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在华夏文明史几千年的进程当中，“重农抑商”政策也一直贯穿始终，作为大多数朝代的基本国策出现。
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到两汉年间的重农措施，再到明清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都是“重农抑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重农抑商”国策对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延续、维持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那么，古代的富商大贾们，对这项国策持何种态度？“抑商”的思想内涵真的是单纯地抑制商业的发展吗？为何“重农抑商”思想能数千年盛行不衰呢？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由来：商鞅变法
对于“重农抑商”思想的起点，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将其归功于秦国大良造商鞅。彼时秦孝公刚刚即位，国弱民穷百废待兴，偏居于西陲一隅，在七国争霸中毫无竞争力。
秦孝公继承父王遗志，决心变法图强，大胆启用名不见经传的卫国学子商鞅，短短数年内秦国大治，为最终扫清六合统一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诸多条例中，有一条叫做“重本抑末”政策，此举开历史之先河，起初令山东六国纷纷侧目不以为然，然而事实证明，这项破天荒的壮举却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效果。
所谓“本”“末”，说的是古人对于各行各业的划分，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农业为一国之本，而商业则是“百工末流耳”。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靠做生意发家致富的富商巨贾纷纷涌现，老百姓心中高低贵贱的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地改变。
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农村大量涌入城镇，开始从事商业或手工业。
市场的快速饱和，以及懒惰、盲从、经营不善等因素，致使许多人倾家荡产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国库粮仓出现亏空。
为了快速提振国民经济，商鞅大刀阔斧推行变法，出台“重本抑末”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减免农民徭役，减轻农民负担，提升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抬高经商门槛，加重商业税收。
战国时各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商人阶层的日益坐大，与战争年代权力向中央集中的趋势相违背，而商鞅变法可谓直击要害，“重农抑商”方针从根本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社会矛盾。
具体说来，商鞅颁布的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四点：其一，山泽盐铁等大宗商品收归国营，实行官府专卖；其二，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打击经商者的积极性；其三，抬高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不准商人出售粮食，不准农民购买粮食；其四，私营工商业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个体户，一律编入“市籍”加征赋税。
不难看出，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的核心主张无外乎两点：一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垄断的方式加强中央集权；其二则是通过加征税收提高经商成本，抑制商人阶级数量和实力的进一步壮大。
由此可见，商鞅已经充分认识到农业、商业在社会和国家中各自担任的职能，这种从宏观上调控农商关系的思想，开千古之先河，堪称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重农”思想可谓贯彻始终，但“抑商”政策在不同朝代的体现方式却各有千秋，自商鞅首倡“抑商”思想之后，这一方针并非一以贯之地持续下去，其内涵也随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
如果说商鞅变法抑制商业规模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手段的话，那么汉朝以后则在政治领域有了新的体现，那就是西汉高祖刘邦颁布的“贱商令”。
如今犯了重大违法案件的罪犯，法庭判刑时往往有一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贱商令”的思想与之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谓“贱商令”，就是从法律上明文规定商人低人一等，不论在市井还是在朝堂，其权利都受到诸多限制。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除了市籍受限、税率较高之外，汉朝对经商之人主要还有以下三方面的限制。
其一，经商者及其子孙后代不得入朝为官。直到唐贞观年间，谏议大夫褚遂良还引用此条例，向太宗进言道：市井商贾子孙三代不可居官位。
其二，经商者所穿服饰受限制。《旧唐书》中曾言，当时的惯例是平民穿白、商贾穿黑。
直到明朝初年，官府仍明文规定，务农人家可穿绸纱，商人只能穿绢布，严禁商贩、仆役、倡优之人穿貂裘，而且不论多么富有，家里都不准使用银器。
其三，经商者名下不准占有田产，严厉禁止商人务农、农民经商。以上三条法令自汉朝建立之初就有了大致雏形，经隋唐、明清等时期加以强调，又有了不同程度地发展。
唐代规定商贾之家子孙不得做官，但执行起来并没有这么严苛，只要本人“金盆洗手”满三年，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入仕。
宋代对于商人做官的禁令则进一步放宽。宋廷选拔文武官吏时，并不会对工商阶层的人士戴有色眼镜，只要有出类拔萃的特殊才能，都有被选中入京的机会。
有明一代，盐商子弟考取举人、进士者数以百计，可见商人入仕在当时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自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国策，经历朝历代传承历久弥新，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推行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直到今天，老百姓心中轻视商业和商人的思想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洋枪洋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新潮的西方思想迅速涌入，这一政策才开始逐渐被淘汰。
三、“抑商”的思想内涵真的是抑制商业发展吗？
又是“贱商”，又是“抑商”，“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为了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为了抑制整个商业的发展呢？
细品各个朝代在“抑商”政策上的具体措施可以看出，“抑商人”和“存商业”是两码事，二者可以并举、互不冲突。
以西汉为例，汉初统治者虽然出台“贱商令”，大力打击商人的社会地位，但匪夷所思的是，国家的经济政策却是鼓励商业发展的。
《汉书》记载，汉初为了迅速恢复经济，摆脱战争过后的萎靡困顿，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基本国策，如开放关梁山泽之禁、允许老百姓经营煮盐冶铁，甚至允许民间自由铸造货币。
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之下，短短数年就涌现出大量一夜暴富的大商人，汉初的商业市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难怪晁错会发出那句感慨：“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抑商”政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抑制私营、发展官营，最常见的就是大宗商品的专卖制度。
专卖制度的源头同样是商鞅变法，当时秦国为了迅速壮大实力，将一批动荡年代的重要商品通通收归国营，包括盐、铁、酒、茶这些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这一举措收获了奇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增加了财政收入，为秦国在七雄争霸中的崛起积攒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从汉朝到唐朝，通过官营手段“抑商”的做法得到了长期贯彻，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贡献。
但是到了宋代，市场经济的崛起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官府看到了民间私商带给国家的巨大效益，对他们的排斥心理大幅降低，政策上也开始允许官商分利、专私并举。
再到此后的明清，商人手中的专卖权不断扩大，“抑商”政策的初衷已经逐渐名存实亡了。
四、历朝历代为何将“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
“重农抑商”政策始于春秋战国，盛于秦汉隋唐，直到清朝后期才逐渐消亡，其间顽强存在了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何不约而同地将其奉为基本国策？
这背后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农业固然是一国之本，但商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目的，各行各业都要蓬勃发展，这是任何一位明君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古代的“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业的发展，而是通过限制商人的地位和权利，防止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将整个国家农民和商人的比例维持在一个比较科学的范围内，从而保障小农社会的正常运转。
除了保障税收、稳固政权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古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其中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直到今天仍未过时。
儒家先贤们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化，尤其看不惯商人买卖过程中蝇营狗苟、见利忘义的行为，以至于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商人永远都是一副唯利是图、小人嘴脸的刻板印象。
谈及“重农抑商”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利弊各占一半。
一方面，对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早期封建社会而言，这一政策无疑能够最保险、最稳定地为国家积攒财富，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根基的重要手段。
同时，以剥削商人的手段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保障了农业始终拥有充足的劳动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坐世界头号农业大国的宝座。
但是与此同时，“重农抑商”思想也让古人形成了因循守旧、封闭保守的思维定式，习惯了安居乐业、守土心安，没有向外开拓视野、追求先进的意识，为后来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沉重代价埋下了伏笔。
因为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遭到排挤，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得困难重重、逐渐畸形，资本主义在华夏大地上的萌芽被一再往后推迟。
结语：
综上所述，“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绝非偶然，而是由历朝统治者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共同决定的。
“抑商”绝非抑制商业的发展，而是通过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严格限制商人阶层的规模，从而达到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税收的目的。
参考：
1、《史记》
2、《汉书》
3、《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