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国难当头的时候，当因为战争逃亡的难民、儿童乞求一张逃生船票的时候，企业家应该卖高价票，赚这种浸满血泪的黑心钱吗？
当侵略者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不时扔下夺命的炸弹，公司的轮船炸一艘，沉一艘的时候，为了减少损失，企业家应该停船歇业吗？
当外国人的轮船趁机抬高运费，大赚一笔的时候，企业家是应该跟着涨价还是维持原价？
100年时光荏苒，时间久到几乎被人遗忘，但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是什么样。
国民政府的难题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华北、华中、华南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沦沦陷。
武汉失守前后，离武汉300公里的宜昌成了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显突出。
为什么？
因为宜昌是长江的咽喉，是入川的门户。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抗日进行了大西南建设，但是日本人等不及了，为了打断中国发展的脊梁，发动七七事变，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可苦了中国人，借着淞沪会战争取到的3个月时间，国民政府搬到了陪都重庆，但其他重要的人员、物资根本来不及往四川转移。
日本人坏到了骨头里，他们判断中国为抗战准备的战略物资都集中在武汉，只要将武汉的这批物资炸毁，中国人就只能束手待毙，再也无力抵抗了。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日军决定轰炸武汉，首先打掉武汉的兵工厂。
1938年4月29日，日军航空兵组织的中国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直奔汉口兵工厂而来，由于国民党军统戴笠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中国空军与当时苏联的一支航空支援队早有准备。
空袭这一天是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本来是给天皇献礼的，结果这下子既献眼又献丑，被中国空军打下了21 架飞机。
牙齿打掉了，还不敢在天皇面前哭。
天皇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日本航空兵给自己的这个生日蛋糕被打翻了，继续召开御前会议。
这次会议上，天皇说不愿再见到帝国百万雄狮受制于中国。
什么意思？
他希望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一击，迫使中国投降，赶快抽身出来。
其实当时日本有明白人，知道日军战争潜力不足，中国战略纵深太大，若是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未来那是大大的不妙。
武汉上空的这3次大型空战就拉开了武汉大会战的序幕。
蒋介石实际上定下来的战略是打持久战，保卫大武汉是个虚招。实际上国军在消耗日军军力的同时，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把堆积在武汉三镇和周边的这些中华民族的家底迁入四川。
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
宜昌大撤退
而当时的中国，虽然比晚清时只有马车强多了，可是要靠飞机、火车和公路运送这么多物资和人员，运力仍然严重不足。
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亩的土地，等待转运。
仅有的一点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
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
眼看着再拖下去，什么物资都运不走，迟早成为日本空军的活靶子。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民生公司的老板卢作孚。
爱国商人卢作孚
卢作孚是重庆人，一生都在寻找救国的路线，他曾经参加同盟会，亲身参与“革命救国”。辛亥革命成功后，成了一名中学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后来发现办教育需要钱，于是又开始“实业救国”。
卢作孚看中了三峡航运，于1925年成立了民生实业公司。
从1908年到1930，长江上先后有50多家轮船公司出现，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实力弱小，处于鱼肉地位中的中国轮船公司为维持营业，不得不依附外国公司，支付昂贵的挂旗费，只为在轮船上悬挂外国旗。
结果扬子江上游，像是八国联军开会，什么外国旗都能看到，就是看不到中国国旗。
卢作孚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七拼八凑了8000元，买下一艘70 吨的小船起家，主打一个速度快，安全，还管饭。
他亲自上船当服务员，靠着“担担面，有劲头”，卢作孚一下就成功了。
卢作孚是典型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吃苦耐劳，吃住几乎都在船上，对三峡每一个险礁暗流了如指掌，对员工非常好，把公司的船长、船员当做亲人一样。
员工犯了错误，怎么办？
不开除不解聘，让你上岸，不让你在船上待着，给你钱，让你去上岸吃喝玩乐，这叫作“坐冰桶”。
那时候的人再无情无义，再没有良心，过不了两个月就回头到卢先生那里去检讨错误，请求重新上船上岗了。
人经过这样的反思和这样的彼此信任，会比以前更用心，更卖力气。
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国难当头，卢作孚决定帮助政府运送这批人员跟物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宜昌是长江的咽喉，宜昌往上游，滩多浪急，吨位重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而且运力奇缺，卢作孚手上只有22艘轮船，除此之外，只有2艘中国轮船和几艘外国轮船。
宜昌大撤退
依当年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跟物资要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当时给了卢作孚多少时间？40天，40天一过，长江就到了枯水期，所有的航运计划都得泡汤。
这是个民国版“不可能的任务”。
怎么办？
卢作孚带领公司的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三段航行法”，正是依靠这个创举，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大显神威，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什么是“三段航行法”？
就是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
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说，一般轮船往返宜昌、重庆一次需要6天。
卢作孚当机立断，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大型机器设备以及重要的军用物资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的物资全部按"三段航行法"办理。
有的船运到万县就返回；有的运到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有的甚至只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当天返回。
这样，航程缩短了一半或者一大半，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运力和时间。
不拿枪的战士
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牺牲。
1938年11月，“民裕”轮从三斗坪去重庆途中，在青石洞遭到几架日机的袭击，当即被炸沉。船上人员除7人生还外，其余全部牺牲。还有“民权”、“民众”、“民元”等川江主力船，不是被炸得严重破损，就是被炸沉，使长江上游的运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一半。
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在《我的父亲卢作孚》中写道，从1939年到1945年，民生公司有16艘主力船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伤，牺牲船员117人，伤残76人。
至于民生公司被敌机炸毁的厂房、仓库、机器设备，以及被损坏的码头、趸船、货栈等，也有很多。
最令人感动的是，这场宜昌大撤退过程中，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化身成了勇敢的战士，他们脚下的轮船就是他们的武器，用来跟日寇英勇搏斗。
1941年8月22日，满载着前方受伤将士、入川旅客的“民俗”轮由巴东开往重庆，驶至巫山县青石洞水域时，突然遭到日军7架飞机轰炸袭击。
“民俗”号上的船员们临危不惧，为了保护旅客，抢救伤员，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大副李晖汉，在船只被炸沉时，飞身冲进驾驶室抢救重要文件，文件刚被抢入怀中，突然一块弹片飞来，竟被削去嘴脸，倒在血泊中牺牲。
报务员陈志昌始终保护着电报机不肯离去，终被炸死殉职。
加油工邱宝定在机舱值班，被一块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快离去，他大呼：“死就死吧，绝不能走！”竟与船舶共沉亡。
船只即将沉没之际，“民俗”轮机舱内无一轮机人员离岗逃命，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全力驾驶挽救船舶......
在这次轰炸中，“民俗”轮上牺牲船员70人、伤兵160人，旅客20人。
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竟然让我一瞬间有些恍惚，我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解放军的影子。
《亮剑》里面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公司员工英勇如斯，不难想象，领头人卢作孚又是何等的英雄了得！
民生号轮船
这些不拿枪的战士，身上流淌着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这么大的运输量跟牺牲，是不是发点小财也是应该？
卢作孚坚决不发国难财，在这种危机关头，不但不涨价，反而只收了极低廉的运费。
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民生公司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公司要收300到400元。
对待穷苦的难民跟儿童，干脆一律免费，也不收船票钱，甚至还提供“担担面”让难民果腹。
现代企业应该向股东负责，但在国难面前，民生公司选择了向国家负责。
经此一役，民生公司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
在卢作孚及全体民生公司员工的努力下，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共运送人员150万人，物资100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的空军器材，11间兵工厂，2间钢厂，3间机器制造厂。
这些兵工厂到了重庆后立马开始开工生产，为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提供武器弹药。
据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这次宜昌大撤退，也被后人称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它对中国抗战胜利的意义，完全可以跟欧洲战场的那次大撤退相提并论。
宜昌大撤退
思想转变
抗日战争结束后，卢作孚的爱国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实业救国"逐步转向赞同、追求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张。
这种思想转变首先是卢作孚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结果。
1938年，他在汉口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便同周恩来保持了联系，有时在公开场合，有时在重庆曾家岩50号。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卢作孚不断受到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影响，逐步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那么卢作孚为国民政府立下如此汗马功劳，国民党会怎么对待他？是不是加官进爵，荣华富贵？
不是的，不但没有这些，还有人盯上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1939年，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集团打算利用民生公司员工要求增资的机会，用投资民生公司的方式来把它据为己有。
宋子文更把他的亲信安插到民生公司，进行由表入里的渗透。
对此，卢作孚充分利用国民党集团之间的矛盾，相继动员张群和陈立夫等去当说客，规劝孔、宋不要打民生公司的歪主意，同时促成多家银行投资民生公司，孔、宋集团并吞民生公司的图谋最终流产。
虽然四大家族吞并民生公司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卢作孚也明白了，在这些国民党权贵面前，自己的产业，只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而已。
1946年11月，为了争取美国的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正在加拿大的卢作孚得知条约内容时，内心充满悲愤。
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为祖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贫穷落后状态，建设一个富强和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奋斗的理想将因此化为乌有。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五二0惨案"。卢作孚对国民党的暴行十分愤慨，认为中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实在可惜可叹。
凡此种种，使卢作孚彻底抛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
随着思想、立场的根本转变，卢作孚决心"竭尽绵薄之力，为新中国航运事业贡献力量"。"
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正积极准备退守台湾。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护好民生公司的100多条船，使之不落入国民党手中，平安地过渡到新中国的成立，成了卢作孚日夜焦虑的大事。
1949年至1950年，他殚心竭力，八方交涉，将国民党劫持去黄海、东海打兵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扣于舟山的5艘民字号轮，以及在台湾的"民众"轮救至香港，连同滞留在香港的船只，共18艘全部送回到新中国。
这是卢作孚对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与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大型的公私合营企业。
含冤去世，一生清贫
1952 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铎”号在鬼城封都触礁沉没，这似乎是个很不好的预兆，卢作孚心情很不好。
1952年2月8日晚上，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冲击，卢作孚回到家中说：“小孩子们不要进来，我要好好休息”。进屋之后，服用大量安眠药离开人世，享年59岁。
卢作孚走后很多人来送他。
有一个老船长拉响了汽笛，旁边的人说：“老船长你不怕犯错误吗？卢作孚还有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呢。”
老船长说：“怕什么，这样清清白白的人，能出什么问题！”
卢作孚一生简朴至极，在给妻子的遗嘱中，他写道：“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抗战期间，卢作孚生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也没有。
虽然是民国时首屈一指的大老板，但他一生爱穿粗布衣服，爱吃豆花饭，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家人坐民生公司的船也要买船票，从不允许家人公车私用。
卢家的日用品更为简单。床上铺的是普通的布毯，夏天铺竹席，廉价的花布被面，粗布被单。餐具是粗瓷碗和江安出产的竹筷子，没有任何高档的餐具，甚至连吃饭的方凳都没有多余的。
一把土茶壶，几只玻璃杯，客人来的时候，倒上一杯白开水。一家人不吸烟，没有烟灰缸。洗澡用木盆。家中没有厕所，只在屋子外面竹篱旁边有一个简陋公厕。家中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品，是一台30年代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为人民做过很多好事的中国船王
卢作孚不幸辞世的消息传到遥远的北京，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并深深地表示惋惜。
毛泽东用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说道： “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要大得多啊！”
周恩来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时，对卢作孚的一生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卢作孚先生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1952年，在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起中国的民族工业时，再一次深情地说到了卢作孚：“有四个实业界的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骞。”
1980年，中共中央再次对这位成就显赫的"一代船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结语
卢作孚为什么能够在宜昌大撤退期间完成这么伟大的壮举？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们不是在做生意，我们是在打仗，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和平环境，国家搞市场经济，企业家当然是要赚钱，为社会创造财富的。
真的这么和平吗？
华为的故事深刻地教育了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到今天仍然适用。
我想，我们到今天，仍然需要像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才能让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