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南方都市报APP·视察局》
南都记者 宋承翰 王森 实习生 潘洁
雪扬的工作是送水。大多数时候，这份工作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这里不太一样。雪扬有四级智力障碍，他的同事子豪是二级智力障碍。他们工作的这家“心青年”水站，源自一项成年心智障碍者就业支持计划，水站的负责人，也是他们的就业辅导员崔明明认为，只要有合适的支持和辅助，他们能像普通人一样自食其力，甚至能在工作中激发出潜能。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早上8点，雪扬抵达水站。他翻出藏在凳子里的钥匙，开门打扫卫生。距离正式上班还有半个小时，第一个订单就已经来了，他拉上桶装水快步出发。雪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技巧，一年多的锻炼让他不太费力就可以拎起桶装水，他也认识了周围所有的小区和商铺，能独立完成配送工作。
雪扬接到订单后会进入一种极为专注的状态，刚刚还在和你说话，后一秒拉着水桶就走远了。他的步速极快，这让负责跟拍且经常健身的摄影记者颇为辛苦。与雪扬不同，子豪走得很慢，还经常停在半路，一些时间是回头看记者有没有跟上，另一些时间就是站在原地。子豪除了汇报工作很少开口，对话也只会和信任的人发生。崔明明说，他曾被同学“欺负”，就此沉默起来。
过去两年间，多名业内人士都曾和南都记者谈到过陕西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水站模式，他们觉得这是心智障碍人士主动融入社会的典型案例。这份职业，让他们得以熟悉、使用社区资源，锻炼沟通交流能力，同时也让社区居民看到心智障碍者，增加双方互动和了解的机会。
国内的城市生活中，若不是新冠疫情那几年，大多居民不会和社区有紧密的联系。水站在2022年开业初期，除了手把手带学员送水，崔明明还做了大量铺垫性工作，让社区熟悉他们的存在。学员们刚来时大多有社交障碍，抵触和陌生人交流，崔明明要和各小区保安打好招呼，请对方帮忙给送水的学员打开门禁。他还准备好配送卡，写上配送信息，辅助学员找居民问路、与客户沟通。
得益于这些积累，一年多下来，几位送水员已经完全熟悉水站周边环境，可以独立配送，忘拿水票或空桶的事也没了。认识他们的商户也经常和几位学员闲聊，了解情况后，很多人长期在此订水以示支持，一些原本“害怕”他们进门的居民，现在也放心让他们更换桶装水。
“将送水作为媒介，他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性子急的性子慢的，脾气不好的脾气好的，对他未来融入社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崔明明说，“我一直推崇的是主动融合，你没有强迫他做什么、没有给他规定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发展就是一个融合的状态。”
相比于外界评价，就业和收入更让几位学员重视。“现在的心思是把班上好，把钱挣好，其他的心思以后说。”雪扬说。
边缘、照顾、启发
经过连续多年的政策倡导，对心智障碍人群的康复服务已蓬勃发展起来。而在基本的照料服务之上，如何让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成为同样重要的新议题。从这个角度，水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几个小区的居民习惯了心智障碍者的存在，采访的两天里，每次引起围观的都是拿相机拍摄的同事，而非两位看起来有些特殊的送水员。
水站隔壁开理发店的李世明见证了几个学员一年多的变化。“他们刚来时，见了陌生人也不说话，现在最起码跟我们一块儿聊聊。”他说。
崔明明则认为，学员最大的变化是责任心和自信。到了下班点，雪扬和子豪现在都会等崔明明锁好门再离开，在生活上他们也更有主见，会自己选择午饭吃什么。在崔明明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沉默不语、回避交流的学员占到了大多数，他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缺少自信。
“你一定要去了解孩子在原生家庭处于什么样的生活角色，他是一直被照看的？还是被边缘化的？还是主人翁？”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一直被边缘化，注定他没有任何参与感，就是一个提线木偶式的人物。”
在崔明明的观察中，照顾式的家庭占到了大多数，而就业训练的第一步，就是让家长先意识到孩子的潜力。几位学员住得离水站都不近，快的要几十分钟，远一点的路程接近两小时，而放手让学员独立出行上下班，一直是家长“破冰”的第一步。
采访的第一天，原计划要来上班的博红迷路了。这天崔明明被家长询问了好几次，他相信学生肯定不会走丢，一直在安抚家长情绪，希望家长不要责怪博红。
第二天上班时间，博红终于出现在店里。据说博红公交车坐过站了，换乘好几次后彻底迷了路，最后灵机一动找到了来水站的公交车，再由此换乘回家。“我很佩服你，昨天这个事情，”崔明明大声夸赞博红，“你还不错，能想到先找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再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原路返回，这就很ok，很好，好多人做不到的。”
博红对此不置可否，没给出明确的回应。他今早的心情并不好，崔明明解释，因为家长问“昨天去哪逛了”，让博红感到很委屈。这是博红第一次走丢，因为戴了定位手表，大家都还算放心。这些新产品缩短了“破冰”需要的时间，在以前，即使前期铺垫了大量出行和求助训练，也大多要等到家长累得不想接送，才可能尝试让孩子独立出行。
陕西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蔡景华解释，只要家长愿意逐步放手，中高功能的心智障碍者能成长得很快，逐渐掌握基本的社会能力。这个过程中无疑要承担一些风险，但他觉得任何事情要大胆让孩子往前跑一步试一试。
“吃饱睡觉玩手机肯定最安全，但我们不想让生命被浪费，与其养着这个孩子，其实还不如做这个服务。他能自己工作、能固定出行、能给家里挣点钱、能跟我们一起旅游，现在他甚至能自己付费了，他感觉好像更开心更舒服。”他说。
想象可能性
在西安的城西客运站附近，心青年水站与周边的便利店、移动卖馍车，共同构成一组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支持项目。早期，陕西慧灵还曾尝试过别的项目，工作收入尚可，经过培训心智障碍者就能很好完成工作，但是经过内部评估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项目方向：纯和设备打交道的技术性工作不太能起到社会融入的效果。“（学员）接触的人很少，他们成天就是机械化地工作，没有娱乐，没有放松，没有聊天。”蔡景华说。
在推荐学员外出就业时，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蔡景华介绍，早期曾推荐一些学员到便利店上班，但大多数都未能留下。社工们去便利店观察发现，店长大多只会安排心智障碍者从事搬运、理货等工作，而非更有技术含量的收银、盘库。学员不喜欢这些枯燥的工作，合作的便利店也增加了用人成本。
但他们还是从便利店中看到了潜力。2019年，慧灵决定自己加盟一家便利店，老师担任店长，学员有机会从理货员一路晋升为店长助理。便利店的大部分工作易上手、重复性高、工作强度低，工作环境也比较好。较低的门槛能覆盖更多有就业需求的人，而收银员这类岗位也意味着更高的天花板，给能力较好的学员提供尝试机会。
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学员反馈，让蔡景华觉得，要学会想象心智障碍者的可能性。“最早认为他只能简单打扫卫生，复杂一些、有技术性的还做不了，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能尝试。我也发现他们对工作有自己的追求，只要他喜欢这个工作，他就愿意去研究。”他说，“从最简单的摆货理货开始，如果他能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能当店长呢？”
水站是多年尝试和试错之后，才在2022年推出的新项目。崔明明起初还反对做水站，他当时觉得，一份好的工作应该是让心智障碍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获得自然支持，达到居家就业的目的。但他还是被调来负责这个项目，雪扬等几个老学员也一同都带了过来。
雪扬很喜欢这份新工作，因为收入比便利店高了一些。一年多后，崔明明也觉得水站的效果比他当初预想的更好。“从主动融合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水站是更好一些。因为他是走出去，带进来，体现了他自己的社会价值。”他说。
而对公益机构重要的一点是，水站的投入成本更小，运营压力也更小。运营一家心青年水站，一个月的成本在万元左右，陕西慧灵的三家水站整体亏损，崔明明负责的这家最近才勉强收支平衡。今年的年会上，慧灵组织头脑风暴看讨论还有哪些可能的就业培训模式，好点子不少，但谁也说不好怎么落地。老师和社工们的本职还是职业训练，大家都不擅长商业运作。
在转型节点徘徊
如果到此为止，水站和几位学员的经历大约可以被概括为一个“种子萌芽”的故事。但蔡景华也说，几个项目距离他们的预想还有很大差距。一个很现实问题是，学员送水的水站和覆盖的社区，离他们真正居住的社区很遥远。
“他们愿意来这里上班，因为这里比在他们自己家所在的社区更友好，走到哪都有人跟他打交道，在家就是吃饭睡觉，周末很无聊，几乎没什么人跟他互动。我们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社区的隔阂。”蔡景华说。
这不只是心智障碍领域独有的现象。多年来，关于中国社会原子化的讨论持续火热，如何找回联结与附近性成为近些年文化领域的热话题。但也如蔡景华所说，“社区大环境就是这样的”，即使是社区的硬件资源，也往往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软件与硬件皆有隔阂，而这又与“获得在地支持”相距甚远。串联、打通各类社区资源，远超过几家社会组织的能力范围，成为一个“庞大的目标”。
对心智障碍者群体来说，面临的障碍取决于社会环境。在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负责人任少鹏看来，TA们融入社会的起点是社区，如果社区邻居、超市、理发馆、餐馆、社工机构、服务机构等等社区伙伴，可以尽可能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求，调整周围的物理环境，倡导接纳、包容的人文环境，为心智障碍者群体提供有效的支持，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介绍，2024年开始，壹基金蓝色行动将会具体落实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社区，希望联合更多社区行动者围绕“有爱无碍的社区，自主自在的生活”，365天持续推动。
“我有时候感觉刚开始的10年还好做，后10年政策也不错，但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做了。以前家长的需求比较简单，现在大家了解得多了，期望也更高了。但从初级照料再往上，成本非常高的，你要从社会找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来支持这么大的缺口。”蔡景华说。
就像近些年新兴的“融合教育”。早期，家长们倡导的是允许心智障碍儿童进入普通学校，这被视作从小培养孩子社会参与能力的关键一步。在家长的坚持和学校的开明支持下，近几年地方政府陆续发文支持融合教育。
而当入学之门普遍打开，更多细节问题浮出水面。好的融合教育不仅是允许就读，还需要一系列支持举措，而多位从业者和家长对送孩子入学的体验像在“开盲盒”，当分配到的老师恰好了解相关知识，孩子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支持。
“我们一年级的老师非常会引导，孩子完全可以自己独立（上学）。二年级换了班主任，老师不太懂，对这类孩子的情绪难以有效引导，孩子的情绪就有点崩。反复情绪冲突后，学校待得越来越困难。”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说。
“跟教育局沟通就发现，硬件逐渐建起来了，但还是缺软件、缺人。”一名特殊教育公益机构负责人认为，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生源减少的背景，让一些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招收心智障碍儿童，但学校目前仅刚能做到“让人进来”。
回顾心智障碍领域的变化，第一批确诊儿童的家长在20世纪90年代拉开了社会倡导的序幕，而后公益机构相继出现，直到近些年公共政策的红利，催生了整个行业的繁荣。当基础的康复和照护服务被满足后,心智障碍人群进一步的需求也愈发多元和精细。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领域正徘徊在一个“转型”的节点——不只是公益机构，政府、学校、社区、社会，都被期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