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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52年春,地点北京中南海,一场气氛十分诡异的会议正在召开,与会人员只有两人,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时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

在这期间,大体都是刘亚楼一个人在说话,只见他先是汇报了朝鲜战场前线的战事情况,随即又描述了一些空军部队训练时的细节,足足说了半个多小时,口都干了,反观毛主席呢?却始终一言不发,还是直到最后,他老人家这才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让刘亚楼汇报一下空军如今的建设情况,第二句是让刘亚楼给自己敬个礼,刘亚楼照做后毛主席这才紧接着握住了他的双手,并一脸激动的说道:

“亚楼同志,是我误会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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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为何会突然让刘亚楼给自己敬礼,他口中所说的误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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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空军

先说答案,毛主席口中的误会其实是有关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刘亚楼的一则举报,彼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竟然有人向他表示,身为空军司令的刘亚楼贪污受贿了上千亿元人民币,盛怒之下他这才连夜将刘亚楼叫到了面前,并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测试”。

显然,这些言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污蔑,当然了,至于为何会有人诬陷刘亚楼,以及毛主席是如何发现的“端倪”,此事内情错综复杂,若想理清,那咱们还是需要从刘亚楼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的故事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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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打我党成立以来,缺乏空中力量就成为了党中央、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的一块心病,就因为没有生产飞机和培训飞行员的能力,多少英勇无畏的将士含恨牺牲,又有多少场明明可以胜利的战役最终失败。

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依靠着美国支援的空军力量,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人民解放军带来的屈辱是海量的,君不见49年5月,北平城陷入一片火海?君不见开国大典上,为了防备老蒋的空袭,沿海和北京的部队有多么小心翼翼?这些便是没有强大空中力量的下场!

因此,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痛定思痛的毛主席当即便下达了组建空军的命令,而这项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亦是被他交给了刘亚楼同志,原因很简单,一来,刘亚楼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是一位值得信任的革命同志,二来,刘亚楼有过留苏经验,文化水平在我党之中堪称是遥遥领先不说,他与不少苏联将领也都有着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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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刘亚楼出身四野,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野战军,党中央有意将新中国第一所空军院校建在东北,较比旁人他也有着极大的先天优势。

就这样,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致拍板,刘亚楼空军司令的职位亦是很快定下,他本人更是向党和人民作出了保证,保证一定能够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不过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要从无到有,想要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设空军,这对于刘亚楼来说谈何容易?

他遇到的困难亦是海量,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飞机的来源。

是啊,要想建空军没有飞机怎么能行,可我们一没钱、二没物,又该上哪去搞一批战斗机来呢?没办法,刘亚楼只好厚着脸皮、空着双手亲自飞去了苏联,到了地方,苏联方面的代表对于这位老朋友自然相当欢迎,鉴于彼时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更是没有藏私,不单直接表示愿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还大手一挥连带着将建设空军院校、训练飞行员的工作也全部包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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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关于价格方面,苏方还主动提出了降价,刨去成本外,基本上赚不了几个钱,如此态度让刘亚楼颇为感动,同时也让他愈发的不好意思,原因很简单,虽说这较比他之前预期的价格打了“骨折”都不止,可囊中羞涩的我国却依旧是拿不出来。

没办法,看着对方诚恳的目光,刘亚楼只好咬着牙说出了实话,闻言,苏联代表瞬间脸都绿了,没钱还来买飞机,这不是拿自己开涮吗?见状,众人起身就要走,而为了完成任务,刘亚楼也是豁出去了,又是给苏联老大哥戴高帽,又是搬出中苏友谊说话,这才终于留住了对方,并最终成功将全款购买变成了贷款分期购买。

自此,在刘亚楼的努力和苏联的帮助之下,新中国这才终于拿到了一批足以比肩美军的战斗机,后续,经过训练与磨合,这些战机亦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少帮助我志愿军战士减少敌军制空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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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刘亚楼同志当属头功,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没少夸奖他的贡献,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1952年春,一封举报信却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见到信上的内容,伟人瞬间勃然大怒,这才直接将刘亚楼从前线叫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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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风波

自建国后担任首位空军司令以来,刘亚楼为中国空军的建设真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表现亦是颇为满意,可谁知,伴随着一封举报信的到来,原本的赞赏却瞬间变成了怀疑,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建国之初的一项政策开始说起,众所周知,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部队败退的太快,不少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根本来不及跟随老蒋撤退,便被留在了刚刚解放的城市之中,对于这些人,按理来说就算不杀头,也该是免除官职“贬为庶民”,但事实却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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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是我党管理类的人才太少,二来是这些官员有不少都没犯过太大的过错,因此,为了各个城市能够平稳运行,组织上这才最终下达了对待这些人的优待政策,大体意思很简单,只要好好工作,罪过较轻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就可以留在原来的岗位。

不得不说,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在这些国民党官员的帮助下,包括上海、北京在内,不少城市都完成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一些有能力的好官甚至还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然而俗话说得好,凡事有利也有弊,留下这些国民党官员纵然可以保持稳定,可哪成想,这些官员中有一部分人竟然将国民党政府中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习气保留了下来,甚至还“传染”给了不少我党干部。

一时间,贪污受贿的风气在各地流行,而为了遏制住这样的势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无奈之下也只好下令发起了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意为揪出这些害群之马,让新中国重新恢复延安时期的海晏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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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该运动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踊跃举报之下,很快就有大批的贪官污吏受到了严惩。

可还是那句话,凡事有利也有弊,虽说此举抓出了不少贪官,却也让国内变得草木皆兵,再加上举报贪官能够获得奖励,一些人便瞅准了这一点,即便没有证据,只要有一点怀疑便会向上级进行举报,如果确定此人真的是贪官,那他们就会拿到奖励,如果经过调查还了此人清白,他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一切都是误会,都是为了党和国家考虑。

在没有任何造谣成本的情况下,彼时被诬告之人有很多,而不幸的是,刘亚楼便是其中之一,那些人举报他的原因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觉得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出去,为何中国空军还是打不过美国呢?这一定是刘亚楼背后贪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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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这封举报信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前,见状,起初之时毛主席说不怀疑是假的,毕竟刘亚楼的人品他最清楚,革命数十载一路走来,他又怎么可能相信刘亚楼会贪污受贿呢?但看着信中言辞凿凿的语气,看着信中有模有样的举例,毛主席的心里亦是不禁打起了鼓。

无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主席也只能连夜将刘亚楼从朝鲜战场上叫回了国内,而接下来也就出现了开头时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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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证清白

1952年,在国内积极踊跃举报贪官污吏的浪潮之下,不少清白之人也因为捕风捉影的问题受到了牵连,例如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便是如此,看着举报者言辞凿凿的语气,一时吃不准真相的毛主席也只得将他叫回了国内,那么接下来,面对污蔑刘亚楼又是怎样自证清白的呢?

话接上文,刚刚从朝鲜战场回到国内的刘亚楼那叫一个困惑,他不知道毛主席为何突然叫他回去,更不知道那封举报信的事情,心思单纯的他还以为对方是想要询问前线的战况,所以,刚一见到毛主席,他便小心翼翼的交代起了志愿军空军近期的战绩与战损,并且还一五一十的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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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刘亚楼便与毛主席陷入了“大眼瞪小眼”的尴尬境地,双方沉默许久,最终还是毛主席率先开口,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即,询问如今空军的建设情况。

闻言,刘亚楼实话实说,表示如今空军的建设由于资金问题依旧是捉襟见肘,别看我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可真的落在实处却也只够买下区区百余架战机,至于建校与训练飞行员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这无疑句句都是实话,而听到刘亚楼这么说,毛主席亦是长叹了一口气,随即将举报信交给了他,见此情形,刘亚楼瞬间懵在了原地,阅读完信上的内容后,他更是瞬间暴怒,只见他气得双眼通红、双手发抖,随即猛地一拍桌子对着毛主席辩解了起来,那意思再简单不过,就是说身为一名共产党人,身为一名军人,他不可能贪污国家的一分钱,这简直是对他人格上的侮辱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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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刘亚楼素来以嗓门大著称,他这一发火,半个中南海的人都听到了,门口的警卫员吓得甚至差点拔出了枪,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对此毛主席的脸上却依旧没有半点波澜,思虑再三后,他也只是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那就是让刘亚楼给自己敬个礼。

闻言,刘亚楼虽然疑惑不解,却还是照做了,而见此情形,毛主席也总算是放下了最后的怀疑,先是紧紧握住了他的手,随后又一脸激动的说道:

“亚楼同志,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听到这里相信一定会有人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刘亚楼敬了个礼,毛主席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真实原因其实很简单,只一点,那就是当刘亚楼抬起手的时候,毛主席清楚的看到了他腋下衣物的破洞,看到了他早已开线的袖口,试问,这样一个连军装都不舍得换的人,怎么可能是贪污了上千亿军费的贪官污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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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待刘亚楼举起右手的一瞬间,毛主席便知道了他的清白,只见二人四目相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彼此的意思就已经是心知肚明,在这之后,感动万分的刘亚楼很快返回了朝鲜战场,继续指挥空军对敌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不说,战后,他亦是片刻未停,一直在为了新中国的空军事业努力。

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刘亚楼更是操碎了心,每天不单要主持编写首批空军的各种条例、教材和训练大纲,还领导建立了包括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航空学校以及航空预备学校在内的29所院校,堪称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忙碌,年纪轻轻的他便被检查出了癌症,由于发现的太晚以及医疗水平的不足,仅在1965年5月他就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