隐喻论都颇具启发意义，后续我与我的博士生吴越合作写了有关隐喻论的讨论在《开放时代》发表，吴越则单独在《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讨论礼物理论的文章。同时我也感受到，由于大多数参与者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们对宗教经济模型建构理论的方法比较陌生，所以对其贡献难以准确评估。
有感于此，我和吴越一起写了《超越宗教经济模型：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模》这篇文章。这既算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开端。总结的是近二十年来中文学界对宗教经济模型优缺点及其在中国之适用性的争议。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大概不会再辟新篇了。多年以来，刘世定教授一直倡导社会学需要田野调查和理论建模两条腿走路。受此启发，我们将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做一些工作，也就是立足中国经验，通过理论建模的方式推进宗教经济模型的迭代，在一般知识的累进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将是一个新的开端。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