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山西出英才，陈永贵——新中国唯一一位“农民副总理”就来自这片黄土地。
陈永贵
他曾是毛主席生日宴上的座上宾。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71岁生日，艰苦朴素一生的毛主席这次竟出人意料地办了一个生日宴，邀请了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而穿着朴素、头戴白头巾的陈永贵显得很突出。
席间他显得很紧张，但谈到农业，他却是越说越兴奋，毛主席也听得连连点头：
“永贵同志，你这个农业专家很了不起呀！”
1975年，陈永贵被毛主席亲自提拔为副总理，主管农业工作。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去世，他的追悼会规格一直争论不下，邓小平出面一锤定音。
陈永贵作出了什么贡献，让他从一位农民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宾，又被破格提拔为副总理？又是什么原因，他的追悼会规格让人如此犯难？
毛主席：陈永贵三个字怎么写？
说起陈永贵，就不得不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不得不提毛主席提出的口号“农业学大寨”，而陈永贵真正走入毛主席的视野也正是在1964年。
中国是农业大国，解决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在建国初年一直是党中央最重视的问题。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时期，如何把人民从粮食短缺，受冻挨饿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就显得更加急迫。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文章，充分赞扬了陈永贵“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精神。
11月底，经省委调研总结，决定在山西全省掀起学大寨、学陈永贵精神的新浪潮。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详细介绍了大寨的成功经验和大寨人的精神。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南下了解各地农村情况，途经河北省邯郸时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工作报告。
期间毛主席尤为关心传闻中“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拿高工分”的问题，陶鲁笳借此机会介绍了大寨的情况：
“我们昔阳县大寨村干部陈永贵，干部管理很有一套，大寨的干部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他们实行干部和社员工分有差距，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
毛主席听了连连夸赞“大寨的办法好”，陶鲁笳提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以及陈永贵一月份到北京介绍过大寨经验。
毛主席迫切地想要多了解一下这个人们口中的“农业能人”，连忙问：
“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
陶鲁茄连连回答：
“有的、有的。”
毛主席又问：
“陈永贵三个字怎么写？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一边在纸上写出“陈永贵”这三个字，一边回答：
“陈永贵不怎么识字。”
毛主席看着“陈永贵”这三个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从此，“不怎么识字”的农民陈永贵的个人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孤儿陈永贵
陈永贵实实在在是“不怎么识字”的苦出身，只在扫盲班学过些字，他能有这样的成绩切切实实是用双手自己干出来的。
大寨村地处太行山区的黄土高坡，全村面积也只有大概2平方公里，所有的耕地基本都集中在一座虎头山一侧，基本都是坡地，石头多，土地贫瘠不堪。
当地流传一句生动的民谣“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水肥露石头”，曾经的大寨村就是典型的贫困村。
1915年陈永贵出生在这个贫困村里的“贫困户”，父母给他起了“永贵”这个名字也是希望能摆脱贫困，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但困顿度日总是那么难，为了糊口，陈永贵的父亲先后卖掉了他三个子女，最后连屋里的婆姨都卖了，可贫困还是压垮了父亲，他选择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大概连陈永贵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独独留下了他。
6岁的陈永贵成了孤儿，幸好村里一个老人收养了他，让他再次有了亲人有了家。
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让陈永贵深刻明白集体的力量、互助的意义。
所以土改以后分到了房子和田地的陈永贵，很早就牵头成立了互助组。
和其他互助组不同，他的互助组里大多都是老人，只有他一个壮劳力。他只能没日没夜地干。
最终他的互助组达到了亩产169斤，组里的老人很感谢他，组外的新人也都想跟着他干，久而久之年轻的陈永贵在大寨奠定了群众基础，树立了威信。
1952年，老支书退休以后，点名让陈永贵接替他的位置。
此后的陈永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带领乡亲们加油干，争取每顿都能吃饱，每天都能穿暖，这一干就是20年。
陈永贵刚接手时的大寨，亩产只有200斤左右，20年间陈永贵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夜都在为村民吃饱穿暖这个问题冥思苦想。
幸好陈永贵虽没什么文化，但他肯干肯吃苦，还肯学，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的让他找到了办法。
作为黄土高坡的土著，陈永贵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的贫穷和大寨的气候分不开，亩产只有200斤的土地怎么可能填饱肚子，大寨山坡上的贫瘠土地，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保水保肥。
经过不断地请教专家，学习理论知识，陈永贵最终开创了一种特殊的田地“海绵田”。
“海绵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土地像海绵一样能够不断地吸收水分，那就需要深翻土地，再用秸秆沤肥均匀地铺满。
主要是用来增加土里的腐殖质，这样加工后的土地保水抗旱，还更加肥沃，植物的根系可以更好地发育。
方法有了，剩下的就是肯干了。
陈永贵带领村民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用数据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1952年，在白驼沟打坝24道，造地5亩
1953年，在后底沟打坝25道，造地25亩；
1954年在小背峪沟造地8亩；
1955年起，先后三次在狼窝掌打坝一百八十多道，长7.5公里，把300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
1956年，大寨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继续搞挖山填沟，修造梯田。
短短四年时间，大寨村粮食亩产平均增长了近320公斤。
不可否认，初期的大寨村真的是干出来的，这样的大寨村、这样的陈永贵很难不成为典型。
随着亩产量的逐年增长，大寨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早在《人民日报》树立陈永贵模范典型之前，大寨和陈永贵在山西省内早已小有名气，特别是1963年夏季，大寨村遭受特大洪灾之后，山西省更加重视大寨。
周总理：大寨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3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几近毁了大寨冲垮了，113孔窑洞和77间房屋倒塌，一多半村民无家可归。
陈永贵和村民们苦干了十多年才开出来的一百多条大坝大多被冲毁，庄稼也都泡水倒伏，180亩耕地颗粒无收。
面对如此的困境，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拨出救济粮和物资，地方财政也将拨款帮助大寨渡过难关，可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保证让农民口粮不少、农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统购粮不少”。
这样的决定说说容易，可是在这样的大灾面前，想要做到可是难于上青天，可是陈永贵就做到了。
陈永贵带领村民们白天清淤泥、整土地、修梯田、抢种庄稼，晚上还要重建被洪水冲垮的房屋。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几个月，大寨村竟奇迹般地把灾年变成了丰收年，不仅农民口粮没少，甚至还上交给了国家12万公斤粮食。
大寨村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彻底“火了”，整个山西掀起了“学大寨精神”活动。
1964年1月，陈永贵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给1万多人作了报告，陈永贵也“火”到了北京。
毛主席在南下途中对“陈永贵”三个字留下深刻印象，随即给周总理打去电话，请总理注意陈永贵的事迹以及大寨精神。
周总理调来陈永贵资料，认真阅读研究后，被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典型，随即要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去大寨村做一次深入详细的实地考察。
陶鲁笳
1964年5月，毛主席南下后回到北京，看过陶鲁笳蹲点20天后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随即在6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特别强调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陈永贵虽识字不多，但他干的事情可不少啊！”
1964年12月，陈永贵当选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代表，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以及大寨工作经验。
周总理表示：
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值得大大提倡。
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
会议结束后，成为毛主席生日宴座上宾的陈永贵，决计想象不到被抬上高位的他有一天会当上副总理，那么努力的他有一天也会主动请辞。
陈永贵：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赘了？
1965年初，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学大寨运动开始了。
精神方面，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经验方面，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建设高产田等等。
1966年8月12日发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毛主席就是用这个口号鼓舞人心，团结人民，增强斗志，让全国人民一条心，跟着党走。
对于陈永贵个人，也随着轰轰烈烈的学大寨精神，变成了越来越出名的典型，俗话说就是“当上大官了”。
从北京回来不久，陈永贵先后担任过昔阳县委书记、后又担任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并且在1975年1月当上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的任务就是利用自己的经验“普及大寨县”。
陈永贵来到中央工作后，深感坐机关并不适合他，于是要求“三三工作制”，他想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跑全国、三分之一回大寨，得到了毛主席的特批。
虽然当上了副总理，但陈永贵的装束习惯并没有变，仍然一副“老农民”的模样，工作起来却更加地努力认真。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陈永贵是有短板的，在扫盲班陈永贵最多认识了一千字，应付日常生活肯定没问题，但批阅文件就有些吃力，这方面他的秘书帮了不少忙，但以陈永贵的能力他不完全依赖秘书。
陈永贵的秘书回忆说，他每次发言都不用演讲稿，虽然讲的都是大白话，但从政策到理论都不会有偏差，这也是他能做副总理的觉悟和能力。
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搞了十几年，人性使然，中间难免会有偏差，例如国家资源的倾斜，还有后期数据造假事件等等。
到1978年5月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运动引起人们重新反思，到1980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彻底画上句号，陈永贵也在这一年主动请辞副总理职位。
考虑到陈永贵已经66岁，也到了退休的年纪，身体也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在北京休养，并按照行政13级的退休待遇。
陈永贵非常知足，但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大寨的报道和评价，他都会生气。
陈永贵会忍不住对身边秘书发脾气说：
“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赘了？”。
陈永贵不明白他一锹一镐刨出来的大寨，多少汗水浇灌出来的大寨，一直是先进典型的大寨，怎么就成了累赘了呢？
秘书把陈永贵经常生气的事儿汇报给了李先念同志，陈永贵自己请求找点事做，遂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继续发挥余热。
大寨精神或许走偏了路，但陈永贵本人对党性原则的坚持从未改变，值得称赞。
他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做副总理期间总会有一些出访或者会谈任务，自然也会收到一些小礼物，陈永贵不管礼物大小，一律上交组织。
小事上坚持原则，大事上他也从不含糊。
按照规定，陈永贵到北京工作后，可以把户口迁过来，拿国家工资。
但陈永贵并没有这样做，户口仍然在大寨，也不拿副总理的工资，在北京的开销，主要还是靠山西发放的补贴，因户口还留在大寨，所以大寨照常给他记工分。
1986年，72岁的陈永贵患上肺癌不到半年就离世了，他走后留下遗嘱说“丧事一切从简”。
虽有遗嘱，但鉴于陈永贵早年的贡献，又曾担任党的高级干部，他的追悼会应该按照什么规格合适，一时争论不休，邓小平此时开口一句话：“按照副总理标准办理”，定下了传奇“农民副总理”的追悼会调子。
追悼会当天华国锋到场悼念，追悼会结束后陈永贵骨灰运回家乡大寨安葬，安葬在大寨虎头山上，大寨数万百姓哭喊着“老书记”来送陈永贵最后一程。
结语
在陈永贵走了十六年之后，他的儿子透露，陈永贵临终前准备把家中仅剩的8000元存款全部上交党组织，后因为妻子提醒“你都上交了孩子念书怎么办？”，他修改遗嘱：将5000元上交组织。
陈永贵用农业知识，创造了大寨奇迹，也由此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难能可贵他自始至终不忘初心，牢记“为人民服务”，成为新中国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副总理”，不可谓不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