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6月5日头版
2023年广东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4%，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2.1个百分点，今年1至4月新收案件119.6万件，同比减少15.23万件，继续呈下降趋势。2021年比2017年增长113.9%，达到292.8万件。
案件大省缘何出现“拐点”？记者日前深入广东各地，探寻“拐点”背后的解纷密码——
“这一年，轻松多了！纠纷线上提交，调解员第一时间专业调解，省时省力又省心！”立夏刚过，广宁县富豪新城小区的木棉花盛情绽放，红得正艳，物业经理吴强高兴地告诉记者。
该小区是广宁县的一个中型小区，有业主300余户。曾经，吴强经常忙得焦头烂额，还常被业主各种投诉，甚至还为此吃官司。
2023年，肇庆全市物业纠纷下降了17.8%，全省法院物业纠纷收案下降12.4%。
推动各方解纷力量同向发力，将诉调对接的“调”主动向前延伸，村委社区把纠纷化解在萌芽期。能动履职融入社会治理做实诉源治理，让广东尝到了缓解审判压力的甜头。
集聚优势力量
如何转化为解纷动能
漫步在广州的珠江新城，高楼林立，这里拥有各类金融机构超1000家，是华南地区总部经济和金融科技的集聚区。
金融活跃，纠纷一般也会随之增多。然而，近一年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涉金融类纠纷，却掉头向下。
“广州金鹰地方金融调处中心是我们与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共同推动成立的，也是广东首家具有民办非企业法人资质的金融纠纷专业调解组织。”天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瑞平告诉记者：“借力行业调解优势，推动金融纠纷批量快速调解。”
汇聚更多、更专业的解纷力量，推动前端解纷成为共识、形成合力。“有了调处中心，金融纠纷快速化解，为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节约了时间和成本，也缓解了法院办案压力，实现多赢共赢。”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负责人李杰对此深表认同。
今年年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签署了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工作备忘录，在省级层面为更多金融调解组织化解纠纷增添了新动能。
以天河区法院为例，今年前4个月调解成功了9000余起纠纷，法院金融纠纷收案量也持续下降，其中信用卡纠纷前4个月下降7.5%。
这是广东法院持续用制度优势推动多元解纷工作的一个缩影。
广东高院院长张海波告诉记者：“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做好‘抓前端、治未病’工作，让调解力量真正生成合力，才能更好让法院融入社会治理。”
2023年以来，广东高院深挖“治理势能”方面的“动作频频”：与省工商联签署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框架协议；联动9家省级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与省住建厅建立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联合调解委员会；选聘120名港澳调解员，更多跨境纠纷化解驶入“快车道”……
调解力量聚集的背后，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扎实落细“抓前端、治未病”工作的新布局。
2023年4月，广东省委政法委召开全省多元共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新时代广东“枫桥经验”现场会，并出台《广东省开展“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2023年，广东省委政法委将“万人成讼率”纳入法治广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目前已实现全省地市级考核100%全覆盖，还将推动下沉至县区、镇街，实现向基层纵深拓展。
2023年5月，一份由广东高院报送的关于加强司法建议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报告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有力抓手。经过多方协调、完善，今年4月，广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意见》，在全国率先从省级层面，要求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纳入全省社会治理工作体系中统筹推进。
自上而下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最大限度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至此，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法委统筹、多方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解纷工作新格局，在广东已初步建成。去年，全省法院通过指导对接调解组织3077家，诉前成功调解案件93.8万件，同比上升16.5%。
“调”的职能
如何再向前延伸
基层是矛盾纠纷的多发地，以广东为例，基层镇街纠纷占比超六成。如何让省级层面的制度优势，用在基层一线解纷的“刀刃”上？
“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在党委、党委政法委领导下，做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2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指出。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
广州铁路两级法院集中管辖广州地区行政纠纷。为从源头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与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联合成立广州行政争议调解中心。
“来到中心的案子，虽然有很多被成功调解，但都已成诉，有的还是二审，未能实现源头解纷的目的。要更好实现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矛盾发生初期是关键。”广铁中院党组一班人认为。
各方推动下，广州黄埔、白云、花都、荔湾等若干个区级调解工作站，以及市公积金中心、税务、交警若干个部门条线调解工作室，相继孕育而生。
4月3日，记者实地走访广州行政争议调解中心首个区级工作站——黄埔工作站。
“工作站设在广州市黄埔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17个入驻部门开设了31个接待窗口，囊括全区所有涉及基层治理职能的部门。中心解决不了，可以来站里寻求调解员帮助，碰到难题，还可申请法官远程视频或现场指导。”黄埔区司法局局长黄娇娥对记者介绍道。
“目前，工作站已成功调解608宗行政争议，成功率高达74.8%。”提起成绩，黄娇娥满脸自豪。
广州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以来，以调解撤诉或司法确认方式化解纠纷5823件，成功率达60.8%。
解纷机制向前延伸，调解力量持续向下沉。在广东省委“1+6+N”机制的推动下，全省镇街综治中心已成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主战场”。
目前，全省法院派驻人员600余人，入驻综治中心近700个，通过指导人民调解、参与联调化解，支持全省更多镇街综治中心成为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
“镇街一级综治中心类似社区诊所，县区一级则更像综合医院，对群众信访投诉、纠纷解决、法律咨询等一窗受理、统一分流、多方化解，‘小毛小病’诊所看就行了，稍复杂点的到‘综合医院’，‘疑难杂症’最后再去法院这家‘三甲大医院’，这样就形成了‘非诉挺前、诉讼断后’的递进式分层过滤机制。”在黄埔综治中心采访时，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帆告诉记者。
中心“一根针”，连起“多条线”。至此，广东在纠纷源头化解上思路日益清晰：
省市层面
加强统筹协调、政策支持，推动优化制度设计。
县区层面
加强资源整合、联动解纷，推动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镇街层面
加强融合共享、协同治理，充分激活基层社会治理“神经末梢”。
如今，基层人民群众的口头禅“有事去法院”，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有事找中心”。
矛盾“最前一公里”
如何成为解纷“最优地”
“孩子的打闹，怎么就成了‘霸凌’？我要告你诽谤！”
“娃手被戳伤，没一点道歉的意思，在群里发怎么了？”
两个家长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东联社区诉源治理工作站“理论”，火药味十足。
原来，一名小学生用笔戳伤同班同学，受伤孩子家长要求道歉未果，就在家长微信群“曝光”，对方家长遂报警认为构成诽谤罪。
“我刚请教过法庭了，群里说‘霸凌’严格意义上不构成诽谤，且你家小孩戳人在先，这事真闹到法院你也赢不了。”驻站调解员麦兰诗对戳伤同学孩子的家长说。
麦兰诗又找到受伤孩子家长说：“对方有错，但你也不应将‘霸凌’发到群里，孩子不受影响才是最好的结果。”
后双方达成互相道歉的调解协议。“今天这事，如果不请教法官，没这么快调好，后面闹到法院就更麻烦了。”麦兰诗说。
这是近日，记者在佛山市南海区采访时亲历的一幕。
类似这样的纠纷，该站今年前4个月已调处了46宗。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核心。
如果说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村委社区就可以说是化解矛盾的“最前一公里”。
如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让村委社区这一矛盾的“最前一公里”成为解纷的“最优地”“最优解”？佛山南海的探索是让解纷力量再向前迈进，直抵解纷“最前线”，在村委社区成立诉源治理工作站。
“我们发现，不少纠纷发生后，老百姓往往不直接去镇街，而首先选择村委社区，镇街的调解力量没法第一时间触达，村委社区又经常化解不了，兜兜转转来到镇街，解决起来比初期就更难了。”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院长万选才说。
“为实现矛盾第一时间触达，同时发挥村社在化解属地矛盾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我们推动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实现最快发现问题、迅速解决问题，真正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小事自然就不出村了。”万选才补充道。
“镇街有那么多力量下沉吗？”记者提出疑问。
“工作站日常主要依托能力强、有威信的村委社区干部，区司法局也统筹全区人民调解员轮值指导，没增加编制，只是原来坐在镇街‘等’纠纷，现在沉到群众一线‘解’纠纷。”南海区法院丹灶人民法庭庭长冯载勋说。
“绝大多数纠纷村委社区干部和人民调解员就化解了，极少数复杂的才通过智慧法庭系统连线法庭，或邀请法官现场指导，法庭也会定期组织调解培训。”冯载勋表示。
佛山南海依托法庭加强对村委社区诉源治理工作站解纷的指导，是广东法院立足于“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以能动姿态服务纠纷化解“最前一公里”的生动写照。
目前，在420个人民法庭外，广东法院还建立789个诉讼服务站、法官联络点，228个网上巡回法庭，下沉力量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低成本的解纷服务。
从湾区到山区、从城市到农村直至偏远山区海岛，广东各地纠纷源头化解“枫”景正浓：
华侨之乡江门
依托“村巷法官”特色平台，建立精准指导调解、壮大调解队伍、靶向施治预防机制，“精准滴灌”指导调解标准和尺度，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仅新会区一个基层法院去年就指导人民调解员化解纠纷3813件。
粤北山区乳源瑶族自治县
打造调解员“村村通”工程，各村委社区至少聘请1名特邀调解员，还包括瑶族有威信的长者在内，用“乡音乡情”把矛盾化解在小，去年指导化解纠纷690件，法院收案数下降5.1%。
荔枝之乡茂名高州
推动建立488个村居司法惠民服务点，指导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村长、老支部书记、退休干部组成的“五老”调解员把矛盾化解在一线，去年指导化解纠纷3000多件，万人成讼率连年下降。
广袤的南粤大地上，一幅系统整合、贯通协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纠纷前端治理“枫”景画，正在徐徐展开。
来源：人民法院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编辑：刘青 校对：付慧敏
审核：陈东阳 张远平
责编：张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