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45年5月布拉格起义的胜利和纳粹德国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终于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战后的重建和过渡时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面执政，开启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时代......
战后的“野蛮迁移”
二战法西斯占领的时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现代史上最沉重的危机。而随着战争走向终结，贝奈斯回到布拉格并成为恢复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二战对这个国家在领土和人口方面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的破坏和政治局面的一系列改变。
贝奈斯
整个二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约有40万人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造成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相对战前减少了2.7%。并且战后鲁塞尼亚转让给了苏联，导致缩减了国家的面积，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了一小块布拉迪斯拉发城外多瑙河以南的地区作为了补偿。
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和民主革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推动力量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普通人民。这个国家现在变成了人民民主的、有一个民族阵线政府的国家，在当时它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或多或少参加过抗战活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
根据波茨坦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决定：共和国境内的德意志居民——在慕尼黑协定时期和在沦陷期间，他们使捷克民族遭受巨大的灾难，同时他们又有构成新的第五纵队的危险——现在被遣送出国，但那些反法西斯的德意志人则不受决议的影响。
波茨坦会议
所以在纳粹德国战败后，捷克土地上经常发生暴力驱逐日耳曼民族的事件。1945年5月，一项总统法令为大规模掠夺原先属于通敌者以及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的财产提供了基础。
1945年5—8月的“野蛮迁移”事件中，日耳曼人和通敌者成为发生在布拉格和遍及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前苏台德地区的自发和有组织暴力行为的目标。据报道苏联士兵参与了强奸日耳曼妇女和大规模抢夺财产，有时候还加入捷克士兵的暴行。
德国军事人员和党卫队军官更是遭受当地人的折磨和处决，尤其是在那些他们曾经用类似方式迫害保护国公民的地方。5月，大约2万日耳曼人从布尔诺出发，同行的还有当地工人、士兵和其他打算在奥地利边境驱逐他们出捷克的人。
7月31日，一次对定居的日耳曼人的大屠杀发生在波西米亚北部的拉贝河畔乌斯季，此前，一次不明原因的弹药库爆炸导致超过25人死亡。尽管当地居民试图帮助这些受害者，但主要由捷克和苏联士兵组成的一群人还是淹死、射杀和打死了大约2000到3000名日耳曼人。
尽管贝奈斯最初曾支持通过自愿离开和强迫驱逐结合的方式迁移苏台德日耳曼人，他却几乎没有谴责或者遏制“野蛮迁移”的暴行，而早已谈及“清算”日耳曼和马扎尔少数民族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联合国家的利益”的必要性。
他的政府除了一些徒劳的抗议之外也未能采取什么行动，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宣称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可以共存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波西米亚全境，驱逐日耳曼人成为牢牢掌握在捷克人手中的政治事务，甚至地名都失去了它们的德语名称。
扬·马萨里克
1945年6月29日和10月27日，贝奈斯签署了惩罚法令，撤销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的公民权，并设立特别法庭用于对叛国者、通敌者和其他与保护国内纳粹行政机构有联系的人的惩罚。
贝奈斯
更进一步的总统法令关闭了首都的德语大学，取缔日耳曼人协会，并且支持没收属于日耳曼人、马扎尔人和那些曾为纳粹当局工作的人的财产。新的法规要求日耳曼人到警察局注册，并且在他们的衣服上戴上一块补丁，上面有个大写字母“N”(代表němec,捷克语日耳曼人的意思)。
7月7日至8月2日在柏林城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政府对于从捷克斯洛伐克人道的“有组织的迁移”日耳曼人口予以认可，不过马扎尔人的类似迁移将需要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的协商。
然而，激进的“野蛮迁移”暴力行为仍在继续。1946年1月，随着铁路被用来重新安置日耳曼人口到德国境内的同盟国或者苏联控制的军事区域，“有组织的迁移”得以重新开始。
到迁移渐近结束的时候，据估计有60万至90万日耳曼人已经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或者选择自行离开，其中不区分苏台德日耳曼人、喀尔巴阡日耳曼人还是来自纳粹德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
在紧接着解放和战争结束的几个月里，有1.9万—3万名日耳曼人死亡，其中至少6000人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或者是在泰雷津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的被拘留者。根据195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战争结束时驱逐行动和人口迁移的结果，只有16.5万名日耳曼人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来说，《科希策协定》批准了对公民权的撤销，还有强制劳工计划的重新安置或委派。诸多马扎尔人的离开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几乎所有日耳曼人的被驱逐，给战争期间由如此众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死亡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又添上了一笔。
至于一些与纳粹行政机构和保护国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在战争之后的那几年被审判、惩罚和要求自裁。康拉德·亨莱恩于1945年5月在作为美军俘虏期间自杀身亡，与此同时“捷克的吉斯林”埃曼努埃尔·摩拉韦茨也选择自杀而不愿面对叛国罪的审判和处决。
在美国引渡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回捷克斯洛伐克后，他于1946年春天接受审判，那一年的5月末被执行绞刑。纳粹德国保护者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出现在1946年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被认定有四项罪名，此后被宣判15年监禁。
卡尔·赫尔曼·弗兰克
随后康斯坦丁·冯·纽赖特被关押在柏林的斯潘道监狱直到1954年，此后由于他的健康恶化而被释放。捷克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前总统埃米尔·哈查于1945年6月26日死于监狱医院，此时他正在等待被起诉。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
埃米尔·哈查
而在大量日耳曼人被驱逐后，边境地区重新由内地迁来的人民定居下来。金融、工业和农业大资产阶级在慕尼黑协定前共和国时代的垄断地位，使它们得以操纵了全国工业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和外国资本家一道对所有政府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民族民主革命剥夺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个阶级的反动作用和在沦陷期间他们的叛国行为，现在得到了清算。
1945新局面
在战后的政治领域中，1945年4月的科希策计划决定了战争结束时安置在布拉格的国民阵线政府的组成。由于右翼政党被禁止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政府中主要的发言权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由什拉梅克主教领导)、斯洛伐克民主党(由约瑟夫·莱特里赫领导)、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两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
共产党代表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国家社会主义党作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作为潜在的同盟者，不过后一个政党受制于党内忠实成员和支持苏维埃及共产党的总理兹德内克·费尔林格尔之间的内斗。
兹德内克·费尔林格尔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抵抗组织被彻底忽视，不过斯洛伐克国民委员会(SNR)继续存在并且努力争取建立联邦制而无果。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者是小农。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慕尼黑会议前的共和国时代得不到满足，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才能得到满足。
贝奈斯和国民阵线从5月8日到10月28日在没有公选议会的情况下管理捷克斯洛伐克，通过总统法令的方式设定政策并构建战后政府的基础。新创建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公众支持，同时，共产党受益于随着民族解放而来的对苏联的正面情绪。
贝奈斯
1945年秋，依据科希策纲领的要求实行了对银行、保险公司、矿山和大工业的国有化。这样一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业转入了人民的手中；同时有一百七十万公顷多的土地分配给了十七万中小农民和农业工人，这意味着使他们的情况获得重大的改善。
这些措施主要推动力量是共产党，而共产党人也耐心避免会使他们显得激进的活动。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它和社会民主党一道在议会中占微弱的多数。贝奈斯总统授命共产党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组成一个新政府。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社会和经济重建真正开始于1945年10月14日贝奈斯的法令，该法令涉及金融机构、工业设施和农业的国有化。不到两周之后，临时议会颁布了一项经济恢复计划，旨在超越战前等级的工业生产并且扩大对斯洛伐克工业的投资，目的是提高斯洛伐克相对于捷克的经济地位。
战后在斯洛伐克的苏联军事将领，命令夺取为农业产品生产和储存准备的牲畜、磨坊、啤酒厂和货栈。1945年10月，一项秘密协议将位于亚希莫夫的战略上极其重要的铀矿让渡给苏联当局，他们立刻开始封闭这个地区，并且运送苏联和东德采矿专家和研究人员进入。
铀矿
另外战后斯洛伐克的国民大会选举中，斯洛伐克民主党得票率超过了共产党，这个结果大大激怒了共产党领导人。随后共产党说服国民阵线的合作伙伴在限制斯洛伐克自治和扩大布拉格政府对斯洛伐克事务的控制上进行协作，以此来回击其在斯洛伐克人中的选举表现。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拥护斯洛伐克民主党时的强烈表现触动了共产党，他们将对约瑟夫·蒂索主教的审判放在了一个斯洛伐克法庭，其罪名包括叛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以及与纳粹德国协作。
约瑟夫·蒂索
国家法院不顾宽恕的请求裁定蒂索有罪，在贝奈斯出于他的利益拒绝干涉之后，这位民族主义教士于1947年4月18日穿着他的教服被绞死。当然有关蒂索的战时领导和政策的争论还将持续数十年。
战争时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苏联和美国军队，也分别于10月和11月撤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地区，这为稳定和迅速回归常态的政治生活带来了希望，但苏联虽然撤出，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影响依旧存在。
共产党攫取权力
1946年6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向新选出的制宪国民议会提出它的纲领，在这个政府里根据选举结果包括了民族阵线的各个党派的代表。国民议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两年之内准备一部新宪法，以便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收获，其要点就是设置各民族委员会、实行国有化和建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新关系。
此外，纲领还要求制订一个1947—1948年的两年经济计划，其主要任务在于消除战争创伤，使工业产量超过战前指数的百分之十，和提高生活水平。纲领中突出的要点包括有：
斯洛伐克的工业化，实行有利于工人的税务改革，实行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实行新的教育条例和调整地方区划。这个复兴纲领在制宪国民议会上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
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解放后的两年半之内，即在1947年就达到了战前的工业生产水平。也就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慕尼黑会议后，足足花了八年的时间才回到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水平。
但国内复兴建设越来越大的成就却引起了反动派的抗拒，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失。民族阵线中的某些党派中有许多党员原来是属于在沦陷期问通敌叛国并站在共和国敌人一边的那些党派，现在这些党派都受到取缔。
在制订宪法的过程中，无论在政府中或在议会中，反动分子都不愿意把原来在民族阵线中所有各党派同意了的那些革命条款包括进去。反对势力对外交政策问题上也施加压力，他们想要削弱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并阻止签订同人民民主波兰的条约。
1947年间，随着共产党承受了大量对经济问题的指责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挫折，他们的公众支持遭到了侵蚀。国有化经济缺少活力的表现加上农业歉收、食品短缺、官员无能和不断成长的黑色市场，渐渐破坏了控制着对糟糕经济表现负有责任的部门的共产党的信心。
共产党
共产党的反应是推动平民主义的措施，比如额外的国有化和土地的重新分配、金融机构的重建以及所谓的对富人的“百万富翁税”。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相互协作，抵制共产党的提议，并且在他们阻止共产党新攻势的努力上取得初步的成功。
在1947年由于严重旱灾所引起的农业歉收期间，极端分子的活动猖狂一时。他们把当前的艰难局势认作正是转变国家政治发展趋向的好机会。大地产所有者和富农拒不供应谷物，并喊出他们的口号：“情况越坏，对我们越好”。他们指责共产党应对歉收所造成的困难负责。
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计划的颁布最初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兴趣，它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大会。然而，在马萨里克和哥特瓦尔德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后，捷克斯洛伐克撤销了对美国资金的考虑，斯大林公然抨击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将欧洲国家置于美国影响力之下的阴谋。
马歇尔复兴计划
1947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转向东方，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这是苏联主导的作为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战前共产国际的继承者。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还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他的请求得到了同意，于是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一批低价的谷物。威胁着全国的饥懂的危险扫除了。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共产党建议对小土地所有者因歉收所受到的损失至少应给予局部的补偿，办法是对百万富翁开征一种新税。政府中共产党以外的党派，包括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开始反对这个建议，但当共产党向人民发出呼吁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便不得不屈服，这样一来“百万富翁税”终于在议会中获得通过。
在斯洛伐克，反动势力也在蠢动，人民民主政体的敌人在那里利用民主党领袖散布反捷克的情感，并就斯洛伐克民族机关和共和国政府的职权划分问题制造无穷尽的纠纷，试图阻止政府的各项措施在斯洛伐克推行。
根据1946年春的一项秘密协定，民主党替受取缔的格林卡的人民党中教会法西斯分子开道，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钻人国家行政机构。和某些外国势力勾结的斯洛伐克反动势力反对共和国的阴谋现在也败露了。
工厂委员会在布拉迪斯拉发召集代表大会要求行政委员会辞职,斯洛伐克农民在1946年的选举中因受到民主党的蛊惑宣传而表现动摇，现在已抛弃了民主党转向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边，因为共产党始终支持小农和中农的要求，特别是有关新的土地改革的要求。
虽然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民族阵线里其他党派中的影响加强了，他们竭尽一切努力来制造政府的危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建和发展之路仍旧困难重重......
参考资料：《捷克斯洛伐克史纲》、《捷克和斯洛伐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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