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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那一片戲曲史空間——《近代戲曲叢刊》前言

文 | 左鹏军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作爲中國戲曲研究的開創者、奠基人,王國維最有影響的戲曲史著作當然是那部《宋元戲曲史》,吴梅最重要的戲曲史著作自然是《顧曲麈談》《中國戲曲概論》和《曲學通論》。但是,從個人研究經歷、學術方法和戲曲研究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則更應當看到,不管是王國維還是吴梅,最初從事戲曲研究都是從戲曲目録、文獻、史實等最原初、最基礎的方面開始的。這種不約而同的治學路徑和學術選擇,今天看來更有學術史意義,也應當給予我們更加深切的啓示。

許多學術史經驗和事實一再有力地證明,對於中國戲曲史這樣基礎薄弱、起步較晚、發展曲折多變的學術領域而言,基本文獻的發掘清理、基本史實的考證辨析不僅至爲關鍵,而且意義和價值往往更加長久。一個多世紀的中國戲曲研究史,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戲曲文獻的發現、彙集與呈現,戲曲史實的考證、辨析和描述的歷史。王國維、吴梅之後,中國戲曲研究中幾乎所有的重要變化都是從戲曲文獻與史實的豐富和開拓開始的。比如傅惜華、吴曉鈴等對中國戲曲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都無一不是將戲曲文獻的發掘、戲曲史實的考辨作爲學術研究的最重要基礎,也是他們治學方法、學術思想的重要體現。

更有代表性的是鄭振鐸,他對於戲曲文獻的關注和彙集可謂探尋了一生、持續了一生。鄭振鐸有感於戲曲文獻尤其是清代戲曲文獻的不完備,許多鈔本、刻本文獻難得一見,遂以個人之力,於1931年編輯刊行了《清人雜劇初集》,又於1934年刊行了《清人雜劇二集》,而且編製了其後各集的選目。但是,由於隨後日軍侵華戰争的全面爆發,這項具有獨特戲曲文獻價值、本來有可能完成的重要戲曲文獻積纍工程不得不非常可惜地中斷,留下了永遠無法彌補的學術遺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鄭振鐸似乎對自己未竟的戲曲文獻彙集、整理和出版一直未能忘懷,更没有死心,對戲曲文獻的關注、整理和出版仍然熱情不减、痴心不改。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鄭振鐸就提出并親自主持另一套戲曲文獻總集《古本戲曲叢刊》的工作,并分别於1954年、1955年、1957年、1958年影印出版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但是,隨着1958年10月鄭振鐸的意外去世,加之當時國家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環境等多方面連續發生重大轉折,這項本來應當延續并有可能完成的戲曲文獻整理出版工作又一次意外中斷。

等到《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出版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了,距這一項目的正式啓動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距此項工程的首倡者鄭振鐸去世,也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至今思之,不能不令人心生悲愴和無奈!其後,這一戲曲文獻整理項目一直走走停停,雖然困難重重,還能够勉强支持;雖然進展不快,好在并未再度中斷。等到這部戲曲文獻總集的最後一集即第十集出齊的時候,已經是2021年了,距這一項目啓動已經過去了六十八年!其間主持者、主要參與者也早已過去了好幾代人!這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浩大的一項戲曲文獻整理工程,終於以可以令人滿意并可以告慰前輩多位學者的形式較爲圓滿地結束。不管是從《古本戲曲叢刊》所經歷的種種困難、種種曲折、幾乎貫穿整個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部分學術史歷程的内涵來看,還是從其所具有的文獻價值、學術意義來看,都可以説這的確是一項空前的戲曲文獻整理出版工程。

從中國戲曲研究的總體歷程來看,尤其是從戲曲文獻的發掘、整理、利用,戲曲史實的考證、辨析、描述來看,大致都經歷了一個從元雜劇、宋元南戲到明代傳奇、雜劇,再到清代傳奇、雜劇的基本過程。這基本上是一個以元雜劇爲中心向下延伸拓展的過程,總體趨勢是文獻範圍越來越廣闊,清理和發現越來越細緻,對於戲曲史的認識和瞭解也越來越充分。與此同時,也有另一個向上探源的過程,即從元雜劇向宋代、唐代甚至漢代、先秦時代溯源的過程。這看起來也是一個逐漸開拓、日益豐富的過程。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假如按照王國維所説的“真戲曲”的標準來衡量,宋代以前,嚴格意義上的戲曲劇本至今還没有令人信服的發現。不能不説,這是一個令許多戲曲研究者頗爲着急也極感困惑、相當執着也不能不頗爲尷尬甚至難堪的基本問題。看起來,在得到宋代以前的具有充分説服力的戲曲劇本及其他直接文獻之前,這一問題恐怕難以得到完全可信的回答,也恐怕無法真正解决。

一、關於近代傳奇雜劇及其研究

隨着中國戲曲史研究的日漸豐富、充分深入,近代戲曲文獻和戲曲史也逐漸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有意義的建設和進展,儘管近代戲曲研究是一個更爲後起、研究基礎和學術條件都更加薄弱的領域。單就近代戲曲文獻的發掘、整理、出版和利用來看,儘管草創期面臨着種種艱難、經歷着種種困難,但是仍有一批研究者對近代戲曲文獻及研究一往情深,在這個曾經頗受冷落的領域堅持探尋、勤勉積纍,打下了非常重要的文獻基礎和史實基礎。

其中用力最集中、貢獻最大,也最值得注意的是阿英的近代戲曲文獻整理與研究。在抗日戰争的烽火中正式開始近代文學研究的阿英,最早開展的基礎性工作之一就是種種文獻目録的編輯。大約在1934年,他就完成了《晚清戲曲録》初稿,其後陸續增補,至1940年重新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4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了《晚清戲曲小説目》,經少量修訂後,1957年又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晚清戲曲録》包含傳奇、雜劇、地方戲、話劇四個部分,雖然篇幅不大,今日看來也多有未完備、未盡準確之處,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必須承認,這是近代戲曲研究最重要的文獻基礎和目録著作,奠定了近代戲曲研究的目録文獻基礎,影響和指引了其後數十年間的近代戲曲及相關領域的研究。阿英對於近代戲曲研究的另一項突出貢獻,是在所編文學總集《晚清文學叢鈔》系列中,單列《傳奇雜劇卷》,收録近代傳奇雜劇三十一種,於1962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第一部專門的近代傳奇雜劇選集,反映了阿英近代文學學術思想、文體觀念、學術用意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這部産生於特殊文化學術背景之下、具有特殊學術史意義的近代傳奇雜劇選集,深刻地影響甚至决定了其後三十多年間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的研究方向、研究重點和研究水準。《晚清文學叢鈔·傳奇雜劇卷》出版至今雖然已超過六十年的時間,但這仍然是目前爲止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一部近代戲曲選集,反映了多年來中國戲曲學界對於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研究、認識和文獻積纍的基本水準。此外,阿英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陸續編成,并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陸續出版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的《鴉片戰争文學集》《庚子事變文學集》中,也收録了幾部近代傳奇雜劇劇本,從另一角度展現了近代戲曲的多方面價值,也爲以往未爲人知的一些戲曲作品提供了面世的機會。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專注於研究近代傳奇雜劇的梁淑安、姚柯夫,在阿英、傅惜華、趙景深、吴曉鈴、莊一拂等前輩學者奠定的學術基礎上,通過長期調查、訪求、不懈努力,又從基本文獻和重要史實等方面明顯地將近代傳奇雜劇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除了多篇關於近代傳奇雜劇的研究論文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梁淑安、姚柯夫在經過多年的多方訪求、學術積纍基礎上合著的《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録》(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10月)。是書將“近代”的時間範圍嚴格確定在1840—1919年之間,并按此標準著録近代傳奇雜劇二百六十種,在作品著録數量、作家作品及相關史實考訂辨析等方面,做了許多基礎性、開拓性工作,可以視爲阿英開創的近代傳奇劇研究的最重要的嗣響,也堪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近代傳奇雜劇研究進展與水準的重要標志。

1941年2月,鄭振鐸在爲阿英所編《晚清戲曲録》作叙文時指出:“我漢族之光復運動,萬籟齊鳴,億民效力,而戲曲家於其間亦盡力甚多。吴瞿安先生之《風洞山傳奇》,浴日生之《海國英雄記傳奇》,祈黄樓主之《懸嶴猿傳奇》,虞名之《指南公傳奇》,皆慷慨激昂,血淚交流,爲民族文學之偉著,亦政治劇曲之豐碑。”在當時極爲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國家存亡、民族危難的關鍵時刻,道出了近代戲曲中所飽含的民族精神、英雄氣概,確是反映了時代精神與學術研究的交相呼應、同聲相和。此論雖出於抗日戰争時期那民族危難、烽火連天的歲月,但極爲深刻地影響了其後半個多世紀的近代戲曲研究,近代文學研究的其他領域、其他文體,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這種具有主流意義和主導性價值的思想選擇、政治傾向和精神導向的影響。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近代戲曲、近代文學研究諸多領域的學術風氣、研究方式與方法纔發生了日益深刻的變化。

從目前掌握的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的基本情况來看,可以肯定地説,鄭振鐸所説近代戲曲“皆慷慨激昂,血淚交流,爲民族文學之偉著,亦政治劇曲之豐碑”,雖然從一個重要角度揭示了近代戲曲的時代品格、民族精神,也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文學者的强烈入世精神和經世品格,但是,這種概括的主觀意圖、思想用意也同樣明顯而充分,遠非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題材内容、思想主題、思想文化價值的可靠概括,也遠非這一時期傳奇雜劇思想藝術價值的全面揭示。這是今天在閲讀這些著作、回顧那段學術史的時候必須清楚地認識和準確地把握的,也是對待學術史的既往應當懷有的一種學術態度。

關於中國戲曲史的總體發展歷程,尤其是關於近代戲曲的變革與轉换,頗有一些流行已久的論斷或者説法是值得重新考慮、仔細斟酌的,有的認識和説法甚至没有什麽充分的文獻史實依據和理論依據,僅僅停留於一般性印象、主觀性臆測的水準上,當然也就不可能具備充分的可靠性與合理性,也就難説有什麽真正的學術價值了。比如,一些研究者幾乎普遍地認爲,清代初年的“南洪北孔”之後,戲曲即走向了下坡路;而乾隆年間的蔣士銓、楊潮觀、唐英等人之後,傳奇和雜劇就更是走向了一派蕭條,幾乎到了乏善可陳的境地。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後,從北京開始,劇壇似乎迅速而單一性地走向了雅部昆曲被花部諸腔取而代之的局面,此後便是花部戲曲的一統天下和各種地方戲曲的繁榮發展。而到了二十世紀初以降,隨着留學日本、歐美的中國學生戲曲演出活動的興起,以昆曲爲代表的傳統戲曲又一次被新興的話劇所取代,不僅其生存空間愈來愈狹窄,而且也似乎失去了任何意義和價值,甚至在戲曲史、文學史上承擔着陳腐守舊、不思進取、受人冷落、被時代拋棄的角色。於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在這樣的戲曲史進程中,經過幾次如此深刻的變革,遭遇幾次來自各方面的衝擊,作爲傳統戲曲典範性文本形式的傳奇和雜劇,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也失去了戲曲史和文學史價值,受到的關注和得到的研究都有每况愈下的趨勢,也似乎是大家都覺得的一種自然而然和理所當然。

這樣的戲曲史總體印象或宏觀概括,從中國戲劇經歷 的幾次重大轉换的角度來看,或者從普通讀者、一般知識需求的角度來看,似乎也不能説有什麽大的問題,也不能説全部毫無根據、毫不可信。但是,假如從中國戲劇的古今變遷、歷史演進的真實歷程、價值意義、戲劇史與文學史影響的角度來看,特别是從中國戲曲文獻整理與運用、史實考證與辨析、追求戲曲史真相并認識戲曲變革規律及其經驗教訓的學術研究角度、學術史角度來看,就不能不説,這樣的認識不僅没有充分的文獻根據和史實根據,明顯失之於表面化、簡單化、印象化,而且也没有什麽理論意義和啓發價值,更不可能是對中國戲劇古今演變規律的有價值的描摹或揭示,學術價值不大、啓發意義不强,有的説法甚至根本没有什麽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大多是一些道聽途説之論。

假如認爲上述那種對中國戲曲史過於宏觀、也過於主觀的印象式、猜想式評價或判斷存在着明顯的不合理、不可靠或欠缺之處,既不能令普通讀者信服,也不能令專業研究人員滿意的話,就必然提出并希望能够回答一個無法回避的突出問題:近代戲劇的基本情况和總體格局究竟如何?近代戲曲文獻尤其是傳奇雜劇文獻的基本面貌、相關戲曲史實的基本情况究竟怎樣?對於這種看起來相當基礎、相當簡單、并不深刻也并不刁鑽的問題,事實上中國戲曲史與文學史研究界是難以作出具有可靠性、合理性和學術價值的回答的。關鍵的問題是,多年來,我們對於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的基本情况、總體面貌、思想藝術價值抑或是其局限不足、戲曲史意義等問題缺少關注、疏於研究、缺乏瞭解,當然也就難以進行更加深切的學術思考和學術判斷了。

長期以來,許多人包括一些中國戲曲史和文學史研究者都普遍地認爲,到了近代時期,傳奇雜劇走上了時政化、非戲劇化的道路;普遍地不遵守曲律、不能演唱,已經遠離舞臺、走上案頭,“案頭化”成爲近代傳奇雜劇的一個基本特徵;近代傳奇雜劇的篇幅普遍變得短小靈活、自由多變,一改明清文人傳奇綿密周詳、鋪叙精切的作風,亦與明代後期以降頗爲流行的南雜劇作風大异其趣;近代的傳奇雜劇作家,普遍地不通曲律也不守曲律、不懂得也不尊重戲曲的音樂性、舞臺性和表演性,衹是把傳奇雜劇當作一種文體形式而不是作爲一種戲曲形式來認識和處理;近代的傳奇雜劇,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都不高,在中國戲曲史和文學史上,處於多之不多、少之不少、可有可無的地位,因而也就難以具有相應的戲曲史地位和文學史地位;近代的傳奇雜劇與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早期話劇相比,當然地屬於守舊、落後、跟不上時代潮流的戲曲形式,當然不可避免地迅速被同時期興起的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還有稍後興起的早期話劇所取代、所蔑視、所拋棄,因而在中國戲劇史上和中國文學史上,也當然地衹能扮演過時者、落後者、被超越者、被廢棄者的角色。諸如此類的印象和認識、假設與猜想,初看起來似乎不無道理,實際上既無充分的文獻與史實根據,也無甚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情况的長期存在和多年持續,對於中國戲曲史研究、對於中國文學史研究都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可以説是極不應該的。因此,從中國戲劇史、文學史持續深化、日益進展、逐漸豐富、漸趨準確全面的發展需求和學術追求來看,這種不正常、不理想情况應當儘快得到有效的改變。

二、近代傳奇雜劇的基本估計和評價

正是基於上述這些想法和認識,有感於長期以來近代戲曲文獻現狀和研究現狀的亟須改變,於是便有了此書的編輯和整理。儘管目前對近代傳奇雜劇的總體面貌、思想藝術成就、多方面文獻與史實價值、戲曲史和文學意義、戲曲史與文學史影響等還缺少全面深入的分析評價,要想下一些總結性、總體性的結論爲時尚早,但是,就目前所掌握的傳奇雜劇作品及相關文獻、前輩與時賢研究者已經出版或發表的研究成果來看,特别是根據目前戲曲文獻與戲曲史、近代文學及相關領域取得的進展、得到的認識,加之筆者所掌握的材料和進行的初步考察,可以做出以下一些基本的估計和評價。

從最直觀的劇作數量上看,近代(1840—1949)一個多世紀之間産生的傳奇雜劇劇本,當在八百種以上,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以往所有人的估計和想象。這不僅反映了近代時期傳奇雜劇仍在延續、生存、變革、發展甚至出現興盛、尋求創新的基本戲曲史、文學史事實,而且,這種局面與中國戲曲史上公認的高度發展、繁榮時期如元雜劇的繁榮、明清文人傳奇與雜劇的興盛等等相比,恐怕也不見得遜色,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以往時代所不及的特色與優勢。因此,説近代是作爲傳統戲曲典範形式的傳奇雜劇持續發展、再度繁榮又走向終結的一個重要時期,大概是没有什麽問題的,而且是具有充分的文獻史實根據的。

至於近代傳奇雜劇的思想藝術成就及其他成就、總體意義和價值,在中國戲曲史和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産生的戲曲史與文學史影響等等,由於目前的文獻積纍與運用能力、專題研究水準和總體研究水準、多方面考察評價能力的限制,可能還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有充分學術根據、學術價值的回答。有鑒於此,衹能根據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認識的重要作家作品、瞭解的戲曲史與文學史歷程及相關情况,進行大概的推測和估計,以利於對這一特殊而重要的戲曲史、文學史過程的深入瞭解、準確把握與合理評價。

儘管對於絶大多數近代傳奇雜劇劇本尚未進行應有的關注和較深入的研究,對其思想藝術價值尚缺少有充分學術根據的認識和判斷,其價值和意義還有待進行深入研究、全面考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近代傳奇雜劇的豐富程度與複雜多樣程度、所具有的戲曲史與文學史及其他方面的價值和意義、産生的歷史影響和留下的戲曲史、文學史經驗,一定遠遠高於以往研究者的估計和認識。也就是説,無論是從中國戲曲文獻和戲曲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中國文學文獻與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近代傳奇雜劇的基本文獻狀况、重要戲曲史實、多方面價值意義、複雜的歷史影響等等,都有一種重新認識和準確評價的必要。本書的編輯和出版,正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爲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提供儘可能可靠全面的近代傳奇雜劇文獻資料,能够爲將這種必要性向着可能性的方向發展而略盡綿薄。

儘管對於近代傳奇雜劇的研究尚有許多工作有待進行、許多方面有待深化拓展,但是,結合近一個世紀以來近代戲曲特别是傳奇雜劇研究的學術歷程及其學術史經驗,考察數十年來近代戲曲與文學及相關學術領域研究進展的主要成績,同時參考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史及相關學術領域的通常作法和成熟經驗,還是可以對近代傳奇雜劇的價值和意義進行一些基本的估價、取得一些基本的認識,并希望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加細緻、深入、扎實、有創新意義的研究,取得更加豐碩的學術成果,繼續將這一領域的研究推向前進。

按照目前對近代傳奇雜劇及相關文獻的基本認識和理解,參考對於戲曲文獻、文學文獻的一般認識和把握方式,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和認識近代傳奇雜劇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文獻學史價值。近代傳奇雜劇文獻的豐富程度、文本形態的多樣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的主觀估計和想象。近代傳奇雜劇中有稿本、鈔本、石印本、鉛印本等版本形態,也有大量的報紙、期刊發表或連載本。如此豐富多樣的版本形態,是此前的戲曲史上不曾出現過的,後來的戲曲史上也不可能再出現。從版本價值來看,有的是孤本、珍稀版本,也有一些難得一見的私藏版本,還有一些存於海外的版本。如此豐富的文獻資源和版本形態,必然呈現和揭示大量以往未知的戲曲史實和文學史實,大大豐富對於近代戲曲基本文獻、史實的認識,而且其中有一些是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劇作。近代傳奇雜劇可以爲中國戲曲史、文學史及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大量以往未知的新文獻,可以揭示衆多以往未知的戲曲史、文學史史實,可以爲中國戲曲史、文學史研究的深化與細化、創新與發展提供充分的新文獻和新史實,奠定更加充分、準確、可靠的文獻史實基礎,也爲相關學術領域提供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的戲曲文獻及相關文獻,以益於這些學術領域的研究進展。

第二,戲曲史和劇種史價值。近代的傳奇雜劇是作爲中國戲曲典範文本形式的傳奇雜劇長期變革演進歷程中最後一個階段,反映了中國傳統戲曲在迅速而激烈的時代變革中、强烈的文化衝突中的艱難選擇與艱難處境、最後歷程和最後命運。假如要追究傳奇雜劇總體歷程和最後命運,近代時期是不可繞過而且是無法回避的一個關鍵性階段。近代傳奇雜劇對於中國傳統戲曲史的總結性、終結性意義,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顯現,中國傳統戲曲的歷史經驗及教訓,由此可以得到真切的認識。這也是考察和認識近代傳奇雜劇的戲曲史意義的一個具有啓發性的重要角度。從劇種史的角度來看,近代傳奇雜劇反映了傳奇雜劇這一傳統戲曲形式的多種變革和最後命運,具有獨特的劇種史意義。或者反過來説,假如不關注近代時期的傳奇雜劇,就無法認識和瞭解源遠流長的傳奇雜劇作爲一個戲曲劇種的最後經歷和歷史經驗。另一方面,在空前複雜的戲曲和文學的内部變革與多種思想文化因素的外部影響下,作爲戲曲劇種的傳奇和雜劇最後終結及其歷史經驗,對於中國近代戲劇史的總體面貌與基本格局的形成與變革,也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到了近代,中國戲劇的基本面貌、總體格局、内部結構、相互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形成了以傳奇雜劇、京劇與其他地方戲曲、早期話劇爲主體構成的“三足鼎立”式的基本面貌和戲劇格局。這種面貌和格局是近代時期所獨有的,此前的中國古代戲曲史上不曾出現過這樣的格局,此後的中國現代戲劇史上也不再可能出現這樣的格局。可見近代傳奇雜劇的戲曲史、劇種史意義不僅獨特而重要,而且無可替代也無可回避,而應當得到合理的認識和公正的評價。

第三,文學史和文體史價值。近代時期作爲傳奇雜劇長期生存發展、變革轉换歷程的最後一個階段,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戲曲劇本及相關文獻,反映了傳統戲曲多方面的思想與藝術變革,呈現了空前豐富的戲曲文體形態,爲從文學史、文體史角度仔細考察、深入研究、合理評價近代傳奇雜劇的意義和價值,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基礎和更多的學術可能。一些相當流行的説法是衆人皆知的,就是到了近代,傳奇雜劇愈來愈遠地離開了舞臺,既不能在舞臺上演出,也不遵守曲律,更不能演唱,而是日益充分地走上了案頭、走上了報刊發表或書局出版,成爲一種與詩詞、文章、小説、説唱相似、相對應的文學形式或文本形式,也就是成了一種没有生命力、没有表演價值的僵死的戲曲形式。其實,其中的一些認識和説法大多來自主觀想象、無據猜測,出自對於自己不瞭解的戲曲現象和文學現象的偏見,也是出自對自己缺乏認識和研究的學術領域的不負責任的指責和貶低,既不符合對包括傳奇雜劇在内的戲曲這種文學藝術形式進行思想藝術評價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一般戲曲史、文學史認識、分析、評價的基本範式;既没有多少文獻史實根據和理論根據,也是不符合近代傳奇雜劇的總體情况。因而這些論調和認識就不可能是準確的、恰當的,當然也不可能是可靠的、具有參考價值的,不可能是具有戲曲史和文學史意義的。近代傳奇雜劇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需要在掌握和運用充分的文獻史實、重要創作現象的基礎上,關注中國文學史的古今演變尤其是戲曲文體的古今變革,然後纔可能做出有充分根據、有學術價值的討論和認識。從文體史的角度來看,到了近代時期,傳奇文體和雜劇文體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生存、變遷與演化之後,已經到了最複雜也最豐富的階段。近代傳奇雜劇進行的種種嘗試、發生的種種變化、出現的種種現象、産生的種種經驗教訓等等,都經常是複雜豐富、出人意料的。近代的傳奇雜劇,一方面延續以往傳奇雜劇的創作習慣和文體方法,繼續保持着與傳統詩詞、散文駢文、民間説唱密切相關的多樣性、綜合性文體特點;另一方面,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是近代傳奇雜劇在文體上出現了多種變化,運用了多種以往不經見或者没有出現過的具有近代色彩和時代特點的做法,出現了多種具有嘗試性與變革性、探索性和創新性的意料不到的現象,形成了相當獨特的戲曲文體形態,提供了空前豐富多彩的戲曲文體事實,對於準確清晰地認識中國傳統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的文體演變與文體形態,具有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文體價值。比如,到了近代時期,傳奇與雜劇的文體差异、分别與交會、融合,以曲牌聯套體爲主的傳奇雜劇體式與以詩贊系爲主的花部戲曲體式的區别和聯繫,傳奇雜劇文體與早期話劇文體的不同與混合,還有傳奇雜劇文體與外國戲劇、文學産生的聯繫、受到的影響和進行的借鑒,乃至傳奇雜劇文體習慣與民間説唱文體形態之間的區别和關聯,乃至不同戲曲劇種、不同戲劇形態的其他因素如劇場與舞臺、發表與出版、傳播與接受、影響等因素對於傳奇雜劇的文體影響與滲透,都在近代傳奇雜劇中得到了直接而真切的反映,留下了獨特而珍貴的文體史信息。其中許多戲曲創作現象和文體演變現象,恰恰是我們没有關注到、没有充分認識甚至是并不瞭解、尚未進入學術研究視野的。近代傳奇雜劇的多方面文學史價值和文體史價值,由此已可見一斑。

第四,文學理論批評史價值。從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尤其是戲曲理論批評史的角度來看,近代傳奇雜劇及相關文獻也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價值。由於中國戲曲理論批評觀念與著述方式的獨特性、後發性,加之與詩詞、文章、小説等理論批評相比,戲曲理論批評文獻相對更加零散、駁雜,更缺乏清晰完整的系統性,因而戲曲理論批評文獻就顯得更加難得。一些近代傳奇雜劇劇作中,往往包含著作者關於戲曲觀念、題材來源、本事人物、創作方法、創作意圖、刊行傳播、影響反應等多方面的戲曲理論批評信息,這些文獻信息儘管零散,但往往是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之口進行有意識的表達和傳播,可以相當直接充分地反映作者的戲曲理論批評觀念,因而具有獨特的戲曲理論批評史價值,極爲珍貴,極可注意,應當引起足够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與近代傳奇雜劇劇本伴生并通常一同刊行、傳播的大量戲曲序跋、凡例、題詞、識語、評點、廣告等相關文獻,即一般所謂“副文本”文獻,具有文學理論批評尤其是戲曲理論批評、鑒賞、接受、傳播等方面的價值,其中的許多文獻資料是未爲人知的,可以豐富和深化戲曲理論與批評的研究,從這一角度深化和細化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的理論批評、鑒賞評論,對近代傳奇雜劇作家作品研究形成具有理論批評意義的有效補充,從理論批評這一側面認識和評價重要作家作品、戲曲創作、傳播接受等方面的重要現象,以利於形成對中國戲曲史、文學史更加準確深入、清晰合理的認識。而且,這種從傳統戲曲創作與理論批評中承傳下來的著述方式和理論批評方式,可以與近代以來興起并逐漸流行的以專題論文、專門著作等爲代表的具有現代形態和意義的戲曲理論批評觀念、方式、話語、著述形式參照,有助於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國戲劇理論批評從傳統理論批評形態到現代理論批評形態的歷史轉换及其豐富的戲曲史、文學理論批評史意義。

第五,政治史和社會史價值。鄭振鐸在評價近代戲曲時所説“皆慷慨激昂,血淚交流,爲民族文學之偉著,亦政治劇曲之豐碑”,從一個重要角度揭示了近代傳奇雜劇的政治史、社會史價值,但遠非對於近代傳奇雜劇題材内容與思想價值的全面概括。近代傳奇劇的題材和内容非常豐富,涉及古今中外多個方面,反映諸多真實政治事件,呈現衆多社會現象,表現多位政治人物及各界重要人物的行事作爲,反映重要社會問題與社會變革,涉及近代中國社會風俗的諸多方面,這是中國戲曲題材選擇和思想内容上發生的一次具有深刻意義、深遠影響的歷史性變革。有的劇作家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與見聞進行具有自覺紀實特性的書寫,有的劇作家根據相關史料筆記的記載進行具有文獻根據的歷史性描述,有的劇作家根據當時真人真事、報刊報道、輿論所向主動地進行及時的實録性表現,還有的劇作家通過各種管道關注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局勢、社會變革、文化變遷、興亡隆替,在空前廣闊的世界思想文化視野下展現了中國戲曲題材内容的時代性拓展與歷史性變革。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從鴉片戰争、太平天國、甲午戰争、戊戌變法、庚子事變、辛亥革命,到民國肇建、五四運動、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其間的許多重大事件、代表人物、重要現象、政壇風波、思想學説、理論主張等等,在近代傳奇雜劇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現和反映,留下了珍貴而豐富的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畫卷。近代傳奇雜劇作家以如此自覺、清晰、明確的强烈現實性和紀實性相結合的戲曲觀念與戲曲作風,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文獻,一些戲曲作品具有自覺而明確的“史劇”作風,可以説是戲劇化的中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社會史,有的方面可以彌補有關史著的不足,或可以糾正其他載記的偏頗與舛誤,或可以豐富具有史實價值的歷史細節,提供有價值的史料和綫索。因此可以説,近代傳奇雜劇具有以戲寫史、以史入戲、以戲傳史、以史傳戲的自覺意識和創作作風,具有“以曲證史”“曲史互證”的獨特價值。

第六,新聞史、報刊史和出版史價值。近代傳奇雜劇的創作方式、刊行方式、傳播方式空前複雜多樣,既有傳統的木刻本,也有近代新出現的石印本、鉛印本,還有稿本、鈔本等形態。從傳播角度來看,除了以往具有的通過手鈔、刊刻等途徑以外,還增加了具有明顯近代色彩的報刊發表、書局或出版社出版,而且逐漸成爲最重要、最具有近代性質的發表或出版方式。大量的近代傳奇雜劇通過各種途徑發表、出版和傳播,反映了在西方科學技術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啓發下,中國近代戲曲及其他文學樣式發表、出版和傳播、接受方式的近代變革,展現了近代時期戲曲創作與傳播途徑、傳播方式之間形成的新型關係。這種具有時代性、革命性的變革,也從一個特定角度提供了豐富的近代新聞史、報刊史、出版史史實,反映了近代新聞、報刊、出版逐漸興盛并得到繁榮發展的基本趨勢,留下了豐富多樣的新聞、報刊和出版史實,可以爲中國近代新聞史、報刊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文獻史實及相關文獻資料。從近代傳奇雜劇創作與近代新聞史、報刊史和出版史的關係來看,也可以説,二者之間這種相互支撑、相互影響、相互成就的關係,也是中國近代新聞史、報刊史和出版史上别具一格的新材料和新史實,當然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

第七,語言學史價值。近代傳奇雜劇中保留了豐富的近代漢語及其變革的語言史信息,并且由於戲曲文體的特殊性與綜合性特點,舉凡書面語和口語、詩詞與歌賦、散體與駢儷、散文與韵文、文言與白話、官話與方言、雅言和俗語、漢語和外來語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近代傳奇雜劇中得到了相當充分的展現,從戲曲語言形態及其變革的角度真實地反映了近代書面語言的形態與變化,尤其是逐漸走向通俗化、口語化、白話化的進程,其中出現的爲數不少的英語、法語、日本語等外來語彙及表達方式,運用的吴語、粵語等不同方言語彙及表現方式,反映了近代以來漢語書面語及口語的變遷,具有獨特的語言史價值。可以説,由於戲曲語言所具有的生動性、豐富性、綜合性特點,加之近代這一特殊時期對於漢語變革演進的特殊價值和時代意義,使得近代傳奇雜劇語言的豐富多樣、變革趨勢、語言資源和遺産價值,遠非同時期的詩詞、文章、小説及其他單一性文體所能比擬,其獨特而重要的語言史價值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第八,中外文學與文化交流史價值。傳奇雜劇儘管是中國傳統的戲曲樣式,但由於近代中外衝突、古今嬗變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劇作家空前廣闊的思想文化空間、多元的文化資源,近代的傳奇雜劇有時候主動自覺地、有時候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國思想文化的影響。這在戲曲創作觀念、戲曲題材選擇、思想主題表現、藝術技巧運用、戲曲語言形態、傳播發表途徑等方面都留下了外國文化影響啓發的痕迹,而且愈是到後來,這種外來文化啓發、影響的痕迹就愈是明顯而充分。一些戲曲作品對於外國社會、政治、思想、歷史、現實、人物、事件等衆多方面情况的密切關注和著意表現,反映了傳奇雜劇作家對於外國文化的自覺關注和着意表現,也反映了他們對中外文化關係的關注和認識,自覺向外國的文明、科技、富强、進步學習,以外國的歷史經驗及教訓爲警示,以外國的興衰成敗爲借鑒,主動學習和借鑒外國戲劇的成熟經驗與表現技巧,運用來自不同語種的外來詞語及表達方式,留下了有價值的關於中外戲劇、文學與文化聯繫、比較、交流、互鑒的珍貴資料,對於從多側面、多角度認識和評價近代以來日益充分、持續深入的中外文學與文化交流及其歷史經驗,對於豐富和充實近代以來中外文學與文化接觸與交流的文獻和史實,呈現近代以來中外文學與文化接觸交流中的若干有價值、有意義的歷史細節,也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當然,近代傳奇雜劇的意義和價值,并不僅僅限於上述所説的這些方面,還可能包含着更加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當然也可以從更加豐富多樣的角度認識近代傳奇雜劇的意義和價值。以上所述,衹不過是想以舉例的方式,進行一個一般性的估價,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對於近代傳奇雜劇的基本評價,目的在於方便廣大讀者對近代傳奇雜劇有一個基本的概括性印象或認識,方便廣大讀者瞭解本書的編輯意圖和多方面思想文化價值。由於目前對於近代傳奇雜劇還缺少足够深入細緻的發掘、整理和研究,上述所論也衹能是一般的介紹性估價和評論而已,一定存在着不够準確深入、不够具體充分之處。更加深入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還有待於在盡可能豐富完備的文獻資料、細緻準確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廣闊的戲劇史和文學視野的基礎上,更加具有戲曲史、文學史意義、更有文獻學史、學術史意義的展開。

三、關於本書的編輯及相關問題

衆所周知,《古本戲曲叢刊》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項戲曲文獻整理工程,在經歷了近七十年的持續努力之後,已經圓滿結束。《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收録的戲曲作品截止於清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年間。這是中國傳統戲曲最後階段的開始,但遠不是其完全結束并退出戲曲史、文學史視野的時候。其後的清末至民國時期即一般所謂近代時期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大量傳奇雜劇作品,基本上没有進入《古本戲曲叢刊》的編選範圍。從《古本戲曲叢刊》這一戲曲文獻工程的設計安排、編輯實施的角度來看,雖然這樣的處理自有其理由與合理性,但從中國戲曲文獻的系統整理、全面呈現、保護利用的角度來看,或者從戲曲文獻角度支撑和助力中國戲曲史、文學史研究深化進展的角度來看,則不能不説這是一個明顯的局限,也是令許多戲曲史、文學史研究者頗覺遺憾之事。

有鑒於中國戲曲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近代傳奇雜劇文獻遠不完備、遠不系統的實際情况,爲彌補中國戲曲文獻整理中這一長期存在的空缺和遺憾,本書將接續《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近代傳奇雜劇文獻綫索及相關戲曲史實,儘可能彙集可以得見的近代傳奇雜劇作品及相關文獻史料,進行編輯影印,力圖比較準確全面地呈現近代傳奇雜劇的基本面貌,以期彌補長期以來對近代傳奇雜劇瞭解甚少、語焉不詳、許多作品難得一見,甚至不爲人所知的不正常、不合理狀况,爲中國戲曲史與文學史尤其是近代戲曲與文學研究提供儘可能完備的文獻資料,爲相關領域的研究奠定必要的文獻史實基礎。

本書以《近代戲曲叢刊》命名,就是想表達接續已經完成并全部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刊》之意。既是表達對《古本戲曲叢刊》這一持續了幾代人的宏大戲曲文獻工程的禮贊和致敬,也是爲了表達筆者對該書未竟之業、未及之事的着意接續,主要是對近代戲曲尤其是傳奇雜劇基本文獻的發掘整理、重要史實的揭示呈現,爲學術界提供儘可能可靠全面的近代傳奇雜劇文獻資料。儘管《近代戲曲叢刊》的價值意義等諸多方面恐很難與《古本戲曲叢刊》相提并論,但作爲一種文獻整理、學術努力和學術追求,還是有其獨特價值和學術意義的。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所表達的大概也是這樣一種情感和心境。

爲便於相關領域的專業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瞭解本書的編寫意圖、有關情况,爲方便專業研究人員和廣大讀者利用本書進行近代戲曲及相關領域的研究或進行一般性的閲讀與瞭解,也爲了便於社會公衆更多地關注近代戲曲文獻與戲曲史以及其他戲曲史、文學史現象,現將本書編輯處理的有關情况、主要意圖和基本原則説明如下。

關於收録劇作的時間範圍:根據學界對於“近代”的一般性認識和處理,結合中國戲曲史、文學史尤其是近代戲曲文獻與戲曲史的具體情况,對收録劇作的範圍進行合理有效的確定,并按此原則收録有關傳奇雜劇作品及相關文獻資料。關於“近代”的時間範圍與起止年限,一直以來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和處理。本書參考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史研究界的一般看法,結合近代戲曲文獻與史實、主要形態與歷史變遷及其最後命運,本着儘可能準確完整、可靠全面地提供有價值的戲曲文獻資料的原則,本着儘可能完整準確地反映最後階段的傳奇雜劇的文獻狀况、思想藝術成就、文化處境和命運,以利於深入總結戲曲史、文學史經驗教訓的基本想法,本書將“近代”的時間確定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將近一百一十年之間,因此本書所收録的劇作,當創作於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範圍之内。

關於收録劇作的内容範圍:根據本書收録劇作的時間範圍,并根據已經出版的相關戲曲文獻集、相關領域的研究情况,按照儘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新的戲曲文獻資料,且不與相關戲曲文獻集重複的原則進行處理。本書以收録以往不經見的近代時期的傳奇雜劇、爲學界提供儘可能豐富完備的近代戲曲文獻爲目標,减少或避免與已經出版的同類或相似的戲曲文獻集産生重複或交叉現象。具體來説,鑒於《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收録劇作的時間下限截至清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年間,其中已收録的部分劇作當屬本書所謂“近代”範圍之内,但爲了避免重複,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凡《古本戲曲叢刊》第十集及其他各集已收録的劇作,本書不再收録。

關於劇名的處理:爲保持文獻原貌、提供可靠文獻資料,本書收録的傳奇雜劇作品一律按照所收録版本的名稱進行著録。一些近代傳奇雜劇由於版本較多、時局限制、商業利益等原因,經常有异稱、别稱、簡稱等情况,本書對此不做更多説明或主觀處理,以免增加不必要信息或引起不必要争議。關於傳奇與雜劇的分别及其與其他戲曲文體的關係,到了近代時期,由於傳奇和雜劇各自的文體形態、彼此之間的文體關係都出現了空前複雜、難以厘清的情况,因此不同研究者對於某些劇作究竟應當是屬於“傳奇”還是“雜劇”,或者二者之間的文體差异、區别標準等問題,均存在不同認識和處理方式。本書編者認爲,到了近代時期,由於戲曲創作觀念與創作實踐、戲曲創作者和發表出版者、戲曲傳播媒介和接受者及接受途徑與方式、戲劇史内部與外部諸多方面發生的深刻變化、出現的多種轉换,假如仍然像以往一樣,試圖從作品名稱、創作觀念、篇幅長短、齣數多少、南曲北曲、曲牌曲律、角色行當、演唱人數等方面對“傳奇”或“雜劇”進行切實有效的區分,那必將是徒勞無效的,或者是勞而無功、不可能真正解决問題的。也就是説,到了近代時期,無論是按照什麽標準或什麽原則,想要把空前複雜多樣、經常出人意料的各種“傳奇”或“雜劇”區分清楚、處理妥當且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可靠性和準確性,都很可能是徒勞的,也是没有什麽學術價值和意義的。在這種情况下,實無必要在此問題上再强生分辨,進行過多的無必要且無意義的主觀堅持,而根據作品的原貌、尊重作者的原意進行基本判斷和相關研究,可能是最可靠、最妥當也最可行的辦法。因此,本書對於“傳奇”或“雜劇”的認定或處理,堅持回到劇作本身、回歸原始文獻樣貌本身的原則,尊重作者本人的創作觀念、原有標識,而確定某部作品究竟應當是屬於“傳奇”還是屬於“雜劇”,并按照原作的名稱進行準確呈現,而不自作主張地進行主觀性、附加性且無甚意義的强行區分。

關於作者姓名的處理:由於劇作家身份經歷、創作觀念與方法、創作情境與心態、創作意圖和目的、發表或出版途徑、傳播與接受方式等諸多方面的複雜多變,近代傳奇雜劇的作者署名出現了空前複雜、多樣變化、撲朔迷離的局面,筆名、别號、化名、假托名字的頻繁出現,就是一種相當突出且難以處理的創作現象。加之近代戲曲與文學的研究尤其是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尚欠深入細緻、準確全面,相當一部分近代傳奇雜劇作者的真實姓名目前并不知曉,甚至有的連原劇作所署姓名都知之甚少。在這種情况下,一些近代傳奇雜劇的作者署名就成了本書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本書的處理辦法是根據不同情况,以準確性、有效性、可靠性爲前提,以有利於文獻保護傳承和學術研究爲中心,進行妥善處理。具體來説,對於可以確定作者真實姓名的劇作,標注作者姓名并據此編排,以反映相關研究的成果,并利於後續進行更深入研究;對於使用筆名、别號、化名或未署名的劇作,則按照劇作刊行時署名或姓名闕如等情况處理,以存後續考辨研究的綫索。

關於收録劇作的版本選擇及來源:本書儘可能選擇比較優良的版本予以收録。具體來説,又根據不同情况進行妥善的處理:對於有多種版本的劇作,一般選擇發表或出版時間較早的版本,或者選擇雖然發表或出版時間較晚、但比較齊全完善的版本;對於版本比較單一或尚未發現、尚不掌握多種版本的劇作,則衹能選擇所見的版本;對於發表或出版時即明顯未完、未見後續完整發表或出版的劇作,或者目前衹掌握部分片段、并不齊全的劇作,衹好就目前所見部分予以收録,雖未免遺憾,但仍可謂聊勝於無,以爲後續搜求發掘留下綫索。

關於相關文獻的處理:與傳奇雜劇劇本一同發表或出版、密切相關的序跋、題詞、凡例、評語、識語及其他相關文獻,從劇作創作和刊行的意義上説,這些相關文獻或所謂“副文本”,原本就是這些劇作的組成部分,不宜分離或割捨。這些與劇作一同發表或出版的相關文獻,原本就是中國傳統戲曲創作與評價、傳播與接受、發表或出版的一種習慣,也是一種具有戲曲史、文學史、出版史甚至文化史意義的創作現象和文化現象。因此,本着彙集文獻、真實反映、完整呈現、留存綫索、以利研究的原則,對於與劇作一同流傳、刊行的相關文獻,均予以完整收録并按原次序進行排列,以反映原劇作的原初形態,存劇作及相關文獻之真,爲近代戲曲與文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保留和提供儘可能準確可靠、完整全面的文獻資料。

關於未盡事宜及其他:近代傳奇雜劇數量龐大,流傳不易,收藏分散,研究基礎薄弱,一些珍稀文獻的調查、發掘、考辨等殊爲不易,而獲取、影印和呈現則更加艱難。儘管已經盡到最大努力,但定有遺珠之憾,追求全面也衹能是一種遠大的希望和美好的願景。但現實畢竟是現實,真實的情况、具體的條件總是必須面對。因此,對於目前衹掌握劇作名稱或其他文獻綫索、但由於種種原因力所未逮、尚未得見的劇作,還有部分未知存佚情况的劇作,限於條件,衹能不得已而留有遺珠之憾,希望日後能够有機會進行補充完善,使近代傳奇雜劇的文獻資料繼續得到豐富和完善。此外還需要説明,由於目前掌握近代傳奇雜劇及相關文獻綫索尚不够全面細緻,對於相關問題的考察和認識也還不够準確深入,仍然存在若干學術盲區或失當、舛誤之處,可能還有一些近代傳奇雜劇尚未被知曉或發現,這種不得已的情况也衹得留待來日進行補充和完善了。

關於本書所收劇作的排序:總體上遵循以劇作家創作活動及其作品出版或發表的時間先後爲序進行排列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也根據具體情况適當進行調整和變通處理。具體來説,對於作者和刊行時間比較確定的劇作,按照劇作家生卒年代、作品創作、發表或出版時序先後排列,以反映近代傳奇雜劇創作、發表與出版的時間性綫索;對於同一位劇作家的不同劇作,也大致按照創作或刊行先後排列,以反映其創作活動、劇作出版或發表的先後關係。對於作者及其他情况不詳、刊行時間不詳的劇作,則根據作者的大致活動年代、劇作出版或發表的大致時間進行排列,以存繼續深入考辨研究的文獻綫索。對於稿本、鈔本劇作,由於此類作品從未發表或出版過,則衹能根據作者活動年代、作品創作的時間或大致時期,在根據時間先後這一總原則下進行儘可能妥善的編排,目的也是存劇作家及其創作活動的時間綫索,以利於後續對於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考證辨析。

總之,希望通過本書的編輯和出版,能够接續《古本戲曲叢刊》未竟之業、未及部分,彙集近代時期的傳奇雜劇文獻,呈現作爲中國傳統戲曲典範形態的傳奇雜劇的最後面貌和最後歷程,能够比較準確全面地反映近代傳奇雜劇的基本文獻狀况和思想藝術價值,爲學界提供一部儘可能全面可靠的近代傳奇雜劇作品總集,爲作爲傳統戲曲典範形式、具有輝煌發展歷程、具有經典性、恒久性思想藝術價值并曾經對中國戲曲史、文學史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傳奇和雜劇畫上一個值得紀念和關注的句號。希望本書的編輯出版,能够有利於長期處於滯後狀態、許多研究者及其研究著作均語焉不詳,或所論所述多存偏差、舛誤的近代時期這段極爲特殊的戲曲史、文學史歷程的研究進展,爲近代戲曲史和文學史的文獻積纍與建設、研究進展提供儘可能全面可靠的文獻資料、打下應有的文獻基礎,進而推動中國戲曲史、文學史及相關領域的文獻建設和研究進展。至於這一目的能够達到或者是否可以達到,或者達到了幾分,就不是本書的編輯者、出版者所能判斷的,衹能恭候中國戲曲史、文學史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和廣大讀者予以評判了。

左鵬軍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本文为《近代戏曲丛刊》(全三十四册)前言,作者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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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程鲁洁 编辑 | 王自晨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