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07月29日,北京

解放军总医院的病床上,一位62岁的老人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看着周边前来送别的亲友,他强忍内心的悲痛,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我们的工作要奔着世界先进水平....”

说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目光投向西北,在千里外的茫茫戈壁上,他为祖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奉献了30年。在此期间他的名字和身影,不被外人得知,直到离世,人们才真正明白他的价值,而他就是邓稼先,著名的“两弹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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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书香门第的少年天才

1924年农历五月十九,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户书生门第,父亲邓以蛰正要担任北大教授,邓家对这个儿子的到来,报以很大的期望,于是给这个孩子起名“邓稼先”。

邓以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好好读书,继承自己的学问,他不明白,自己的儿子日后会成长为,改变中国,影响世界,光耀千秋的人物。1929年 9月,5岁的邓稼先就已经上了小学,那时邓家已全部搬到北京生活。

邓稼先天生聪颖,记忆里超群,再加上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便读书识字,因此比其他人,入学要更早一点。虽然那时的邓稼先在班级里年龄最小,但是邓家良好的家风,使他比其他孩子更加成熟一些,无论接人待物还是文化成绩,他都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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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崇德中学,当时北平最好的初中,1936 年,12 岁的邓稼先,将在这里度过他人生最重要的三年,在这里不仅为他的数学,物理,外语打好了基础,还认识一生的挚友,华人第一个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先生。这两位未来影响世界的顶尖人物在少年时期便成为了好友,虽然时局的变化让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最终得以殊途同归。

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因病滞留在北京的邓稼先一家,饱尝了亡国之苦,这给年幼的邓稼先留下了切肤之痛,那时他便决定用自己的一生来报效祖国。1941年,17岁的邓稼先来到西南联大,在这里他和自己的好友杨振宁,再次相遇。在此期间邓稼先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把自己的一生和民族的兴亡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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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高薪一心回国报效的科学天才

随着抗战的胜利,邓稼先也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由于他优秀的表现,毕业后便从昆明中学调到新复办的北大任物理系任助教。在此期间的邓稼先一边钻研学术,一边参加学生运动,并在此期间他认识自己一生的爱人许鹿希。

当时的邓稼先已经是国内少有的理科人才,在北京大学,不管是做讲师还是研究学问,他都得心应手,可邓稼先却并没有因此满足,他清楚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在欧美等国家,为了更好的报效祖国,他必须出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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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刚满23岁的邓稼先决定远赴美国深造,很快就被著名的普渡大学选中。次年,他独身一人来到印第安那州,开始了自己为期2年的大学学习生涯。两年后的8月20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才年仅26岁,在普渡大学建校以来,如他这个年龄便有博士头衔的,全美国都找不出几人。

如此年轻的英才,立刻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出优厚的条件,希望可以挽留住这么一个天才科学家。邓稼先的导师和同学都劝他留在美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百废俱兴,邓稼先这样的人才,留在美国对他来说,无论薪资待遇还是科研条件,都更为有利,但是一心报国的邓稼先却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一切,在他获得博士的第九天,便马不停蹄选择了回国。

归来的邓稼先,受到了热烈欢迎,将他招进中科院,投入到他所擅长的研究工作中。在单位里,邓稼先几乎是最刻苦的科学家,他废寝忘食的阅读资料,夜以继日的演算数据,寒来暑往,8个春秋后,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高级研究员之一,也是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开始几年一家人过得比较安稳,可是国家的一项秘密任务,使得他们夫妻和父子长期分离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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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30年的“两弹元勋”

1958年十月的一天,邓稼先告诉妻子许鹿希说:“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

许鹿希说:“是工作上的事吗?”邓稼先回答“不能说”,妻子又问:“需要多久能回来?”邓稼先沉默良久,还是那个回答:“不能说!”

1958 年 10 月,邓稼先告别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女,带着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奔向了茫茫戈壁,从此以后他们隐姓埋名,消失在了公众视野,曾经朋友、同学、亲人联系不上他,科研杂志上没有了他的名字,各种公开场合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他和他的同伴们把人生最美好的30年留在了西北茫茫戈壁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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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是当时中国原子核研究专家,原子弹的研制任务最终也选择了他,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起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可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一夜之间所有的苏联专家被撤走,连一片中国原子弹的研究资料都没留下,顿时核武器研制陷入停滞状态,最终经过中国政府决定,我们要自力更生,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

当时邓稼先所率领的团队,是28位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当时没有资料并且缺乏试验条件,邓稼先只能自己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

那个时候,邓稼先带领大家从头开始学习原子核理论的基础知识,亲自讲课、辅导并组织翻译、学习外文资料,当时我们没有计算机,只能用算盘这种古老简单的计算工具,来完成海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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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演算一个数据, 他们一日三班倒,,至少要一个多月,才能算一次,而算 9 次,则要花费一年多时间,那时整个研究组的人员常常是工作到天亮。那时的邓稼先,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用,他们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这种单调而枯燥的戈壁生活,几乎可以将一个正常人逼疯,邓稼先只能用儿时的游戏来调节大家的气氛。

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七个月时间里,邓稼先几乎吃住在试验基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啃一口馒头,困了在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倒下就睡。1964 年 10 月16日15 时,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和他的团队,8年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可在他从兴奋中还没有缓过神的时候,邓稼先和他的原班团队又接到聂荣臻元帅公布的另一个艰巨任务,那就是研究氢弹。

在茫茫的青藏高原上,他们要忍受高寒缺氧,物资不足的困难,有时候一个馒头沾着酱油,就是一顿饭,就在这短短3年间,中国科研团队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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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武器研究这段时间,有一部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因此研究团队经常饿着肚子加班,无论是四五十度高温烘烤的夏日,还是零下三十度狂风肆虐的冬天,邓稼先在茫茫戈壁的试验场上,度过了十几年的艰苦生活,无数次的现场采样,他身体被辐射的千疮百孔。

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两弹的设计制造和起爆,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远远超过了美、法、苏等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由于常年和放射性物质接触,邓稼先的身体渐渐出现病变,1985年,他终于挺不住病倒了,直肠癌晚期,在化疗的那段时间里,疼痛一直折磨着他,止疼针从一天一次到一个小时一次,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惦记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忍着剧痛完成了“加快中国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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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28日,时任九院院长的胡思德接到邓稼先先生的这份建议书,这是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关于未来对核武器发展的畅想,他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必须得加快进度,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美苏两大国的推动下,国际社会迟早会禁止核试验,这将会卡死后来国家研制核武器,同时也会卡住核武器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所以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并不多了。

而正是有了邓稼先和于敏等人撰写的这份建议书,我们才赶在1996年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各项核试验数据,并宣布不再进行实弹核试验,所以这份建议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影响中国数十年甚至更久远。1986年07月29日 1 时 50 分,邓稼先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他简短的遗言里透露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眷念,同时对于自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