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欧阳国亮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匪贼专用语》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日本军事教官在调查搜集当时东北地区抗日力量所用各类暗语的基础上编撰的一本“剿匪”工具书，主要用于军事情报鉴别。该书由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发行，收录了近200条“匪贼专用语”，分为“普通用语”和“军事用语”两大部分，每条“匪贼专用语”都用日语和汉语分别进行释义，并用日语五十音和威妥玛拼音标音。该书收录的词语丰富，释义准确，用字考究，标音严谨，军事色彩颇为浓厚。其与同期编写的《匪贼马贼事情》，形成了“剿匪”系列工具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日本扶持伪满“剿匪”策略乃至日本侵华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
关键词日本侵华 伪满洲国 “剿匪” 《匪贼专用语》 殖民统治
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后，为了协助伪满政权对抗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制定了一套“剿匪”战术，并围绕这一战术编写了大量资料作为工具书或教科书使用，《匪贼专用语》就是其中之一。
从历史角度看，近代日本编撰的各类与中国方言或民间用语有关的资料非常多，几乎清一色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如明治时期编写的关于中国东北方言的《通俗满洲会话》，其中涉及的主要是沈阳、大连一带的方言，为后来的甲午战争提供了参考资料。日据台湾初期，日本编写了基于闽南方言的《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等资料，其殖民统治色彩浓郁。1938年侵占河南的日军寺内部队编写了《军用河南语会话》，对河南方言常用的词语、句子进行罗列和注音，便于日军学习掌握。
笔者所见的这本《匪贼专用语》，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封底盖有“中川正良”名章，扉页盖有一枚内容模糊的藏书章，首字和尾字无法辨认，其余内容为“╳倭奴国研究委员会藏书╳”。经查证得知“倭奴国”是古代日本的称谓，这枚印章应该是早前研究日本的一个委员会的藏书章。由此可以推断，笔者所见的这本书最初应该是“中川正良”所有，后来被该研究委员会所收藏。据笔者检索，目前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尚未有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和研究，其是何时编撰发行的，是在什么背景下编撰的，性质和特色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一、版本、发行时间及背景
《匪贼专用语》一书一共20余页，仅万余字，封面印有书名“匪贼专用语”和发行者“军事调查部”字样，扉页该书全名“满洲各地方通用匪贼专用语”，可见这是一本关于伪满境内通用的“匪贼专用语”的书。该书封底用日语简短介绍了编写情况：“本书由中央陆军训练处军事教官广间中佐调查搜集满洲各地匪贼通用的专用语汇集而成，主要用于谍报鉴别和勤务工作需要，特由军事调查部编纂成册并颁布发行”。这段简短的文字交代了这本小册子的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匪贼专用语”是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日本军事教官广间中佐调查搜集的，他是这本书的实际作者。第二，该书的发行者是军事调查部，该部系伪满八大部之一的“军政部”于1935年6月增设的机构，由“军政部”大臣、次长直辖，王之佑任部长，田岛中佐担任主任顾问，其核心工作是军事调查、军心调查和军事宣传。
《匪贼专用语》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单行本，单独印刷装订成册，笔者所见的版本即是如此；另一个是附录版本，系《铁心》杂志的附录，该杂志是伪满军政部下辖的军事调查部第三科主办的刊物，主要宣传“日满亲善”“中日亲善”思想并收集战斗和训练的资料，每月出刊一期，发行对象主要是连以上的军官。《匪贼专用语》曾刊载在《铁心》六月号上，现存的这份资料在其页眉处标有“铁心六月号附录”字样，由于没有标明年份，因此无法判断其附录于哪一年的《铁心》六月号上。从以上情况可以推断《匪贼专用语》的发行量是较大的，尤其是附录于《铁心》杂志上，其覆盖面应该是较为广泛，尤其是伪满军中连以上军官。
关于《匪贼专用语》的编写时间，书中并没有标明，不过可以从书中提到的机构的设置时间和变迁推断出该书编写的大致时段。
一方面，书中介绍这本书是在“中央陆军训练处”军事教官广间中佐调查收集“匪贼专用语”的基础上编纂的，“中央陆军训练处”为伪满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1933年在沈阳成立，1940年更名为“满洲国中央陆军训练学校”，1943年迁长春并更名为“满洲国陆军高等军事学校”。书中使用“中央陆军训练处”这一名称而非后两者，据此可以推断该书编写时间为1933—1940年之间。另一方面，该书封面上标注的编纂发行者“军事调查部”（正文中也作“军政部军事调查部”），这一信息可以将上述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军事调查部”是“军政部”于1935年6月设置的直属机构，《匪贼专用语》一书标明了“军事调查部”这一机构，说明该书是1935年6月以后编写发行的，这是其时间上限。至于伪满“军政部”，其于1937年7月与伪满“民政部”合并为“治安部”，1943年又更名为“军事部”。根据《匪贼专用语》使用“军政部”这个称谓，说明其编写发行的时间下限为1937年7月，因为此后伪满已没有“军政部”这一机构。
综上两点可以判断《匪贼专用语》应当编写于1935年6月—1937年7月之间。这一时段恰好处于日本为伪满制定“剿匪”计划的时期，当时发布了《满洲国治安肃正大纲》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显然《匪贼专用语》就是日伪“剿匪”计划的产物。
日本军事教官之所以编写这本书，直接动因就是破译“匪贼”所用的“黑话”，进而获取有价值的情报，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满足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需要。
根据伪满军事部参谋司长佟衡的供述，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1933年在沈阳成立后，主要以培训现职团长以上伪满洲国军高级军官为主，日常除了讲授一般军事战术外，还讲授由日本军事教官编制的“剿匪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针对东北地区的抗日人士和东北抗联而精心编制的，特别是对东北抗联的游击战术和“拉洼”战法有深入的剖析。“剿匪战术”需要配套的教材，所以1933年至1935年间，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就组织日本军事教官编写该书。根据前文推断之《匪贼专用语》成书及发行时间可见，该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此外，《匪贼专用语》的作者日本军事教官广间中佐还编写了另一本教材《匪贼马贼事情》（该书标明发行时间为1934年）。这两本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匪贼专用语》侧重于介绍“匪贼”使用的“隐语黑话”，而《匪贼马贼事情》侧重于介绍“匪贼马贼”的组织体系、军事分布、行动规律等。尽管两本书的内容不同，但其编写的根本意图是一致的，即服务于日伪的“剿匪战术”。
从另一方面看，自明治时期起，日本就秉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方略，对中国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调查，这种调查起初是以私人旅行名义进行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官方有组织的行为。如1875—1876年，具有日本军方背景的“旅行者”曾根俊虎在其撰写的《北中国纪行》中，就概述了中国东北民间用语，指出“民间通用汉字和北京话，但与北京话略异，会满语者寥寥无几”“民间各行业亦有诸多切口（切口即暗语、黑话）”。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编写的这类关于中国语言、各行各业用语的学习参考资料（主要是汉语教科书），对赢得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这些示范效应的现实参照和启发下，使得侵华日军更加意识到对当地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匪贼专用语》的编撰发行，显然是近代以来日本惯用手法的延续。
二、日伪语境下“匪贼”和“专用语”所指
《匪贼专用语》中的“匪贼”究竟指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东北的土匪，而一些资料也确实将伪满地区的“匪贼”与东北地区的土匪等同，这是一种认知错误，是对“匪贼”字面上的狭隘理解。其实在日本和伪满的语境中，“匪贼”和“专用语”都有特定的所指。
关于“匪贼”的所指，尽管清末至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匪患颇盛，但作为日本和伪满语境下的“匪贼”二字并非单指土匪，而是泛指伪满境内一切抗日力量，尤其是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伪满时期）镇压中国人最残酷的还是日本军队，为了反抗日本的占领和压迫，东三省掀起了反满抗日的运动，日本方面则一律视其为‘匪贼’，并为‘讨匪’调兵遣将”。确切地说，日本和伪满所指的“匪贼”包括三类：一是早年因为穷困而躲进山林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土匪，这类人无政治背景，思想单纯，从清末开始便影响当地治安。伪满时期，他们中的部分人在当地抗日组织的感化下走上了抗日道路，组建了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对此日本和伪满颇为痛恨，将他们称为“匪寇”；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东北抗联，这支武装组织性和思想性较强，日军和伪满颇为忌惮，日本于1937—1938年编写的《满支共产匪军的活动》一书将其蔑称为“共匪”；三是有国民政府背景的抗日力量，主要由原东北军旧部和南京国民政府蓝衣社及其他政府组织支持的力量组成，由于有官方背景，日伪蔑称其为“政匪”。
日本和伪满的官方文件中都将抗日力量蔑称为“匪”或“贼”。如1934年《匪贼专用语》的编撰者广间中佐编写的另一本书《匪贼马贼事情》，将“匪贼”和“马贼”区别介绍，“匪贼”主要指东北地区的东北抗联将士及抗日游击武装，“马贼”主要指东北地区以马占山为代表的具有国民政府背景的抗日武装。受此影响，1936年日本关东军为伪满制定的《满洲国治安肃正大纲》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就把东北抗联和民间抗日武装称为“匪徒”“匪兵”，将马占山的部队称为“马贼”“马匪”，并多用“匪贼”统称之。
当时日本各大媒体也大量充斥着这类蔑称，如1931年11月，东北抗日去装袭击了新民屯的日本工厂，《东京每日新闻》报道标题为“马贼袭击日本人工厂”。1931年12月 ，《东京朝日新闻》报道日军与马占山部队作战的新闻，标题为“独立守备队雪中讨伐马贼”。1932年1月，东北抗日义勇军袭击了辽阳一带日本驻军，《东京每日新闻》报道称“扫荡海城辽阳匪徒致使我军七人负伤”。
由此可见，日伪所说的“匪贼”绝非单指土匪，更多的是指东北地区各种抗日武装。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匪贼专用语》所收录的词语中进一步得到印证。该书一共收录了80多条军事用语，包括军事设备、军事训练、人员组织的称谓等，一般土匪不可能使用如此专业的“黑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匪贼”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土匪，而是有组织的抗日武装。
至于“匪贼专用语”中“专用语”一词的所指，从字面上即可理解为“匪贼”专门使用的词语，语言学上将这类由特定群体内部使用的秘密用语称为隐语，也称“黑话”。隐语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尤其是古代商业领域，商人们为了保密的需要，赋予日常生活中一些词语以另外一层意思，从而让外人不知所云。如明代钱庄将黄金称为“白仔”，将小麦称为“破肚”，将海参称为“戒方”。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土匪滋生，其以打家劫舍为生，为了交流和保密的需要，土匪创造出大量隐语“黑话”供日常使用，由此“土匪黑话”为人所知晓。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类“黑话”似乎只有东北山林间的土匪才会使用，实际上这类“黑话”中很多词语民间也在使用，甚至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在进行抗日斗争时也经常借用这类“黑话”进行交流，以增强保密性。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曾用十余年时间，对数位东北抗联老兵进行访谈，还原了1932—1945年间抗联战士在开展工作时用隐语“黑话”进行交流沟通的众多史实，如将枪叫作“手腕”“胳膊”“腕子”，将森林叫作“毛”“老毛”，将日军叫作“跳子”“兔羔子”，而这些叫法多借自当地土匪的“黑话”。另据史料记载，1939年至1942年，当地道士赵春霖曾向抗日联军提供粮食弹药数十次，无一差错。当时抗联战士与赵春霖接头的暗语是：“道长，这里有山丁子吗？”赵答：“这里有山里红，没有山丁子。”“山里红”指红色抗日武装，“山丁子”指日军和伪军。这也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伪满的日本军事教官编撰《匪贼专用语》绝非单纯用来对付山间土匪，而是用来对付东北所有抗日武装，因为“专用语”并非土匪专用，东北抗日武装也都在使用，而这些人恰恰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匪贼”。
三、《匪贼专用语》的军事性质
从内容和体例看，《匪贼专用语》有词语，有释义，有注音，称得上是一本隐语“黑话”词典，但也绝非词典这么简单，因为其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这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编纂者和发行者具有军人身分。如前所述，书中的所有“专用语”都是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日本教官广间中佐调查收集的，后由伪军政部下设的军事调查部整理后编纂成书并发行。“中央陆军训练处”“日本教官”“军事调查部”这三个元素，无疑已经给该书打上了鲜明的军事烙印，该书由军方编撰这一事实毋庸置疑。
其次，该书的使用说明揭示了其军事用途。该书封底印有不足百言的日文使用说明，介绍该书的主要用途为满足勤务工作中谍报鉴别之需。所谓“谍报鉴别”，就是情报识别破译，即对搜集到的抗日武装使用隐语“黑话”交流的信息进行破译，以便从中获取情报。可见该书具有“密码本”的性质，军事用途也不言而喻。特别是该书编写者日本军事教官广间中佐还编写了另一本《匪贼马贼事情》，讲授“剿匪”之策，《匪贼专用语》也是配合这本书使用的，其军事用途更加明晰。
再次，该书内容多与军事相关。书中将“匪贼专用语”分为“普通用语”和“军事用语”两大部分，其中“军事用语”部分共收录95条（正文列出80个条目，意思相同的条目书中合并为一条并用括号将同义条目附录于后，总数实际上有95条），并根据这些条目所指内容的不同，将其分为六类：
一是军火用语。例如：腕子（枪）、胳膊（长枪）、跑梁子（自来德枪，即毛瑟枪）、手花子（八音枪，俗称八音盒）、碎咀子（机关枪）、大嗓子（大炮）、崽子（子弹）、炮飞子（炮弹）。
二是交通工具用语。例如：轮子（车）、飞轮子（飞机）、汽轮子（汽车）、连子（马）、叉头子（牛）、鬼子（驴）。
三是行军用语。例如：滑滑（出发）、滑住（停下）、向那滑（往那边走）、过道子（过河）、水搬儿（放哨）、慢线（常速行军）、快线（快跑行军）、打拐（休整）、钻毛（隐入森林）、爬风（隐藏）、叉上（骑马骑上去）、押白（白天休整）、押下（住下）、赶王八（步行）、编线（编队）。
四是身份、机构用语，例如：小兔羔子（兵）、大兔羔子（军官）、跳子（军队）、兔羔子（军队）、警察队（狗）、自卫队（包米花子）、前马卡子（尖兵）、打黑柴的（间谍）。
五是地点方位用语，例如：毛（森林）、围子（墙壁）、党（东）、列（西）、切面（北）、青幛子（高粱茂盛的地方）、得胜坑（军事掩体）。
六是其他用语，例如：粘管儿（负伤）、水来了（敌人来了）、默点（养伤）、扣（枪杀）、碰（认识）、不碰（不认识）、出局（离队）、盖子（马鞍）、开响了（仗开打了）、爬了（逃跑了）。
此外，该书装订质量高，封面用牛皮纸装订，非常耐磨，便于流通和保存，这也符合工具书的一般特点。综上，不管是这本书的编写者、发行者，或是编写的意图及内容，都带有鲜明的军事色彩，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军事工具书，其将语言工具性、功利性和侵略性发挥到了极致。
四、《匪贼专用语》的主要特色
从《匪贼专用语》的全称“满洲各地方通用匪贼专用语”可以看出，这本书收录的是当时中国东北各地“通用”的“匪贼专用语”，所谓“通用”也就是各地都普遍使用，因为东北地域广袤，不同地区及不同抗日武装之间所用的隐语往往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一部分是各地和各抗日武装所通用的。由此可以看出，日军军事教官在编撰该书时，一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去收集各地的这类用语，经比较鉴别后，挑选出通用的用语汇编成册。细研该书的内容、体例，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首先，该书条目收集较为全面，实用性强。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汇编的条目数量将近200条，尽管这看上去似乎并不可观，但了解隐语“黑话”的人一般都知道隐语“黑话”本身是无法单独充当交流工具的，它都是夹杂在正常话语中使用的。如“今天下山买几片叶子”（今天下山买几件衣服）。隐语“黑话”词语太多往往不利于内部人员掌握，创造者尽量将关键的内容用隐语表示，因此各行各业隐语“黑话”的词语量本身就不算多。以《中国江湖隐语词典》为例，该词典共收集了近代以来中国40多个行业领域的6000多条隐语，平均每个行业的隐语约150条。而《匪贼专用语》一书在90多年前就能收录近200条各地“匪贼”通用的隐语“黑话”，其词语不可谓不多。
第二，内容覆盖面广。《匪贼专用语》不但收集的词语数量多，而且内容覆盖面也很广。一方面，“军事用语”部分就覆盖了军火、行军、身份、方位、地点、交通等各个方面的用语，这在前文所列举的部分条目中已可见一斑；另一方面，“日常用语”部分覆盖面同样很广，如饮食类用语：翻张子（饼）、付儿（饭）、搬山（喝酒）、飘羊子（饺子）、啃上了（吃了）、白面（雪花子）、嗔腰子（大米饭）。衣着类用语：顶天（帽子）、插裆子（裤子）、花叶子（好衣裳）、踢土子（鞋子）。日常行为用语：堂桥（睡觉）、管着（坐着）、本蔓子（问姓名）、甩羊子（解大便）、桥乱（睡着了），等等。内容上的广度，足以让该书的学习和使用者掌握“匪贼”的日常生活和军事用语，为其鉴别各类情报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释义准确。一方面，该书对一些同义的隐语都用括号进行了罗列，如“子弹”有“崽子”“吃食”两个隐语，“醉酒”有“山串了”“山高了”两个隐语，这些表示同一内容的隐语在正文中都有专门的标注。另一方面，在隐语释义上讲求精准，而不是概而言之或囫囵吞枣，如“打黑柴的”解释为“官方所派之间谍”，言外之意还有非官方派遣的间谍；“吃溜达”解释为“附和匪人而不执务者”，即协助“匪贼”办事但不是“匪贼”圈子里的人。这样就能让学习者更加精确地了解隐语的含义，从而获取更加精准的情报信息。由此也可以看出编撰者煞费苦心。
总之，该书收录的“匪贼专用语”数量较多，内容覆盖面较广，释义准确，凸显了这本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正如编撰者所言“满足谍报之需”，这也注定了该书必然成为侵华日军和伪满军队“剿匪”的必备之书。
其次，该书体例编排严谨规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书采用竖排版，正文部分每页列有五个栏目，从上至下依次为：“日本语”“满洲语”“匪贼专用语”“通用标音”“北京音”。其中，“日本语”一栏是对所列“匪贼专用语”进行日文释义，“满洲语”一栏是对所列“匪贼专用语”进行汉语释义（伪满洲国成立后，将汉语称“满洲国语”，简称“满洲语”），“匪贼专用语”一栏列举了隐语“黑话”条目，“通用标音”一栏对所列“匪贼专用语”进行日语标音，“北京音”是对所列“匪贼专用语”进行北京话标音。从这种体例编排方式可以看出，“日本语”排在第一位，客观上显示出日本在伪满洲国高高在上的地位。
二是在“匪贼专用语”条目的编排顺序上，该书采用了义类法，即根据这些条目所代表的意思进行排序，意思相近或相关的条目编排在一起。如吃喝类词语“啃付儿（吃饭）”“抄付（吃完饭）”“嗔腰子（大米饭）”“雪花子（白面）”“海宣子（馒头）”等相邻编排。天气类词语“查棚（阴天）”“摆条（下雨）”“摆芯子（下雪）”“挑帘（日出）”等临近编排。
三是在对某条“匪贼专用语”进行释义时，不论是“日本语”栏还是“满洲语”栏，基本上都采用以词释词的方式，不做多余解释和分析，言简意赅。如“啃付儿”直接释为“吃饭”，“伏海儿”直接释为“喝水”，“胳膊”直接释为“枪”。
这种编排体例和释词方式，便于学习者快速检索查阅“匪贼专用语”。由此也可以看出该书是一本非常成熟的工具书，与此前日本人编撰的其他汉语类教科书（各类汉语字典、词典）以及后来日军编写的汉语类工具书（如1938年寺内部队编写的《军用河南语会话》）相比，该书的体例编排更加精致完善。
再次，体现出较强的语言意识。《匪贼专用语》一书，对字的使用、词的释义以及音的标注都力求严谨规范，体现出编撰者较强的语言意识。
从标音来看，每条“匪贼专用语”都采用两种拼音注音，先是用日语里的五十音来标音，然后还用威妥玛拼音标音。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中国普遍采用注音字母给汉字标音，而《匪贼专用语》采用了西方流行的威妥玛音标给书中的汉字注音。这种注音方式的选择，也客观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语言殖民策略，即“以废除汉语为宗旨的语言文字政策”，实现中国东北与汉语脱钩。
在对待儿化音问题上，该书在注音时也处理得非常准确。如“沾管儿”一词，东北方言里的“管”字有儿化，发音时韵母中的前鼻音“n”会脱落，该书将其处理为“kua-r”而不是“kuan-r”，这个注音非常准确，严格反映了“管儿”的语音事实，现代汉语方言学也是这样注音的。其他有儿化音的字都注重对儿化韵进行音变处理，确保让读音保持原汁原味，例如“饭儿”“沉条儿”“水搬儿”等，这反映出编撰者在汉语标音方面颇有研习。
在词语用字上，该书也是非常考究。《匪贼专用语》中所记录的隐语“黑话”都是在东北方言词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方言词语进行文字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方言字音有时并不确定对应哪个汉字，如东北方言中的“唠嗑”一词用的就是同音字代替，本字是什么有待考证。在这方面，《匪贼专用语》一书就下了一番功夫，用字很准确，如指面条的“挑龙”，指鞋子的“踢土子”，指睡觉的“堂桥”，指日落的“落帘”，指高粱的“青幛”，指队列的“编线”等，这些词语的用字都有历史文献为依据，现代编纂的东北方言词典中相应的词条也是这样写的。这说明《匪贼专用语》在书写记录隐语“黑话”时，用哪个字来写某个词是经过推敲的，而不是随意找个同音字代替。
《匪贼专用语》一书体现出了编撰者较强的语言意识，这种语言意识很显然是受到日本近代编写的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影响。近代的日本汉语教科书，特别是军用汉语教科书，都采用日语五十音来给汉字注音，词语释义也讲求言简意赅，用字都讲求准确，尽可能尊重语言事实。《匪贼专用语》较之近代日本编写的其他汉语教科书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了威妥玛拼音。
单纯就内容而言，《匪贼专用语》一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一是收录的词语数量虽较多、覆盖面也较广，但同类“专用语”中明显存在缺漏现象。如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四个词语中，只收录了“东、西、北”三个词的隐语“黑话”，即“党、列、切面”，唯独没有“南”的隐语“黑话”，按理说在当时东北地区肯定有“南”的隐语“黑话”，只是该书遗漏了或者未收集到；二是在给汉字用威妥玛拼音注音时，只标注了声母和韵母，没有标准声调，而当时威妥玛拼音体系中有用“1/2/3/4”四个数字给汉字标示声调的方法。当然，这些缺点并不会削弱这本军用语言工具书的作用，因为该书本身的内容已经够丰富。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匪贼专用语》一书的考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该书是伪满政权中的日本军事教官在调查收集的基础上编撰的用于破译“匪贼”语言信息情报的工具书，“匪贼”在当时日本和伪满话语体系中泛指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专用语”是指当时他们所用的隐语“黑话”。
第二，该书是在日本主导的伪满政权“剿匪”大背景下编撰的，无论是收集的词语条目、编排的体例以及对词条的注音和释义，都凸显了工具性和实用性，使使用者能一目了然学习、了解“匪贼”所通用的隐语。这也是该书具有侵略性的重要体现。
第三，该书编撰者的所在单位是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这是伪满早期最为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且编撰者同期还编撰了《匪贼马贼事情》一书，与《匪贼专用语》内容上相互补充配合，使之带有军事教科书的性质。这也客观上反映出当初日本扶持伪满政权在军事教育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方法，即对抗日武装进行深入调查，编撰有针对性的学习参考资料，以此提升对付抗日武装的能力。
《匪贼专用语》较之近代日本编撰的其他汉语类教科书，在汉字注音上也有了新的变化，编排体例也更加完整。在内容上，此前日本编撰的汉语类教科书或工具书都是关于中国官话和方言的，旨在为学习汉语服务，而《匪贼专用语》记录的则是中国的隐语“黑话”，旨在服务情报鉴别，无论是内容对象又还是直接意图都明显不同，这也揭示了该书的独特之处。作为一本词语条目丰富、释义准确、用字和注音都很考究的语言类工具书，《匪贼专用语》无疑提升了日伪军作战的软实力。作为“剿匪”背景下编撰的这本工具书，必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这本书不仅是研究当时日本扶持伪满政权“剿匪”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重要的文献史料。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