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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吗,按照字典解释,一个主张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权利的人。现代社会,无论贫穷富有,残疾还是健康,男人亦或女人,在接受教育、独立财产等方面按照法律原则不都享有同等权利吗?当然,实践层面未必都做到,不过原则的平等并没有争议,只要原则不变,实践自可缓慢推进。如此看来,所谓女性主义者,不就是人权主义者吗?因此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人权主义者。

更何况,性别对立已经成了网络引流密码,总有人发布一些或真或假的厌女恨男之类的故事,顶着女权主义的旗帜引发骂战。让我这种争端回避型的人本能离这个词就更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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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来读尼日利亚女作家阿迪契《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和《亲爱的安吉维拉》倒是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

01

与时下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相比,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直白到简单。《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是阿迪契在TED演讲的修订版。《亲爱的安吉维拉》则是写给朋友的回信,建议朋友如何养育女孩。

其实,女性主义本来就是面对现实中的女性困境兴起的理论,与抽象的理论探讨相比,它原本需要的就是对现实的关照。

正如阿迪契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之所以经历某些特别的事情,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因此,她从不用人权主义代替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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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契的父亲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19岁去美国留学。和所有的现代女性一样,政策和法律的变化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不过,成长过程中内化了的性别规训是很难改变的。

阿迪契上小学时,考了第一名,老师明明说过考第一名做班长,结果班长却是第二名的男生,因为默认只有男生才做班长。

阿迪契成年后,第一次给研究生上写作课,穿了一套非常严肃、非常男性化,而且非常丑的正装。只有这样,她才觉得更有威信。

比政策和法律更顽固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毕竟,跟有形的法律政策相比,我们被更多无形的东西包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但又真实存在的禁忌,那些他人的目光---也许这些构成了我们未曾察觉的潜意识。

比如我的争端回避型人格,是不是女孩特有教育的原因?“她们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让她们相信讨人喜欢非常重要,并且讨喜是个明确、具体的品质。这一明确、具体的品质不包括当众发火或是强势好斗,抑或公然与人争辩”。

或者,这种回避是不是继承了母亲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潜伏在我们的血脉中,构成了我们未曾觉察到的潜意识。

也许都有,我不知道。

02

我只知道,在我出生以前,妈妈和无数母亲一样,期盼着生个儿子。

那个时代,母亲们爱儿子,有纯粹的母爱,也有功利之心,儿子能帮助她们在婆家站稳脚跟,替夫家传宗接代。其中还有些替代性移情,生了儿子“就好像希望弥补一个女人无所作为的过去一样。一个男人至少是自由的,可以尝遍喜怒哀乐,走遍东南西北,跨越面前的障碍,抓住遥远的幸福。可对一个女人却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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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对女儿的爱呢?

妈妈生下我后,想必是有刹那失望的。她依然很爱我,这种爱催生了无数的忧虑恐惧,仿佛女儿来到世上就是服一场漫长的苦役。

村里有夫妻俩打架,她感叹,女人就是力气小,打不过男的。

村里有女人出事故死了,婆家得了十几万,丈夫隔年又娶了一个妻子,娘家父母只得500块赔偿,还是因为那父亲是村干部,有话语权。她感叹,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

妈妈为我们的成长提心吊胆,她总能看到乡村女人最无助的那部分。

这种安全感的匮乏大概是因为妈妈幼年丧父,更是因为乡村世界对女性有着敌意。毕竟,在农村,男人是劳动力,是家庭的底气,而女人则是赔钱货,是随时可能被抛弃的不良资产。

据说,我的高祖母生了女儿,精明的高祖父赶紧把出生的孩子扔到河边。后来,还是月子里的高祖母颤巍巍的去捡回来。高祖父为人会算经济账,生女儿,得给她从小攒嫁妆,嫁出去后四时八节得送礼给她撑腰,精明的高祖父自然不想养。

嫁到隔壁村的秀英姑经常回娘家,给她娘收拾洗晒,时不时带点肉或者其他菜。

我妈感慨,“秀英小时候差点被亲娘闷死,现在她娘靠得住竟然只有她。”

当年,秀英的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觉得孩子够了。孰料后来又怀孕了,生下一看,是个没用的女娃娃。她娘把孩子往地上一放,拿个盘往娃身上一罩,指望孩子自然闷死。她男人收工回来,问她:“你生的娃呢?”拿开盘,娃还活着呢,这才救下秀英一条命。

孰料,多年后,秀英的两个哥哥娶不到老婆,做了人家招夫养子的那个夫,姐姐远嫁,都顾不上爹娘。她爹娘反倒是得了秀英的劲。

在乡村,与女人相关的事情总是容易倒霉的。男人从女人裤头下走,会倒霉,孕妇到别家串门,那家会倒霉,----

后来才知道,其实不仅在乡下,在城里,在整个世界大抵都是如此。

就像杰梅茵·格里尔说的,卫生巾广告永远不会有一滴血,女性们经常厌恶的是她们自己。读杰梅茵·格里尔时,我已经读研了,在课堂上探讨诸如feminism译作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男性可不可以是女性主义者,男子气质同样是对男性的制约等。

那时候女性主义刚刚从历史的污名中有所解放,算是进步理论,哪里知道若干年后的现在,它又背上了莫名其妙的骂名,各种热点事件的评论下被人胡乱拉踩。

其实,谁是女性主义者呢?

两百多年前,清朝女性沈善宝的父亲自杀后,她“自恨弱草质,不栉非男子”。身为长女的她,勤学诗画,为母亲分忧解难,靠出售书画作品的收入养活家人。后来,二十七岁时她又筹够了资金把父亲、母亲、妹妹、弟弟、伯祖、庶伯祖母、纶新叔、庶祖母八人葬入祖坟。“八棺并葬心无憾”后,30岁的她嫁给安徽来安人武凌云为继室。她生了三个女儿,也视继子女为骨肉,她的《名媛诗话》就是继女武笺霞帮她完成的。

一百多年前,沈善宝的曾外孙女吕碧城之父吕凤岐去世,家产因无男丁继承被吕氏族人夺取,“复幽禁余母女数人”。吕碧城四处告援,几番波折后将母亲救出。后来,她离开寄居的舅家,卖文为生,她成了《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她终身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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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是女性主义者。

其实,结没结婚,穿裙子还是穿裤子,有没有原谅出轨的丈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勇气,发挥自己的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而不是社会的性别期待度过这一生。

为每一个勇敢的女性主义者点赞。

作者: 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