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哇，我是做人做得好困的Angeline。
在香港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激烈的矛盾往往源于“收税”和“抗税”。
1568年到1648年的尼德兰战争是一场涉及哈布斯堡王朝和尼德兰领地之间的长期冲突，就是缘起财富掠夺。
入不敷出多西班牙统治者试图通过征税和控制尼德兰地区（现荷兰）贸易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引发了尼德兰商人阶层激烈反抗，矛盾也包括对西班牙的宗教迫害、危害自治的控诉。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由“征税”引发的战争，其结果奠定了今天荷兰共和国的基础。
反观美国与英国的历史对抗，情形也类似。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必须向英国政府购买印花税。随后在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茶叶法案》，规定北美殖民地只能购买英国进口的茶叶。这些法案激起了北美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随后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换句话说，美国的独立运动是由英国的经济剥削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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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香港所经历的纷争与荷兰和美国的情况迥异。没有哪个团体试图控制香港的财政分配，相反，中央政府一直推出多项政策以支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出现的分歧主要源自对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甚至主导意识的不同理解，这些与荷兰和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矛盾并不构成长期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可以认为香港目前与英属时期相比，其主要特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香港并没有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激烈矛盾的困境，这一观点对于香港能否实现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香港目前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凤凰涅槃”是广大香港市民、内地同胞以及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望，期望立即消除悲观情绪并不现实。
悲观情绪的高潮出现在2023年9月左右，当时外资撤离香港导致股市持续下跌，约三成股票交易量为零，国内外开始有声音认为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遗迹”，这令许多香港市民难以接受。
紧接着，在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这与上世纪60年代英资撤离香港时期产生的紧张局势相似，进一步触动了商界和公众的敏感神经。
客观来看，历史上“看空香港”的观点一直存在，香港经济也多次因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而经历周期性的波动，这可能是由于香港独特的地缘政治结构所导致的。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担心大陆的动荡影响香港，英国资本大规模撤离，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催生了李嘉诚、李兆基等企业家的崛起；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经济的困境，英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对香港的支持有限，这促使香港的中资企业接管了英国企业的资产；在80至9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香港本地多个财团的信心受到动摇，但“狮子山精神”在文化大繁荣中孕育了强大的内生性信心，中资的增加投资也推动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这些历史事实表明，香港从未因外界的“看空”和“做空”而失去其竞争力，相反，它在困难和曲折中不断走向辉煌。
目前，新一轮的投资轮动效应正在展开。中国内地的企业，如字节跳动、中石油等，正在逆势增加对香港的投资，接管了疫情后外资企业撤离留下的黄金地段，而许多欧美银行、快递物流等公司则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历史似乎在重演。资本的“看空香港”而撤离，“看多香港”而进入，人员的“看空香港”而离去，“看多香港”的梦想家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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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事件的反复交叉，究竟说明了什么？作者认为，这恰恰证明了香港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自由港”意味着进出自由，“金融中心”意味着多空并存。从极致理性的角度来看，“离港”和“逃港”并不算新闻，“离不开香港”和“逃不离香港”才是真正的新闻。但事实上，这些情况恰恰表明香港并没有衰落，也没有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遗址”，可见，“自由流动”这一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始终存在。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香港的“繁荣”与“衰落”背后的真正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对香港的投资信心，更直接关系到750多万香港居民的梦想和未来。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全球不同地区的区域优势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香港曾经拥有双重的地缘战略优势：一方面，它作为欧美资本和企业在亚洲的避税天堂和贸易中转站，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地位可与拥有金融优势和腹地效应的全球化大号瑞士相媲美；另一方面，香港从中国大陆的发展中获益良多，享有头部公司的价值优先分配权。
随着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客观上为香港的发展转移了大量社会财富。这些优势本质上源自香港作为稀缺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然而，这种优势显然正在逐步减弱。在科技创新时代，香港更多地扮演着财富分配的角色，而非大量创造财富的角色。
虽然财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香港内部阶层间的流动性却相对有限。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中，为价值食利者和资本温床提供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这不是任何单一方面意志所能决定的。
接下来，让我们对香港的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一个阶段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将香港的现代发展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93年，香港拥有信息优势、地位优势和金融优势，成为中国大陆开放的洼地投资者，获得了独特的安全边际和风险收益，香港人也是改革开放的最早探索者和先行者；
第二阶段从1994年到2019年，以青岛啤酒上市为标志，香港获得了中国大陆顶尖上市公司的造血和输血功能，成为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价值批发商，在这个阶段，香港作为欧美与东亚乃至亚洲的纽带，享受了价值增值的红利；
第三阶段从2020年至今，香港在激烈的地缘政治摩擦中，外部输入性红利丧失，纽带性价值减弱，开始被动地依靠自身的能力优势参与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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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香港正进入一个“旧地位”逐渐减弱，“新价值”正在形成的新阶段。从更深层次来看，直到2020年，香港并没有真正依靠自身内在的能力参与全球竞争，而是一直依赖于它与大陆的“洼地效应”和作为世界连接点的“枢纽效应”，周期性地获得时代赋予的红利，这几乎是两个垄断性的优势。目前，香港的所谓衰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垄断优势”的丧失，但香港自身的“地位优势”和“能力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衰退。
再深入分析，香港的“地位优势”本质上在于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税收体系和欧美海洋法系对资本的有效保护，这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根据税务专家的分析，香港目前的三大税种远低于大陆的十八种税种。
从个人角度来看，物业税和薪俸税均为15%，资本利得税为16.5%，这些税率仍然远低于欧美的标准。此外，企业利得税约为15%，股权转让印花税为转让股本的千分之2.6，这些税率也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香港继续实行来源地征税制度，没有双重税制，也没有遗产税，税收征管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都显得非常宽松。
此外，香港已经与内地、日本、法国、英国等34个地区/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美国就航运收入达成了有限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并与加拿大、德国、以色列、韩国、毛里求斯、荷兰、新西兰及英国等地就空运收入签订了类似的协议，这表明香港仍然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的税收洼地。
目前，香港的“税收洼地”效应仍然非常明显，具有压倒性的全球独特优势。特别是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量离岸资金以及全球近7000万华人的资本来说，香港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资金母港。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税收政策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的坚实基础。
从“能力优势”的角度来看，香港在整体教育水平、大学密集度以及英语人才特别是金融人才的密集度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仍然保持着顶尖水平。
最近，我访问了一位香港的大学教授，他提到香港在引进全球教授资源方面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岗位的薪酬待遇是欧美大学平均水平的2到3倍，为华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平衡国内外的重要选择，并且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我们在日本采访了一位前欧洲银行日本区总裁，询问他是否看好东京、新加坡或迪拜取代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他认为东京甚至整个日本缺乏英语背景的金融人才，这是致命的缺陷；新加坡虽然背靠东南亚、中东资本，可能只会获得资本挤出的红利，产业不足，华人资本也难以在新加坡长期扎根，与背靠东亚的香港不可同日而语，其长期承载世界金融中心的综合能力更是无法比拟；迪拜虽然地处中东动荡的地缘环境中，虽然因此受益，但很难说服全球大资本将其作为长期栖息地。应该说，这些见解代表了国际资本高层的许多真实看法。
因此，从全面对比的角度来看，香港并没有真正失去支撑其繁荣和稳定发展的优势。当前，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由对香港命运悲观者的观点主导的时期，这种情绪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悲观情绪虽然基于事实，具有客观和理性的一面，但用历史的全局观来看，不免带有情绪化的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支撑香港繁荣的独特“地位优势”和强大的“能力优势”再次发挥作用时，我们可能会发现香港只是进行了“做多香港”的主体切换。勤奋拼搏的香港同胞和全球华人，以及在狮子山精神哺育下的企业家精神和资本智慧，仍然会回归。一个长期坚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香港，将继续由诚信爱港的产业和资本主体承载其核心价值。
当前，所有关心香港命运的朋友们可能都在期待两个更明确的信号逐渐明确，一是无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变化，香港的商业投资始终享有法律上的神圣保护，保障其安全性；二是香港政府的政策始终以香港的长期稳定发展为出发点，不会出现动摇信心的根本性变革。然而，这些本质上也是从国家层面多方共同持有的态度，目前重建信任所缺少的，仅仅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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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也许缺少的是那种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香港民众帮助大陆难民的感人情怀，以及激励港人开拓改革开放的宽容精神，甚至是更多触动并尊重港人内心情感的交流，甚至缺少一些激发财富热情的新亮点。但在血浓于水的深厚联系中，这些元素注定不会缺失。
对于香港未来的自由与繁荣，我从不怀疑，并且期待维多利亚港的财富梦想能够永远保持美好。理解香港，支持香港，让我们共同珍惜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