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少年成名，一生为国，为民，无怨无悔。
他是贫寒之子，少年已辍笔从戎，背井离乡，将一腔热血赴革命的磅礴潮流。
青年李先念，肩负红色的信仰，22岁便荣膺军政要职，心系苍生，于血雨腥风中挽狂澜于既倒，赤子之心，挚烈如火。
他于千钧一发之际，助红一、四方面军于死地中突围，于绝境中相逢。
和平年代，李先念未尝卸甲，更无闲暇，在经济战线上推动祖国的繁荣。
1938年，李先念被安排到129师当营长，毛主席闻讯后说：这不公平。
历尽千辛去延安
1938年的一纸调令，将李先念由高层的军政委位置，降至一营之营长，秋风扫落叶，令人错愕。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语气深沉，断言此举“太不公平”。
此言一出，激起层层波澜。
为何主席会对此决定如此评说？
追溯李先念的过往，可见其非凡历程。
早在1927年寒冬，年轻的李先念已是风起云涌的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他的足迹从本乡的泥土到红军的行伍，从地下的密会到野外的烽火，一路燎原。
随后，他的职位一路攀升，从中共区委书记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再到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乃至红三十军的政委。
1931年后，李先念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了命运多舛的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
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脉的冰封世界里，寒风呼啸，天空如墨，气温降至冷酷的零下三十度。
此时此刻，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开了一次关乎生死的紧急会议。
士兵们围坐在简陋的营帐中，脸上映着火盆的幽光，气息在冷空气中形成一缕缕白雾。
会议决定将残存的力量编成三个支队，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继续抗争。
左支队，由李先念和程世才领导，将带领五个营的士兵，大约千余人，向南深入祁连山腹地开展游击战；
右支队则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领，组织五千余人及百余骑兵，向北依托祁连山北麓，开辟新的战场；
中支队则由伤病员和特务团构成，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由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带头。
西路军的核心领导人，包括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按照陈昌浩的提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紧急情况，寻求更多的支持。
在他们离去的同时，一支由李先念、程世才、王树声等八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统筹指挥，确保各支队能够有效应对接踵而至的困境。
不幸的是，命运的严酷并未因此决策而有所宽恕。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支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马家军的连番进攻，加之严寒、饥饿和疾病的肆虐，导致士气低落，队伍大量减员。
但在这一片绝望中，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却展现了不屈的精神，他们在极限条件下转战新疆，成功冲破了重重围困。
到了四月底，当李先念带领着所剩无几的420余名士兵到达星星峡附近时，他们在对面的丘陵上发现了几辆停驻的汽车，以及一些身着灰色军装的士兵。
更让他心潮澎湃的是，那飘扬的六星红旗——这是盛世才军队的标志。
在这一刻，李先念心中涌现出难以言表的喜悦与安堵，他知道，这是友军来接应他们了。
盛世才当时是新疆地区不容小觑的“土皇帝”。
当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盛世才被任命为临时督办，总揽了新疆的军政大权。
由于新疆地处边陲，与苏联接壤，他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向苏联倾斜。
蒋介石虽有心制约，却因地理与力量的限制，只能眼睁睁看着盛世才在新疆一隅，自成一方。
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与党中央尝试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盛世才的中立，甚至是间接的支持。
盛世才对西路军的悲壮命运深表同情，这种同情最终转化为了具体的支援行动。
他命令驻守东疆一线的部队，对红军失散人员进行救助，不仅提供庇护，还派遣汽车沿着迪化至哈密的公路进行巡逻，搜寻并营救那些突围而失散的红军战士。
1937年的5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与滕代远，携带着满载食物和药品的汽车，驱车前往星星峡。
在那里，陈云与李先念紧紧握手，眼中充满了对这位从死亡线上护送一支队伍归来的将领的敬意。
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及毛主席的深切关怀和慰问，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与希望。
事后，在迪化城内，有人对李先念发问：“先念同志，你是打算前往苏联寻求安全，还是前往延安继续抗战？”
面对这一选择，李先念几乎未做思索，坚定地回答：“去延安！”
不下马的将军
1937年，飘扬着战争与革命烟尘。
李先念抵达延安的那一天，夕阳如血，大地回暖，迎接他们的是毛主席那慈祥而坚定的目光。
当李先念目睹这位伟大领袖的面庞，见到那双因感慨而微湿的大眼睛时，心中无限的情感涌动。
主席的话语，充满了对西路军苦难的深刻理解与真挚慰问：
“西路军虽败，但这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努力。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展示了不凡的英勇和顽强，常常饥寒交迫，缺医少药，无弹无食，却依然能与敌拼杀至最后一刻。”
他的声音稍微停顿，然后更加动情地补充道，“那片土地上少数民族众多，人烟稀少，革命基础薄弱，地形复杂，敌人则多以骑兵形式出现，我们多是步兵，缺乏对抗骑兵的战斗经验。正是这些困难，导致我们未能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
在延安的日子里，李先念不仅深入学习抗日军政知识，还进入了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沉浸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
一日，组织部门的同志找到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命令：“先念同志，决定让你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营长，你有何看法？”
这个职务变动意味着他从军政委降为营长，跌了整整六级，让人不禁疑惑，这是否是将西路军的惨败归咎于他身上？
李先念没有沉溺于这样的猜疑之中，他简单回答道：“只要能继续扛枪打日军，我无所谓职务高低。”
这样的处理，当毛主席得知后，感到非常气愤。
在他眼中，李先念不仅是一位曾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贡献力量的英勇将领，也是在无粮无暖衣的冰雪祁连山中，带领一批骨干战士突围至新疆的卓越指挥官。
毛主席对此斩钉截铁地批评说：“这样处理李先念，实在太不公平了！”
李先念的命运轨迹再次因毛主席的亲自介入而转向。
1937年底毛主席在一次深夜的讨论后，决定为李先念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并委托刘少奇传达这一决定。
刘少奇找到李先念，两人在简朴的房间里坐下。
刘少奇以坦诚而严肃的语调开始了谈话：“先念同志，主席与我深夜谈及你的未来，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让你回到故乡。”
李先念一听此言，心中不免有些震惊，难道是要他解甲归田，告别战场生涯？
他的声音带着不确定的颤抖：“是回黄安的李家大屋吗？”
虽然每一个游子都牵挂着家乡，可心里都不愿离开革命。
刘少奇闻言轻笑，打破了房间里的沉默和紧张，“不，不是回黄安，而是去鄂豫皖边区，河南省，担任军事部长。”
李先念听后，如释重负，他的眼眶湿润了，眼前似乎浮现出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他迅速问道：“那我的任务呢？”
刘少奇正色道：“我要给你强调三点——首先，回到河南后，你要着重抓武装；其次，还是抓武装；最后，依然是抓武装。”
了解到自己的使命后，李先念从延安出发，带领一批精锐的红军干部，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终于在1938年12月底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
在这里，他开始了新的斗争章节，成功创建了鄂豫边区的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注入了新的力量。
多年后的1967年，主席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感慨地称赞李先念是一位“不下马的将军”。
真是英雄出少年
而其实，在毛主席第一次见到李先念的时候，便认可了他的才能。
1935年6月14日对于李先念而言，可能是他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毛主席与朱德领导的红军军委纵队，历经艰难困苦，翻越了夹金山的峻峭山脊，终于到达了达维镇。
在这里，一场意义非凡的胜利会师正等待着他们，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25师专程前来迎接。
6月16日，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准备会见那位在此等候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
对李先念来说，这是他首次与毛主席等中央高层的直接接触。
毛主席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这是一张详尽展示岷江与嘉陵江地区的大幅地图，地形地貌一览无余。
他开始发问，语气平和而充满了探询的意味：“岷、嘉两江之间的地区，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那里的人民目前生活状况怎样？”
李先念站在那里，深呼吸一番，然后如数家珍地开始回答：岷、嘉两江之间，地区特点显著，山间平坝众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
这里居民以汉族为主，同时也有羌族和藏族的分布，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从军事和后勤供给来看，部队的给养与兵源都不成问题。
而且，从战略地位上讲，该地区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可攻可守，进退自如，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如果红军能在此地区建立据点，便可以利用这里作为休整补充的基地，恢复体力，进而再图更大的发展。
当前茂县、北川还在我军的控制之下，应尽快行动，一旦错过时机，再想跨过岷江，难度将大增。
毛主席听着李先念的汇报，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李先念补充道 ：来懋功的途中，我们穿越了人迹罕至的地带，偶尔遇到一两个藏族牧民，他们的生活俭朴。
筹措粮食和给养成了一大难题，这对大部队长时间驻扎在此地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再加上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的地形，高山连绵，沟谷深邃，山高谷深，溪流湍急，即使是最矫健的战士，也难以在这样的地形中迅速移动，大部队的机动性和补给线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李先念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在座的指挥官们，继续道：而向西北进军，情况只会更为恶劣。
地广人稀，民众基础薄弱，与我们迫切需要的休整和补给条件背道而驰。
因此，考虑到地理的优势、群众的支持以及红军当前急需的休整和未来的战略发展，我建议我们两军会师后应优先向东北方向发展。
岷江和嘉陵江地区，不仅地势较为开阔，而且连接川陕老根据地，资源丰富，更利于我们的恢复与发展。
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眼中闪过一抹赞赏的光芒。
他深深地看了李先念一眼，满意地说：“好！说得好，李先念，你的见解真是深刻，名不虚传，果真是英雄出少年。”
赴京肩财任，挑重担谋新局
一转眼，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同样未尝卸甲，更无闲暇。
1954年的春天，北京城花开满地，喧嚣之中带着层层的新绿与生机。
正是这个五月，李先念应召赴京，从战火纷飞的疆场步入中央的机关。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向李先念递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李先念将担任财政部部长，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负责指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在这样一个新的角色面前，李先念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了一个全新的战场上。
他回忆自己长年征战的岁月，直言不讳地向陈云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我过去长期在战场上，文化不高，缺乏系统的经济学学习，对财政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感到无法胜任。
他建议中央重新考虑人选，希望能有一个更为合适的人选来承担这一重任。
陈云听完李先念的诚恳表述后，表情严肃而坚定地回答道：“中央已经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和潜质，你一定能胜任这一职务。”
尽管陈云的话语中满是信任，但李先念的内心仍旧波涛汹涌。
不久后，毛主席得知李先念已抵京，便电话通知他前往中南海。
在那里，李先念毫不迟疑地向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真的不够格担任财政部长。”
主席听后，面带微笑，语气半是玩笑半是严肃地反驳道：“先念同志，你既然觉得自己做不来，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回来，让他来负责？”
这番话让李先念无言以对，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沉默了片刻后，李先念坚定地对主席说：“既然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我就坚决去干，并且一定要争取干好。”
从那刻起，李先念便决定以学习者的姿态重新装备自己。
他开始刻苦自学财政经济知识，不仅咨询专家，还深入实践，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很快便掌握了必要的经济和财政操作技能。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李先念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导下，成功担起了财政部部长这一重担。
他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应对了那个时代的种种挑战。
参考资料：
李先念:从“小李木匠”到国家主席
翁梯敏
毛泽东点评李先念
常家树
爱枝主编. 当年鏖战急 毛泽东与军事人物的交往[M].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