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老舍的感情极深，在晚年重病缠身之际，他在老舍的忌日那天向身边工作人员提起老舍时仍然悲伤不已。对老舍的悲剧，周总理是极为痛心的。可以说，老舍的悲剧，既有那个特殊年代的原因，也有人心险恶的原因，还有老舍自己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的老舍，连好心维护他的周总理也拿话来呛过去！
老舍的骨子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而且是不带政治细胞、性情耿直的文人，这样的一个文人，一旦遇到了一些特殊年代，人心变得险恶，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老舍前半生都是刻意想尽办法绕开政治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才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不得不投入社会政治潮流，但他也只不过把自己的激情用在全力推进抗战文艺上，对不同政治党派的活动，他始终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老舍对政治的态度，也是我们理解老舍的第一个前提。
尽管当时老舍对国内各政治派别的优劣心知肚明，但他始终没有主动介入任何一方政治派别。建国后，老舍再也难以置身于政治之外，他在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得到了较高的荣誉，被推到了一个受人瞩目的社会位置，在世人眼里变成了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文艺家，这其实不是老舍想要得到的，他甚至在内心对此是比较抗拒的。
老舍的个性是极为谦和、本分的，即便他的社会地位已经比较惹眼了，但他内心其实仍然是从前那个老舍，他甚至把自己也归为需要随时改造思想的旧知识分子一类。所以，每当运动来临，他总是带头表态，表示，不但要力戒骄傲自满，还要经常检讨过去的作品中“对人民有害的思想倾向”。
老舍个性坦率、诚实，以前他总是把个人的某些生活经历和感受写在文章当中，供世人参照。但自从1950年代接二连三的“思想整风”之后，他再也不写这种文章了，毫无疑问，这表明他自己变得格外谨慎起来了。
在1950年代，老舍参加过多次文化艺术界的政治斗争：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评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评章伯钊、罗隆基、吴祖光、刘绍棠、邓友梅等人的右派言论。
在这些批判会上，老舍不得不跟随大家一起“痛斥”批判对象，甚至，他作为文艺界有一定领导者身份的社会名人，还必须在报刊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这是他的职责，他无可逃避，别无选择。
这些言行让老舍感觉自己明显被异化了，他为此倍感痛苦。从骨子里来说，老舍就不具备那种批判和斗争的气质，更何况这些被批判的人里面很多都是他的挚友，熟悉老舍的人都知道，老舍是最珍惜人生之间的友情的，由此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这就是老舍刻在骨子里的品性和人格，也是我们理解老舍的第二个前提。
老舍因为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不得不被时代大潮裹挟着，“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斗争，但他始终将他的灵魂暗暗藏在人后，别人怎么批，他也只能依葫芦画瓢。他的这种“应景式的批判”，有时候就连被批判对象本人，也明显感觉到老舍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
老舍对政治上的确不够敏锐，但对于文学能起到怎样的功用，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始终无法接受那些将文学的效力夸张得比一尊高射炮或者一锅饭还管用、还高明的说法，他无法相信文艺界内部和自己的作家朋友中，会涌出那么多的“阶级敌人”。
老舍的心地是善良的，充满正义感的。这就让他在逢场作戏地批判那些本就不愿意批判的人的同时，又决不会和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被批判者一刀两断、划清界限。1960年，被遣送至北大荒劳改的女作家丁玲回北京参会，满会场那么多往常的熟人，但没有谁上来和她说话，只有与她并无深交的老舍主动过来大声问候她还好吧？丁玲对此事终生没忘。
青年作家邓友梅过去一直得到老舍的关怀，在被北京市文联打成“右派”下放后，再也没想过还能见到对他像慈父一般的老舍。但有一次回京后无意碰见了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个不停，然后叹着气鼓励他，还年轻，好好干。但说这话时，邓友梅看到老舍满脸凄然的神色。这种善良和正义感是老舍伴随终身的品质，也是理解我们老舍的第三个前提。
1957年初，老舍曾在《人民中国》上发表文章，说，批评只会鼓励更好的作品，但是粗暴的批判却鼓励不了任何人，相反，这只不过是乱打棍子。打棍子鼓励不了好作品，相反，只能毁掉作品。他认为，要珍视一切能够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才是中国繁荣文学的正确道路。
北京市文联有位“革命资历”比较久的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她把稿子拿来征求老舍的意见，老舍据实相告：这部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句话惹恼了她，她严肃地说，她的作品里就不要月亮、星星、树呀花呀草呀的，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资产阶级的情调！老舍也严肃地回应，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
老舍在抗战期间就有过与中国共产党坦诚合作的历史，由于这段经历，使得他比起很多党外作家，显得更爱提批评意见。但是，对于老舍提的批评意见，有的人能够宽容、能够倾听，但有的人就受不了，会产生恨意。
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众多文艺家，老舍表示想去新疆垦区住段时间，写点儿东西。周总理当即提出异议，说他年纪大了，那里太苦，不去也好。周总理说完话又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发言，显得不礼貌，就请老舍接着讲。老舍提高声音说，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在场的人们听了老舍突然呛周总理，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谁都听得出来，周总理是站在老舍的角度维护老舍的，大家都觉得老舍有点儿过分。但周总理只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很了解老舍的脾气。可是，不知道老舍有没有想过，又有几个人能像周总理这样了解他并且宽容他、维护他呢？
当时，中国作协主持常务工作的郭小川曾向周围的作家们表示，中国有几个像老舍先生那样的人，有什么不好？老舍先生是我们的国宝，他爱批评一些我们当中不怎么好的人和事，假如多有几个老舍先生，倒会使我们少犯错误呢！坦诚而又直率，不知道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老舍的个性，也是我们理解老舍的第四个前提。
1950年代后期，老舍甚至曾经动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尤其是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也刚刚被接纳为新党员，老舍大受鼓舞，向组织部门表达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1959年某个下午，周总理亲自来家里拜访老舍，两人关起门来做了一次长谈。此后，老舍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到底谈了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实际上，即便是老舍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殊荣，他仍然遭到文艺圈里各种圈子对他的冷漠与排斥。尤其是一些有过“光荣历史”的人，甚至直接说老舍不配享有“人民艺术家”的殊荣。包括北京市文联的领导，也把老舍视为“旧文人”，认为老舍表现出了喜好旧艺人、旧画家、封建文人的趣味。
1954年，老舍完成了在朝鲜前线深入采访志愿军的工作回到北京，市文联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文艺界的各位负责人，当老舍抵达北京车站时，除了曹禺等几个朋友，没有一位文艺界负责人前去迎接。不管老舍如何努力写作讴歌新生活、新社会的作品，文艺界的一些大人物始终对他抱有成见，不被人信任，让老舍时常倍感痛苦。
其实，从这时候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老舍后来的悲剧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舍尽管自己一直拼命努力想要让自己切中这个时代的节奏和步伐，但他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又让他时时处处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况且，人心险恶，他的成功或许本就点燃了许多人对他的仇恨。再加上他那耿直坦率的个性，连对待维护他的周总理他都脱口而出地拿话呛过去，可想而知，有这三层因素的叠加，他后来的悲剧，其实在这时候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