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斋房楼的建筑布局和设计体现了对传统中国建筑风格的继承，如南大门至大礼堂轴线两侧的布局，以及礼堂两侧布置斋房的做法，都是中国古代书院讲堂左右布置斋舍做法的延续。斋房楼的建筑特点包括砖木结构、屋面为横三道屋脊、屋面四周有城垛式女儿墙相围，每个斋房门口均有悬山顶垂花门罩，顶部覆以筒板瓦，两个垂花柱之间镶刻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30块木雕花板，以梅兰竹菊、珍禽奇兽为主要镶刻内容。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斋房的独特风貌，使其成为河南大学乃至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珍品，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还体现了中西建筑风格的融合。斋房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既传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又巧妙结合了西方建筑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1921年开始修建东六斋和西二斋，本想东西对称各建六栋，但1925年需要建七号楼，选址在中轴线的西边，因此西边仅建两栋。到1952年，又在东六斋的北边修建四栋，由于年代不同，烧砖的方法不同，后建的四栋墙面颜色较浅，至此，共十二斋。斋房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一楼是相对各三间，二、三楼除了六间以外，门楼上还有一间。由于建造的年代较早，楼内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厕所建在斋房的后面，因为男老师多，男厕所大，女厕所小，后来才在每两栋楼房之间安装了自来水管。
最早斋房是学生的宿舍，待到1953年我家从北京搬到河南大学时，斋房成了教师们的家，我家住西二斋一楼进门北面第一家，体育教研室的杨秀英阿姨家住在我家对门。七号楼就在西斋房的正前方，西斋房的北边有一个小院，是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老先生的家，我和他的一个孙子是幼儿园同学，因此常去他家和嵇老的办公室玩。斋房里面没有厕所，河大盖九号楼的时候，在西二斋旁边，七号楼西边（背后）建一座厕所。厕所与众不同，大便池连通在一起，用木板相隔，每隔一段时间，有水自动冲刷，我很稀罕，不管离多远，我也得到这个厕所如厕。
我家就在七号楼背后，那时学校食堂在中排房的西边，我每天去食堂吃饭都要从七号楼路过。有一天吃午饭，我随母亲刚出门，看见七号楼三楼的窗户上站着一个女学生，嘴里不知喊着什么，准备往下跳，我母亲见状立即制止。但说时迟，那时快，女学生跃身一跳，我母亲试图接住她，还没来得及，女学生便跌下地，浑身是血。我母亲赶忙叫人，用担架把女学生抬往医院，也顾不上管我，随担架而去，那位女学生的惨状深深印在我脑海。
在西二斋仅住几个月，我家又搬到东一斋，还住一楼，但是南面中间那间。我母亲给我做了一套灯芯绒的海军服，曾搂着我在楼前照个相，照片一直保存到家从纽约搬到洛杉矶，不慎遗失。我穿着当时时髦的衣服，在学校里跑来跑去，我特别记得和团委书记曹振华感情颇深，见面向他行军礼，并说“首长好”。学校还有一个食堂在南大门的东边，离东一斋很近，我们又到东食堂吃饭。
1954年，我母亲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又生下二妹妹，我们家搬到半截戏楼街，请我表姐从我老家（河南淇县）来照顾几个孩子，我父亲必须住在学校，搬到了东六斋。1955年暑假，我母亲回来，把我接到东六斋，与他们同住，房间是一楼北面中间。暑假过完，母亲去上学，父亲要带学生去开封六中实习，我在这里住习惯了，主动要求继续住在这里，我父亲把我托付给张中义老师，带学生实行去了。
我一个小人住那么大一间房，总得养些什么，我在楼后面的草丛里看到一只刺猬，逮回来喂着。但仍嫌空荡，忽然想起东四斋门前有棵大桑树，何不用桑叶喂些蚕？我记不清找谁要的蚕籽，孵化出蚕苗，用根棍绑个铁钩，从桑树上採下桑叶喂蚕。蚕慢慢长大，需要的桑叶越来越多，我够不到桑树的高处，便请住在东四斋的历史系老师帮忙，许诺请他们到食堂吃烧鸡，因为我有大把的饭票，怎知道几十年后我竟和他们成为同事。蚕宝宝逐渐肥大，变得透明，我把它们放到竹扫帚上，待我父亲归来，五颜六色的蚕茧好似七彩风铃迎接他。
每个周六晚上演完电影，东一斋到东四斋前面的水泥球场，中间立着灯柱，装上五颜六色的日光灯，有学校乐队伴奏，团委书记曹振华亲自指挥，开办舞会。我和住在校内的几个小伙伴，在跳舞的人群中穿来穿去，随着音乐，学着大人的舞步，跳来跳去，大人们也喜欢逗我们玩，一直玩到舞会结束。
我父亲回来后，他的一位南京朋友路过开封，把我父亲留在南京的一副麻将带过来，于是每个周六晚上，看完电影，中文系的几个老师聚到我家垒起长城。他们打麻将，说不上是赌博，因为输的钱不是给赢家，而是放到一旁，待赢够一顿饭钱就收手，星期天中午带着我到北道门的福元居，大家饱撮一顿。斋房里面没有厕所，打牌中间需要方便，只得等待几分钟，如果我父亲去厕所，我可以上去替他，节省点时间。当年我是六岁，也就是说，从六岁开始我就会打麻将了，至今快有七十年牌龄。
1956年，我进入东棚板街小学（现在的开封一师附小），家搬到北炉坊胡同，我随表姐和两个妹妹一起住，我父亲仍住在东六斋。一天早上，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中文系老师，告诉我们我父亲煤气中毒，已经送到校医院。听到此情况，我表姐马上领着我赶往校医院（现河南大学幼儿园），到病房探望我父亲。见到我父亲，他告诉我们经过：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他在屋子里生有煤炉，忘记把烟筒放在煤火口上，造成煤气中毒。等他警觉爬起来，已经有些昏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因为是木地板，对门老师听见动静敲门查问，不见开门，马上从外面砸开窗户，爬进去看见我父亲躺倒在地，立即叫来几个老师，把他抬到院里，接触新鲜空气。随后找来担架，送到医院，救我父亲一命。
1960年代初，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我表姐来自农村，熟悉农活，就在东城墙边的空地上开了几片荒，种上黄豆和红薯。由于土地贫瘠，又买不到化肥，我父亲忽然想到斋房后面有一大排厕所，可以趁星期六晚上老师们都去看电影，从厕所掏大糞，浇到荒地上，增加肥力。于是星期六晚上我父亲带着我，抬着一个桶，到东一斋后面的男厕所掏糞，一个多小时能来回三趟。一个月下来，几片荒地施一遍肥，秋后收获几百斤红薯和百十斤毛豆角。为何趁星期六老师们看电影去掏糞？怕被老师们看见面子上过不去，结果被中文系老师知道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贴我父亲大字报《偷大糞教授》，说：“只见一高一低两个黑影，悄悄溜进厕所”，好像作贼一样，虽说具有调侃意味，但也成为我父亲的罪状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1972)，斋房里住满部队，开始（1968年）我组织了一个大学家属篮球队，队员包括杨秀英阿姨的四儿子刘津生、六儿子刘沛生、杨纪高副院长的儿子杨林军、高文教授的大儿子高长庚和我，就在东一斋到东四斋门前水泥地面的球场上与部队进行几场比赛，我们实力雄厚，胜利自不在话下。后来面临下乡，球队解散。1970年代中期，刘津生和刘沛生被开封市冷冻厂招进厂篮球队，成为开封市知名的篮球名将“大刘、二刘”。
我父亲一直保留着东六斋的那间房子，作为他的办公室。1978年我考入开封师院历史系（和东四斋历史系的老师们融汇在一起），年纪近三十，被文化大革命耽误十几年，只好笨鸟先飞。教室晚上九点熄灯，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我父亲就把东六斋的钥匙多配一把，让我晚自习后，有时甚至晚自习，都去他办公室再学习一两个小时。由于能多学一点时间，我的古代汉语和英语都有极大提高，参加全校英语竞赛竟获得第一名。
1981年暑假，我准备考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因为世界近代史不招研究生，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仅限于学过的那点东西，需要恶补，我干脆住在东六斋。学校里一群年龄小很多的孩子，每天下午都在东六斋楼前的篮球场打球，打完球就到位于东五斋和东六斋中间的自来水管冲洗，就在我的窗下。我过去曾是河大家属的小孩头，小我许多的孩子们仍把我当成“孩子王”，洗完以后跑到我屋里，不吃晚饭，带来麻将，摆上桌子，正式开打，一直打到深夜，经常被邻居敲门抱怨。可能由于他们的干扰，我考研究生的专业课不及格，没有被录取，但被留系进了我最向往的世界现代史教研室。
斋房楼伴随我度过了近三十年（1953～1981）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父亲九十大寿时我回国为他庆生，专门陪他到东六斋楼前，留下了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