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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5日，正在保定的廖汉生突然接到了北京军区的通知，要求他于6日必须回北京。
1月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有一群人进来，大声说道：“我们要求带廖汉生去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
会议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没人说话。廖汉生见状，冷笑一声，问道：“你们说怎么办吧？”
这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杨勇说道：“我看呐，要不还是去看看，正确对待群众嘛。”
廖汉生听后，当即从上衣口袋中掏出记着机密的小本交给党委秘书，然后才说道：“行，看来你们是早就商量好了。”
说罢，廖汉生便昂首挺胸走出了会议室，并回到了军区大院。然而，廖汉生紧接着便被非法关押了起来。此后近四年间，廖汉生一直被隔离审查，并在之后转到石家庄监护后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就连家人也无法联系。
1971年底，廖汉生的子女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父亲自被隔离审查以来，毛主席虽然几次提出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却仍然毫无动静。最后，他们向毛主席请求希望能够允许父亲先回京治病，并等待组织的审查结论。”
1972年7月7日，毛主席在看过廖汉生子女的来信后，在上面批示道：
“送总理阅处。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军区有关方面立即将廖汉生接回了北京，并宣布解除监护，归总政负责。此后一段时间里，廖汉生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等待着组织的结论。
1973年初，总政专门成立复查小组，负责调查廖汉生的“罪名”，并对此前有关他的所有材料进行一件一件甄别、取证、纠正。
据说，复查组当时接收到的关于廖汉生的材料装了足足半柜子，这些材料的提供者分别在北京、湖南、四川等地，为此，复查组先后前往这些地方找人，请他们实事求是重新表态。
最终，复查组在整理从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后，证实了加诸在廖汉生头上的几项“罪名”均不成立。
1973年12月，廖汉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并继续同阴谋集团作斗争。在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期间，他更是想方设法帮助部队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为部队的正常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之所以能够复出，是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过问，对此，廖汉生充满了感激。
1976年9月9日，正在上海疗养的廖汉生突然收到南京军区发来的一份急电，上面写着“毛主席病重”。短短五个字令廖汉生心慌不已。
他立即穿上衣服，不顾医疗工作人员的阻拦，急急忙忙赶回军区等待消息。自收到电报以来，他的心便一直悬着，他预感到可能将有大事发生。
果然不出所料，廖汉生一回到军区，便被告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廖汉生听后久久不敢相信，直到拿到中央的文件后，他才不得不逼自己接受现实。
紧接着，廖汉生便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并强忍悲痛稳定军心。
会议结束后，廖汉生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办公室，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哽咽地说着：“我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跟着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现在……”
为了送别毛主席最后一程，廖汉生正准备收拾行李前往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然而，就在这时，中央却下达命令，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其余同志不得进京吊唁。
廖汉生对毛主席有着很深的感情，尽管得知不能进京吊唁的命令，但他仍然决定要为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
于是，廖汉生立即拿起电话打给了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刚接起电话的陈锡联还来不及说任何话，就听到了对面传来的声音：“就算是抗命，我也要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陈锡联叹了口气，他理解廖汉生的伤心，也知道他的脾气。沉默片刻后，陈锡联说道：“我向中央领导反映后给你回复。”
9月16日，陈锡联给廖汉生打去了电话：“党中央已经特别批准你可以进京参加追悼会了。”
廖汉生激动地表示：“好，好。”
一挂掉电话，廖汉生便立即简单收拾前往北京。军委办公厅来接待他的同志，对他说道：“首长，你虽然能参加追悼会，但名单上面没有你的名字。”
廖汉生自然明白他们的为难，对此，他毫不在意地说道：“没关系，就算在会场外面也可以，我一定要为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
大家听后，都忍不住流下泪来。这泪水是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流，也是感动于廖汉生对毛主席的敬爱和情谊而流。
除了在风云年代中受到毛主席保护外，廖汉生还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行动中受到毛主席的鼎力支持。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将残兵败将聚集在我国西北地区，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分庭抗礼。
1952年，廖汉生奉命主持西北军区工作。这时，在解放军持续不断地打击下，反动势力也只剩下了马元祥和马良这两股匪徒。
败逃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利用空中优势，派遣军机进入西北地区，向二马空武器装备、弹药等，有了接济的匪徒更加有恃无恐。
廖汉生在得知此事后，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这两股势力，让甘肃、青海、四川三省边界的百姓过上安定日子。
1952年10月，廖汉生同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召开联合作战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并上报中央。此后，根据中央指示，廖汉生又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剿匪行动，并做出具体安排和部署。
1953年3月8日，一切准备就绪后，廖汉生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剿匪的情况。两天后，毛主席亲自发来电示，同意其剿匪部署，并指出“务必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廖汉生亲自坐镇指挥，围攻匪徒，虽然因粮草补给问题导致追剿面临困难，但全体战士们却斗志昂扬，坚持追击。
在对匪徒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廖汉生还主张从政治手段入手，瓦解匪徒，对投诚者一律从宽处理。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两大匪首已经落网，各股土匪势力也基本被消灭，西北军区将这一战报汇报给中央后，很快便收到了慰问电，全体将士深受鼓舞。
至此，困扰了甘肃、青海、四川三省多年的匪患在廖汉生的主持下终于被彻底解决。
在剿匪期间，廖汉生还积极建设西北军区，当时，西北军区有多名苏军顾问。廖汉生虽然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但也绝不盲从。他始终坚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向苏军顾问介绍我军情况，让他们在了解解放军的情况下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建议。
廖汉生的做法给西北军区的建设带来了很大好处，大家在一起能够更协调地开展工作。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向廖汉生仔细询问了西北的情况，廖汉生均一一回答，毛主席时不时点点头。
会议结束后，廖汉生更是动情地表示：“毛主席十分关心西北军区的建设。”
在与毛主席的接触和工作中，廖汉生更深深折服于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工作能力，他以毛主席为榜样，积极奋战在一线。
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百年潮2000年4期、党史博览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