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生前想要消灭的“四人帮”，就被新的中央粉碎消灭了。“四人帮”的消亡，可以说让许多原本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人，焕发了生机，得以换一种活法。其中便有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
当新的上海市委，问贺子珍有什么需要或帮助时，她说出一个藏在心底30年，不敢讲出的心愿。这个心愿相当朴素。
当初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放弃攻打长沙，转而带兵上了井冈山，扎根发展，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与永新女英雄、暴动女将贺子珍，进行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初次见面，毛主席爽朗一笑，对贺子珍说：“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从此，他们开始了近10年的艰苦奋斗生涯。那10年时间里，他们既是夫妻，也是战友，更是同志。在遵义会议前的人生低谷，唯有贺子珍一人不离不弃，寸步不离毛主席。
可是等到红军到了延安，贺子珍因体内弹片和跟毛主席赌气，远走苏联。毛主席不止挽留了贺子珍一次，但始终不能改变她的心意。毛主席略带感伤地说：“我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有发言权了，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是毛主席对同甘共苦的妻子，敞开心扉的肺腑之言。
多年后，贺子珍每每想起毛主席说起这话时的神情，就忍不住悲伤落泪。1937年，贺子珍走了。在苏联的生活，并没有她想得那么开心。她还因为一些误会，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吃了不少苦头。一直到1947年，她才在王稼祥的帮助和毛主席的批准下，回到中国。
建国前后，贺子珍是想去北京定居，甚至见见毛主席的；奈何火车行至山海关车站，她被几个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不许她进京。直到她去世，也没搞清楚他们是得到了谁的指示，来拦截自己的。
上海解放后，贺子珍便来到上海，受到了作为东道主的陈毅的热情款待。一番接触过后，贺子珍对妹妹贺怡说：“陈毅还是老样子，不过好像比以前更活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贺子珍都是生活在南昌、上海两地。
毛主席与贺子珍虽然没怎么直接来往，但因为爱情的结晶——女儿李敏的存在，彼此的情况一直都知道。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在庐山上，跟贺子珍见了一面，谈了一谈。可惜，双方还没尽兴，就被一个不速之客打来的电话，给弄得再次天各一方，不能见面。
李敏曾提过，要把母亲贺子珍接到北京居住，自己好照顾她的生活。毛主席叹了口气，表现得很无奈，但又不知道怎么解释好。起初，李敏有些愤懑不了解；慢慢的，她明白了爸爸的难处。贺子珍若在北京，江青肯定会闹，到时家宅不宁，毛主席夹在中间很不好做。
“文革”中，江青曾想把贺子珍弄到西北荒凉地区去，她请陈伯达帮忙。陈伯达也自觉不好提，就委托汪东兴试探毛主席的口风。没曾想毛主席的反应很激烈：“我不同意！”并问汪东兴：“这是谁出的主意？我不同意。”江青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止下失败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贺子珍一听到这个消息，先是一愣，然后大哭不止，几天不吃不喝，哭累了睡，醒了继续哭，哭到最后都没泪水了。贺子珍的心情极度低落，说毛主席临终前儿女不在身边陪伴，好可怜。
贺子珍十分渴望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吊唁毛主席，为毛主席守灵，但她知道，江青还在，自己若去了，十有八九会闹得十分难看。李敏参加完爸爸毛主席的追悼会后，就立即回到上海照顾母亲贺子珍。
贺子珍对女儿、女婿说：“你们对爸爸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继承你们爸爸的遗志，好好为人民服务。”
之后没到一个月，就传出“四人帮”被中央粉碎，江青被逮捕的消息，贺子珍的心情一下变得十分舒畅起来。当新的上海市委探望病中的贺子珍，问及有什么困难和未了的愿望时，贺子珍一字一句地艰难说道：“我想去北京，我想看看天安门，我想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这一朴素的心愿，不禁让听到的人心头一震：这位比毛主席还更早上井冈山的老革命，竟然还未去过新中国的首都！贺子珍的心愿，得到各级领导的一致批准，并为她专门调来专机，在301医院安排好相关的医生和安静的病房。
在纪念堂敬献给毛主席的花圈上，贺子珍将自己写作“战友”，毛主席的战友。相比较“同志”，战友更符合他们共同战斗过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