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8日，重庆市农资公司，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钟文泽同志被拦在了门口。
几十名职工组成了人墙，前前后后摆满了垃圾桶，他们高喊着：“我们不需要党委书记！”
随着一阵阵的呼喊声，职工们开始围攻钟文泽同志。僵持了大约20分钟之后，钟文泽和其他领导同志不想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得先行离开。
看着钟文泽等一行同志的背影，这些职工们竟然开始欢呼鼓掌。
这场荒唐的闹剧很快传到了市委书记贺国强那里，他气得拍案而起：“共产党的企业，竟然派不进党委书记？这还得了！”
10月22日，市委派人对农资公司进行审计。随即，一个由重庆市审计局、市检察院、市供销社纪检监察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成立。
市委下定决心要挖出这其中搅浑水的蠹虫。调查组发现，这出闹剧正是农资公司总经理胡启能一手导演的，他想以这种方式长期霸占农资公司，让农资公司成为他的“家天下”。
除此之外，调查组发现胡启能本身还有诸多严重的经济问题，立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经过一年的调查，胡启能的犯罪事实渐渐浮出水面。
一、一人当官全家腐化
胡启能，初中毕业，工作履历非常简单，从农资总公司一个非常普通的业务员、厂办秘书、厂长直到总经理。
如果不是被抓，他说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当上重庆市供销社总社的副主任。
胡启能他20岁不到就参加了工作，脑子灵光，也很能干，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屡屡被提拔并不奇怪。
1986年，胡启能被提拔做经理之时，供销社党委经过了几次开会研究，最终还是看中了他的能力。有关领导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改掉缺点。
他不以此为警戒，倒成了炫耀的“资本”，说领导器重他。
胡启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他刚刚上任之时将公司扭亏为盈，也在职工之中树立了威信。
但随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真面目就显露了出来。
他非常专制，在家中老婆儿女都要听他一个人的，在公司什么事儿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他的老婆说起来是厂业务支部书记，实际上也就是个虚职，每天在办公室喝茶聊天，还享受到领导待遇，有车接送。
胡启能在公司要吃小灶，工作餐都要专人专做，专门送到他的办公室，生病住院了也要进高干病房。一次，因为一名职工“偷看”了胡启能在办公室吃饭，就被调离了工作岗位。
胡启能本人占着单位两套住房，一共两百多平方米，还花了40多万的公款装修。
他的女儿根本不在农资公司工作，也能三言两语影响胡启能任免干部，不少人就会去找她女儿开后门。
1993年，“全国劳模”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两张证书拿到了胡启能的手上，这是对他多年来“苦心表演”的“肯定”。
图｜胡启能和他的女儿
他刚开始还比较谨慎，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别人看，时间久了，又当做炫耀的资本。
农资公司原来有一位学科技、爱搞创造发明、会写文章的职工，在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被评上了，但胡启能没有被评上。胡启能找人帮忙发了一篇英文文章，很快也被评上了高工。
得意忘形的胡启能在开会的时候打击这名职工：“我一年能找几个亿，你找回了什么？”这名高级工程师就这样被气走了。
靠歪门邪道搞到这些“名誉”，胡启能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曾大言不惭对公司一名领导说，他最适合的其实是从政，他当个副市长、市长没有问题。
为了掌控整个单位的绝对话语权，几个看不惯他平时作风，和他不和的几位领导先后都被胡启能挤走。几百人的公司，被他搞得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
有一次，公司的一位副总善意提醒胡启能：下属某日化分公司经理袁某反映，他的女儿胡雪梅经常到门市部随心所欲拿化妆品送人，每次都要拿两、三百元，影响不好。
于是，胡启能对袁某怀恨在心，觉得他是在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当着公司纪委领导的面大发雷霆，将袁某大骂一顿。
到了1997年，胡启能被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之后，他更是不可一世，生活奢侈腐化。
他用的公文包价值上万，他的办公室专门建了单独的卫生间和豪华浴池。
胡启能很会演戏、做表面文章。他经常莫名其妙在职工面前掏出一些药来吃，做出一副带病还在忘我工作的样子，后来有职工发现他吃的那些并不是药，而是“深海鱼油”之类的高级滋补品。
二、贪官翻烂的两本书
在公司组织生活会之时，他时刻表露着对党的无比忠诚，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
一次，在一个基层分公司为他举行的娱乐晚会之上，分公司的领导们按照他平时惯例，给他点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他把脸一沉：“怎么放这种歌！换了！换了！”
按照胡启能的要求，歌曲换成了《大约在冬季》，喝得半醉半醒的胡启能在这些部下面前不再演戏，将那股子吊儿郎当的猥琐气质表现的淋漓尽致。
除了享受之外，胡启能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女色。他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是厂里公开的秘密，他贪污挪用的公款，有一部分成为了他情人的证券账户资金。办案人员在搜查胡启能的住所之时，没有发现一分钱赃款，倒发现了两本快被翻烂的书。
一本是《国企领导人经济犯罪案件剖析》，一本是《春宫图》。他在《春宫图》上做了不少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标记，猥琐好色至极。
胡启能还曾恬不知耻地评价女人：花有百样红，人与人不同。
1997年，重庆某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企业上缴的税收达到一定额度之时，负责人就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胡启能钻了这个空子，让公司的财务加班加点，将两年多的销售收入累计到一年之中去做账。胡启能通过这个政策获得了41.5万元的奖励，他用这笔钱在重庆市中购置了豪宅。
1999年10月18日，农资公司的党委书记因年龄原因退休了，胡启能也慌了起来，他已经54岁了，觉得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他找了个得力手下，由他自己口述，手下写了一篇《我们的好经理不能走》。
胡启能拿着这篇文章在公司开了个中层会议，要求职工都来配合他演戏：全单位职工，只要在《我们的好经理》不能走上面签字，在职的可以领到2000元，退休的每人可以领到1000元。于是职工们都赶来签字，签完就可以直接拿钱。
当然，这些钱都不是胡启能自己掏腰包的，他挪用了公款87万元。
做完这些胡启能还觉得不够，猖狂地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钟文泽给“赶走”。正是因为他目空一切，胆大包天，才让他彻底栽了下来。
胡启能被捕之前，他手下几名副总经理已经陆陆续续被“带走”。他嗅出了风声，开始准备外逃。他的出国手续已经办理妥当，办公室收拾一空。待全部准备结束，他就提前“下班”，在出门前他找到几名手下说了几句话，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专案组恰好来到门口堵他。
从胡启能随身带的包里面，专案组工作人员找到了生活用品、出国手续等等。
三、面对审问全靠演技
所有办案人员对胡启能都有一个同样的评价——无赖。
胡启能刚刚接受审查之时，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自己写笔录。就因为这个要求，他和办案人员僵持了好几个小时。
他在工作人员面前胡吹自己，其他人绝口不谈，都以“年纪大了、记不清了”为借口，一个字都不愿意交代，还会拿出“官腔”教训人。
供销系统有人去看他的时候，他故意当着专案组工作人员的面表演，大声叮嘱部下在工作之中一定要坚持党性原则等等。
他每天还会走出房间唱一阵子京剧，专案组人员分析他这是在故作镇定，想要麻痹他人。
负责调查此案的几名年轻检察官很有耐心，在他们精心设计的问题之下，胡启能也会露出破绽。他很精明，一旦说漏嘴绝不认账。在看审讯笔录之时，两三页的纸，他能看三个小时，翻来覆去，每个字都要斟酌一遍，生怕留下什么漏洞。
一旦检察官问到具体的受贿事实，他就开始装病，谎称自己血压高。没想到办案人员早有准备，立刻将医生叫了过来，当场用仪器拆穿他的谎言。
随即他便大哭起来，说自己是公司的功臣，多年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检察官在审讯他时，曾劝他主动交出赃款，他一口咬定检察官这是在公然向他索贿。
胡启能有很高的反侦察能力，那本《国企领导人经济犯罪案件剖析》之中也是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批注。
他仔细分析这些贪官到底是怎么“翻船”的，他认为只要自己将无赖进行到底，什么都不说，就不会有人抓住他的把柄。
有关执法机关去抄胡启能的家时，根本查不出他家在何处。他的部下不知道就算了，就连每天送他回家的司机也不知道。
胡启能从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家的具体住址，他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让司机停车，再步行绕一个圈子回家。
图｜胡启能在法庭上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指望”零口供“能给他一线生机
他平时做事也是“滴水不漏”，无论是在办公室、家中还是宾馆，关门都要反反复复关好几遍，确认关严实了为止。
他在任何一个座位上坐下，起身都要仔细检查一遍，生怕落下什么东西，如果坐的是沙发，他还会将沙发的盖布掀起来看看，检查一遍。
胡启能不开口，专案组也没能从他的几名部下那里获得什么有用的线索。
他在公司采取的是“松散型管理”，每次出售化肥配额指标都不会亲自出面去谈去签字，都是派下属去操作。但实际上，他早已经从买化肥配额指标的公司那里索取了巨额贿赂。他的这些暗箱操作，即便是这几名部下都不知道。
审讯一度陷入了僵局。
2000年春节之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猖狂地表示他不用多久就能回家了。
四、检察官死磕4年搜集证据
贪污1000多万元的胡启能，从1999年案发，到一审、二审、复核共经历4年的时间，他百般狡辩，拒不认罪。
重庆市审计局和当地检察院共同调查，专案组人员了解到胡启能在广东沿海一带供销系统无人不晓，就前往沿海一带寻找线索，奔走沿海18个城市。办案人员找到了和胡启能交往甚密的汕头市农资公司，通过特殊侦查手段，查到了胡启能曾向该公司索贿共90万元。
在此期间，专案组人员接听到恐吓电话，甚至在路上被人蓄意撞车……他们生怕走漏风声，没有敢报案，一路上提心吊胆地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后，专案组人员直奔主题，胡启能还心存侥幸，气焰嚣张：“你们几个小处长算啥子？啥都不懂！”
其中一名处长将杯子一砸，愤怒道：“你算个什么？手下七八百人，老子在部队指挥几千人！”
胡启能马上就蔫了。
至于胡启能的赃款究竟藏在何处，专案组人员最终锁定在胡启能的儿女身上。
胡启能的女儿胡雪梅在重庆市某银行工作，2000年3月被逮捕归案。
胡雪梅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面对专案人员的询问闭口不语，面色凶狠地盯着办案人员。
检察官郑建湘翻阅了胡雪梅的个人资料，询问了她几个问题。也许是郑检察官的问题一针见血说到了要害，一直保持沉默的胡雪梅突然情绪激动，对着他大喊：“我出去后，要拿30万元买你的人头！”
郑建湘非常平静地告诉她，自己的老家就在广东湛江，在侦办胡启能案一年多的时间里，他5次去广东，5次过家门而不入。
图｜郑建湘
郑建湘没有告诉胡雪梅的是，在此案侦查期间，他的父亲病危去世，他没有时间回家看父亲最后一眼。
不知道当时的胡雪梅听到这些话是什么感觉，但郑建湘和其他几位检察官的心情是肯定的：无论如何，都要追回赃款，查到真相！
胡启能的儿子胡雪松在新加坡留学念书，专案组制定了周密详细的计划，一直到2001年5月，干警们秘密获悉胡雪松已经入境。
5月24日，胡雪松和妻子正在家中收拾行李，准备当天前往新加坡。突然有人敲门说检修水管，他们开门的一刹那，干警们迅速冲入，将胡雪松抓获。
胡雪松很快交代并协助检察院，从广东、深圳等地的9家银行保险箱之中取出了千万元的赃款。
在广东某银行的保险箱之中，胡启能的儿子取出了400多万的签名收据，不同金额不同币种的银行取款单，多的有上百万，少的有几千元。这样的取款单据有十多本
2001年11月16日，胡启能被带进法庭庭审之前，对着押着他的法警训斥：“拉倒啥子嘛拉倒，我还会跑吗？”
直到这一刻，他依旧未减嚣张气焰。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供的起诉书长达几十页，最终查实胡启能的犯罪事实有7项26笔之多。当庭宣判时，审判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全部宣读完毕。即便胡启能本人什么都不愿说，但这些都是无声而确凿的证据。
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胡启能瞪圆双目，装疯卖傻，大声回答“不知道”。他还大声斥责这是公诉人检察官对他的诬告，是某某某在搞他。他甚至还煞有其事拿起笔来一一记录，还像个法律专家一样“引经据典”予以否认。
所有的问题，他都在绕弯子，不正面回答，或者干脆说直接忘记。
每次说完一段话，他就拿起法庭提供的矿泉水悠然地喝上一口，好似老领导在作报告一样。
他还翘起了二郎腿，法官严厉警告他，他才慢悠悠地放下。
胡启能当着旁听的数百名公司职工的面，称交给儿子和女儿窝藏的260万元赃款是他母亲给他留下的遗产。旁听席一片哗然。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贪污罪最高刑是死刑，但是如果受贿、贪污者非国家公职人员，最高刑则是无期徒刑。
在足够充分的证据和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词面前，胡启能的辩护人辩无可辩，胡启能贪污罪已是定局。辩护方便和控方围绕“胡启能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展开激烈辩论。
辩护人认为，现在供销社已经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胡启能原来的国家干部身份也随之消失。但公诉方认为胡启能从1980年到被捕前，都是国家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农资公司虽然是集体企业，但不影响胡启能本人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最终，胡启能因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五、“零口供”也难逃死刑
当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陈一川宣判完毕后，审判大厅内顿时掌声雷动。
同在审判席上的还有胡启能的女儿，她也被判处了2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万元。
一名曾在胡启能手下工作多年的老职工泪流满面：“就是这些贼娃子，把我们的供销社都给整垮了。”
胡启能曾经的一名上级老领导亦来到现场旁听，胡启能被判死刑后，他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办案检察官和法官的感谢和敬意。把祸国殃民的胡启能绳之以法，我们党和国家大有希望啊。”
旁听席上几名年轻的检察官李建伟、张凯、郑健湘等，在查办胡启能案子的过程之中饱尝酸甜苦辣，受到多次威胁和恐吓，依旧是大义凛然。此时此刻，在掌声之中，他们眼中含泪，面对群众的赞扬，他们心中充满自豪。
而胡启能，他万万没想到检察官们能在“零口供”的情况下指控成功，在宣判死刑的那一刻，他的神情显得格外沮丧，两腿颤抖不停，额头直冒冷汗，双眼紧闭。
2003年10月29日，胡启能被执行注射死刑。
4名法警接到审判长“押赴刑场立即执行”的命令之后，将胡启能押赴刑场。
刚刚走出法院的院坝，前来送行的胡家人开始嚎啕大哭。胡启能的女儿大哭着：“爸爸，爸爸，我爱你……”
胡启能扭过头来唤着女儿的小名。
在胡启能被押上囚车开赴刑场的那一瞬间，他转过头看了妻儿最后一眼。
人之将死，和亲人的别离总是凄凉的。但胡启能得不到周围围观群众的一丝同情。
一位老人破口大骂：“贪官该死，都该砍脑壳！”
这是一名无赖至极的巨贪，他在官职上所做的桩桩件件丑恶之事，为他换来了权力和金钱，也为他打开了地狱之门。他的贪和恶让人痛恨，而在这起案件之中，每一位坚持揭露真相和追回赃款的专案组办案人员，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法网恢恢”，使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