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
——抗美援朝老兵杨映法事迹专访
杨学杰 房乃发
（根据杨映法同志口述整理）
作为一名通讯员，他身背信号枪，始终紧随营参谋长，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除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外，还要随时用不同颜色的信号枪，向指挥部报告阵地上发生的最新情况，丝毫不能有误，他就是机智勇敢、沉着冷静，与死神多次擦肩而过的抗美援朝老兵——杨映法。
杨映法，1935年9月出生于杨稍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51年志愿参军，1953年元月过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10月回国。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三次历险。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提干，历任一级文书、管理员、股长、科长，在部队工作28载。1979年12月，转业省农机公司任副总经理直至1995年退休。
2024年3月12日，我们专程去兰州看望慰问并采访了杨映法老先生。走进杨老的家，窗明几净整洁有序。杨老虽然已90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表达流畅，生活自理。几十年来，不管是在部队、在地方工作，还是退休生活，杨老始终感恩共产党，不忘党和部队的教育，保持革命军人的本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贪不占、无怨无悔，坚持原则、问心无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杨老、聆听杨老的革命故事。
入伍集训
我的家乡在东湾镇杨稍村。解放初，杨稍与毛卜拉、红沟、毛河洛、卯河水是同一个乡，叫鼎新乡，属靖远县打拉池区。1951年5月，我在小水上小学，临近毕业时，国家号召抗美援朝，我就在小水学校报了名，告诉家里后，我哥把我接回了家。鼎新乡这次参军的共有19人，我们挂红花，骑骡子、骑大马，乡上隆重地把我们送到靖远县城，住在会馆巷的山陕会馆里。
一个多月后，我们从县城出发，身上背着一个慰问时发的小袋子，上面绣着五角星，里面装着两三个鸡蛋。在二十里铺过祖厉河，沿山路上了西塬。途中住了两夜，第一晚住在若笠的一个村子，第二晚住在贡马井老乡家里。过了贡马井就下山，晚上到达目的地榆中县的清水。
接收我们的是西北军区补训团独立营，我被分到二连二排，连指导员是阎生银，排长是戴学习。一起参军和我分在一个班的有杨通行、张彦贵、张仕宏，路思安当了司号兵去榆中县城培训，路思义在营部当通讯员。路思荣分到哪里记不清了，入朝后他在21团一营炊事班当副班长。
在榆中时，战士们的被褥都不统一，有蓝色的、有条状的、有粗布的，一直到了七师老部队，才领到了统一的背包。在清水时，杨通行不知得了什么病，被隔离了三四天，一个人住在连队附近场上的草窑里，我每天给他端饭送水。训练了一个月后转到定官营，继续接受新兵训练。1952年3月，部队进行整顿，靖远去的新兵因病、年龄大、社会关系复杂等原因退回了约三分之一，留下的都是政治可靠、身体素质较好、训练表现积极的。
1952年6月，我们补训团补充到了三军，驻守张掖、高台、武威、酒泉等地，靖远籍的大部分都分到七师了。我被分到七师19团2营机炮连当通讯员，报到后背包还未解开，又把我带到了营部通讯班。班里共有13人，这段时间除了训练外，就是学文化。
1952年7月，三军和一军整合成新的一军，保留了七师番号。1952年10月，部队开始紧张的练兵，并清理个人多余的东西，准备入朝参战。12月，我们从张掖出发，坐汽车到了兰州，两三天后，又坐闷罐火车到了吉林的梅河口，这是个朝鲜族居多的村子，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换装，统一装备了五三式冲锋枪、重机枪等苏式步兵装备。当时，为了防止美军在仁川二次登陆，对我军分割包围，军委调一军和四十二军入朝应对。
初入朝鲜
1953年元月，我们坐闷罐火车从梅河口出发过江入朝。到朝鲜的阳德下火车时，天快亮了。因怕遭敌机轰炸，我们背着武器、背包、粮袋等开始急行军，进山后白天就地休息，夜里行军。沿途有公路、山路，还要淌水过河，又急行军两天两夜。当时气候寒冷，河水较深，没过膝盖，背包都浸湿了。一路还要防敌机、防特务。敌机飞过来时，防空哨打防空枪，我们就向路两边隐藏，敌机飞过后继续行军。
当时朝鲜的特务很多，他们伪装成老百姓搞情报搞破坏，部队要求大家不能掉队，掉队了就可能被特务残害。虽然背着五六十斤重的东西行军很艰苦，但我始终坚持着，没有掉队。穿着被水浸湿的裤子，寒风吹来，像刀割一样，感觉很冷，一停下更冷，不能坐，也不敢坐，困了就站着靠在树上或路边打个盹。到了宿营地，就地倒头就睡，不脱衣服不解背包。
两天后到了谷山，这里还不是前线，我们住在友军住过的地窝里。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木头盖住，再盖上土，做些伪装，一个班一个窝棚。朝鲜雨雪多，床铺都是湿的。连队的情况更差，他们住在山洞里。
驻下后就进行训练，并在临津江边白天黑夜进行巡逻，三人一组，两小时一轮换，以保证周边环境的安全。敌机有时候也来侦察、轰炸、散传单，进行反宣传。有时我军的飞机也飞过来，但没有发生空战，主要是给我们助威。此时，上面已派人上了前沿阵地，向友军学习，熟悉战场环境。
在这里，部队要求我们每个人把换下的衬衣、棉衣等个人所有物品包起来，给家人写的信也放在里面，再给一块布条编上号，基本情况、家里通讯地址都做了登记，回来后对号取东西。上战场前，把有编号的布条系在钮扣上、裤带上，万一牺牲了，找着上半截身体，或下半截身体，看到编号，就知道牺牲者的姓名了。战前动员、思想教育很充分，那时只有一个心愿：千方百计的完成任务。能不能活着回来，也没多想。
后排左为杨映法
战前准备
1953年3月底进入阵地，一军当时进入三八线西边防御阵地，一师在东，二师在西，七师居中，当时进行的是阵地防御战。此时，中、朝、美三方已经同意停战，但南韩李承晚不同意，制造事端，妄图借用美军的力量，再向北扩展。
为了实现停战，志愿军决定给南韩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在1953年6月发起了金城反击战，也叫夏季反击战。战役的主战场在平康一带，以四十二军为主。一军进行配合，以七师为主向敌占笛音里、桂湖洞、上埔防老秃山对面15号等阵地发起攻击。
十九团的战斗任务是攻取敌占笛音里阵地。为了打好笛音里战斗，司令部调了两个炮师，两个卡秋莎炮团前来配合。但在战前头一天，十九团指挥所被敌机突然轰炸，坑道口全被炸塌堵死，团领导除孙锡成副团长去前沿阵地检查连队进攻的准备情况幸免于难外，十九团团长康致中、政委孙泽东、参谋长王伯明和各营营长、进攻主力连的连长等100多人全被埋在指挥所的坑道里了。
这个仗还打不打？怎么打？当时上面要把十九团撤下来，另换部队攻打，但孙锡成副团长和十九团的广大官兵坚决表示要为团长、政委报仇，那怕剩一个人也要打。孙副团长是河北人，战斗英雄，他的脸部还留有被敌人刺伤的刀痕。最后师里派政治部副主任丁军来团任政委，由孙副团长指挥这次战斗。
敌占笛音里有13号、14号、15号、16号四个阵地。当时我营六连和兄弟连队攻打13号、16号阵地。14号、15号阵地是主阵地，由我营四连和一营二连主攻。当时，我在二营营部，营长王英志在开会时被埋在团指挥所坑道里了，副营长张德才去了骡马大队，营里没有参谋长，就调三营七连连长马鑫为二营的参谋长。战前，我和另一个通讯员跟教导员，第二天上阵地时，让我跟参谋长。当时营通讯班已经牺牲了几个人，剩下的文盲居多。又把五连的通讯员调来和我给参谋长当通讯员，并向我布置了具体任务，除了保护首长安全，完成首长交办的任务，还随时向指挥所报告阵地上的情况。
幸免被炸
天刚黑，我们带着一个小电台，跟着参谋长随四连进了屯兵洞。屯兵洞就是利用夜幕掩护，在敌人阵地山脚下挖的一个能够容纳10到30人的地洞，目的是在进攻时能以最短时间冲上敌人阵地。洞既窄又矮，进去后抬不起头，只能坐下。屯兵洞离敌人阵地很近，一旦被敌发现，就有灭顶之灾，一营一连就被炸埋在了里面。在屯兵洞里不能咳嗽、不能说话，怕山顶上敌人听到。夜里三四点，我军炮火向敌阵地开始袭击，大家都出洞适应洞外环境，整理服装、装备，静静的等待进攻命令。指挥员在频频的对表，时间一定要准，如果快了就有可能被自己的炮弹误伤。
进攻时间一到，我军炮火不断向前延伸，我们就在后面跟进。我跟参谋长和四连一块冲上了14号阵地。我的主要任务除保护好首长外，敌人来了多少人？在几号阵地？几号区域？要用不同颜色、数量的信号向指挥部报告，不能有误。如果信号发错了，不但不能精准的炮击敌人，还有可能误伤到自己的人。
我们冲上了14号阵地后，迅速消灭了残余之敌。四连除留一个排坚守外，其余人又向15号阵地进攻。这时，交通沟已被炮火炸平，遭敌人炮击，没处躲藏。参谋长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跟着他，就问：“另一个通讯员呢？”我随口说，在后边跟着呢。转头寻找，没见。因为参谋长是从三营调来的，战前互不认识，也不知道我和另一个通讯员叫啥，我也不知道那个通讯员姓啥，只知道他是陕西人。他说：“你到后边看一下”。我掉头往下走，看见他趴在一斜坡处不动，已经牺牲了。
我返回报告参谋长，他又问：“他的枪呢？”我说，没看到。他又命令我：“你去看一下，把枪要拿回来。”我又返回去拿枪。枪压在他的身体下面，我伸手去翻时，触到了他被炮弹炸出的肠子，还是热的。当时，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参谋长在高处站着，很危险，我把他往低处拉了一下。炮弹在阵地上像爆麻子一样遍地开花，头顶上的空炸炮不断爆炸，弹片横飞，谁都有可能被炸，就看运气了。这个通讯员就这样牺牲了，我和参谋长侥幸没被炸着。
杨映法（后排左二）和战友们在朝鲜
躲过冷枪
天快亮了，15号阵地枪炮声也停了，那是敌南朝鲜首都师的一个加强连防守的山头。参谋长让我到15号阵地察看四连、二连把敌人消灭完没有。接到任务，我二话没说，啥都不想，没带枪，也不知道害怕，只想把任务完成。从14号阵地到15号阵地中间，有个山凹，铁丝网被打成了一堆一堆的，填满了，根本过不去。我就向山坡下边走，到没有铁丝网的地方过去后，再往上走。
到15号阵地，遇到负责警戒的四连战士，问：“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营部通讯员，他让我回答口令。口令只能说一个字，对方对第2个字，对上了说明是自己人。找见四连指导员刘有旺，他问：“你怎么上来了？”我说，参谋长让我来了解一下阵地上的情况。他说：“阵地已经被我们四连和二连占领了，俘虏也送下去了。”
返回14号阵地，我给参谋长汇报了情况。参谋长说：“14号阵地已经打平了，没有任何隐蔽，没办法守了。”就带着我们四五十人去了15号阵地。
第二天天快亮时，我们到了15号阵地，把指挥所设在一个面向我军的坑道里。战前这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修的很好，里边有木头柱子。参谋长让我到前面二连去问一下情况。我出了指挥所，准备从交通沟到二连。敌人的交通沟都是用整齐的沙袋垒起来的，有一人多高。在交通沟走了一会儿我有点怕，因为交通沟伤亡的人很多，双方的人都有。俘虏虽然带下去了，但战场还未清扫，有的敌人死了，还在那儿趴着，抱着枪。怕遭到还活着的敌人的袭击，我又上了交通沟，想从山头上走个捷路，尽快地完成任务。
突然，一声冷枪，声音脆的很，是八发机，那边枪一响，子弹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趴下，躲过一劫，又跳下一米多深的交通沟，这时也不知道害怕了。
二连连长、指导员我都不认识。文书顾克霖是靖远人，老家是东湾砂梁村，迁移到打拉池，他从那儿入伍。人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新兵连，他在连部当文书后经常见面，这次战场相见还说了几句话。向连长了解了阵地的情况返回汇报，完成了任务。阵地上没吃没喝，我们继续坚守，观察敌人动静。
下午，我们搬到了敌人的连指挥所。这个坑道比前边的那个大，有20平米，墙是一尺粗的木头码起来的，顶上铺了两层30公分以上的木头防护，再用土掩盖。坑道口和交通沟连着，后边还有个通道，到二连连部就走这个通道。
这天，炮兵观察所也到前沿阵地了。敌人从对面的“特1号阵地”派出了一个营向15号阵地进行多次反扑，都被我们打下去了。当天，还补上来一名通讯员范学义，他是山西人，1951年参军的，参军前在西安的一家店铺当店员，不识字，个子也不高，当兵时只有13岁，很麻利。
上阵地后，我把阵地的基本环境都向他做了介绍，按理说他不应该出事。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出去干什么去了？还是参谋长让他干啥去了？他再没有回来。当时大家都没注意，后面一个炮兵观察所说，有人被冷枪打中从山上滚下去了，查了半天就是他。他是怎么暴露的，我也不知道。就这样，他刚上来就牺牲了，我们三个通讯员，又剩我一个了。
杨映法（二排中）与战友们在朝鲜
被埋坑道
大概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坑道指挥所里，坐着休息，电台灯也亮着，突然，遭敌炮轰炸，坑道口被敌炮炸塌堵死，里面的灯都灭了。参谋长说：“大家都知道坑道口，我们没有工具，用手刨行不行？”坑道里面都是比较大的木头、石块，大家也试着刨了，用手根本刨不开。我们被关在里边，和外界的联系断了，就静静的坐着，也没有人说话。被关在里面的有10多个人，有参谋长马鑫、军械员宋锦义、一个参谋、电台的三个人，还有连里来的人。
在里面多长时间我也搞不清楚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能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一次是见不到家人了。团指挥所被炸后，直到停战以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挖出来。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突然从上面传来了“咚、咚、咚”的响声，是敌人在打炮，还是战友在营救？一会儿从桌子上边一个木头缝里往下淌土，越淌越多。上面喊话了：“里边能听到声音吗？”我们回了话。“你们放心，我们在抢救你们呢。”里边的人听了都很高兴。不一会儿从木头缝里掏开一个洞，我们从这个洞里爬了出去，里边的人全部得救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救我们的是一个工兵排。这儿离对面敌人不到100米，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内，当时如果对面之敌打枪的话，工兵排的战士有多危险！他们是拼了命来救我们。
二连的连部也被炸了，里面的人都被活埋了，不知道二连的文书顾克霖是牺牲了还是负伤后被送下去了？停战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如果牺牲了，他的骨头还在那个阵地上。
特殊待遇
可能是指挥部认为我们已经救不出来了，就让从骡马大队回来的副营长张德才，上来接替参谋长指挥。我们从被炸的坑道里出来一会儿，就见到了张德才。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兵，加入我军后当了参谋长，汉中人，我当通讯员时，他穿的像个炊事员一样，初次见面他问我多大了？家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我当时也不认识他，就问他同样的话题。班长说：“你傻着呢吗？那是谁呀？那是参谋长。”
当时确实不认识，还以为他是炊事班的，没想到参谋长不但穿的和战士一样，还这样平易近人。这次他带上来两个通讯员，对参谋长说：“你把小杨给我留下行不？”参谋长看了一眼疲惫的我，说：“行呢。你要叫他活，就叫他缓上两天再上来，你要叫他死，现在就给你留下。”当兵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直。副营长再没说话，我就跟着参谋长撤下去了，副营长接替参谋长指挥。两天后，当我们准备再上阵地时，二师的友军把这个阵地接了，我们部队全撤下来了。
下了阵地后，我随参谋长到团指挥所去给首长汇报。当时我们裤子被铁丝网挂的索索拉拉的，很难看，为了使军容尽量好点，就把裤腿卷起来。到了团指挥所后，看见孙锡成副团长坐在用炮弹箱子支起的桌子前。走到门口，被一个参谋拦住，得知我们是从15号阵地上下来的。参谋说：“副团长正等你们呢。”我就跟参谋长往进走，参谋让我停下，对警卫员说：“给这个小鬼搞些吃的。”
我刚要走，孙副团长突然喊：“你站住，过来。”我不知道要干什么，走到他跟前。他问：“你带的什么枪？”卡宾枪。“你捡的吗？”不是，是二连文书给我的。他们先上阵地，我从缴获的武器中拿了一支。他突然脸色骤变：“你的枪呢？”我没有枪，带的信号枪。“你的信号枪呢？”交给副营长带的通讯员了。白参谋长说：“就是就是，他带的信号枪。”
问过话后，副团长让警卫员带我去吃饭，去了也没什么东西，就是菠萝罐头。盖子打不开，就用十字镐打了个眼，喝了些水，这已经是团部对我的特殊招待了。
之后，我们就撤到后边去了。穿过出发前的阵地，淌过尼古川河，经过谷山，取了个人物品，一直撤到桃川里。
这里比较大，是平原，在公路边。我们住下后就搞训练，准备再打敌“特1号阵地”。停战前夕，师后勤处驻所御水洞又被炸了，处长、政委多人牺牲，造成了较大损失。
听到停战的消息，朝鲜老百姓白天黑夜的跳舞庆祝，高兴的连饭都不吃。部队继续整顿、训练，以应对敌人破坏停战协定。
当时朝鲜老百姓确实苦得很，一个村子里除了腿有残疾的人外，没有一个年轻人。他们的房子进门就是炕，边上就是做饭的地方，房屋特别简陋。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好，要是下雨了，他们就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还把战士们的湿衣服压到他们身子底下，往干里焐。我们走时就把随身带的口粮尽可能多的给他们留下一些。志愿军用铁的纪律和真情，与朝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此时，因为三八线中间还要留出空地，做为非军事区，前线部队不断的往后撤。我们不属于往回撤的部队，又返回到谷山驻地。这时，祖国的慰问团来了，带来了茶缸、毛巾等慰问品、纪念章和祖国人民的亲切慰问！
多次表扬
稳定下来后，我们开始搞营建盖房子。所谓营房，就是把木头立起来，从山上割些草，遮住屋顶，再把草编成盖子，挂到木头上就成墙了。把木头铺在土台上，上边铺些草就是床。总算有了房子，比地坑、窝棚、坑道好多了。
1954年底，我调团通讯连当文书，后来，上级想让我当文化教员，正排级。我文化低，不善歌舞言辞，自感不能胜任，就拒绝了上级的好意。1956年元月，由连长张剑和李世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我调团军械主任办公室，任一级文书，副排级，准尉军衔。连长说：“你这人真怪，正排级你不干，却愿干这个副排级。”
杨映法（右）被授予准尉军衔
我就是这样的人，想干喜欢干并能胜任的工作。当时从营里往团里调的机会不多，我自己没想到，事前也没人给我说。回想起来，可能是孙副团长起了作用，那次简短见面对话给他留下较好影响。后来他到武汉警备区当司令，我在师里当科长时，他还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共叙友情。
我家贫寒、年龄小、文化低，当时只有21岁，能被组织认可并提干，主要是党的培养教育。从个人来讲，主要是能吃苦，工作认真，干啥都能得到好评。我没当过副股长、副科长，1966年9月直接从军械助理员提为军械股长。1969年9月调师军械科长，后军械科和运输科合并成立装备科，我又被调到战勤科当科长。一年多以后，又回到装备科当科长，干老本行去了，这一干就是十年整。在这个岗位上，我不断总结经验，钻研业务，熟悉陆军师的各种军械装备，成绩明显。1978年还受到军通报表扬。
团里望远镜坏了，要送到昆明等地去修理，没有半年回不来。部队对此有意见：“有任务怎么办？”我就从下面选了一个战士，派到光学厂去学习，学成后提干为技师，他的任务就是修理望远镜。从此，望远镜修理不用送到外地，在师里就能修好。这项工作得到了南京军区的肯定。
团里换装备，要把换下来的枪械，装回新换枪械腾出来的箱子里，恢复原位。发蓝枪头要涂漆，团里干不了，我们科就组织人干，受到武汉军区表扬。
车辆出现故障，靠师里的设备进行大修，不分昼夜，48小时抢修好，包括换汽车的闸箱，做到了大修不出师。武汉军区、南京军区都给予过奖励。南京军区装备部对我们科的工作影响不错。
1979年，军区装备部选调我到南通军代室去当主任，职责是管军用产品生产的军代表。权限很大，我文化低，搞军械装备还行，我也热爱。但对军用产品的生产管理，我是外行，怕干不好。坚持回到原部队后，要求转业，结束了军旅生活。
军魂不倒
1979年，转业被安排到省农机供应公司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兼仓库主任，和以前分管工作相近，也不算外行，一干又是17年，直至退休。
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不当人民的老爷，条件越好，地位越高，越要想到群众的困苦。编谎骗人的事不能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实事求是，待人以宽，对困难群众，多一些理解，能帮就帮。
杨映法（后排右三）与傅全有（前排中）等合影
仓库工作的都是装卸工，大都是40—50岁的妇女，有时铲车坏了，就要人工搬运，很辛苦。国家对农机事业非常重视，一年的仓储费就80万元，所有物资从检验、进货、到出货，摊子大，分工细。我边干边学，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党和部队培养成长起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一有时间我就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凭实干和群众打成了一片，虽然吃苦，但得到了她们的认可和信任。
仓库里的工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迟到了，我没有扣过她们的工资。这些人都有实际困难，工资待遇不高，无法给她们增加工资，但也不能管的太紧，该干的活还得干完，不耽误工作就行。
分管仓库时，国家有政策，对老旧产品、残缺产品要清理报废，该报废的不报废等于沉淀资金，不该报废的报废了又给国家造成损失。但有些残缺产品的零部件部队和一些门市部有，我组织检验、保管和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一件一件亲自过，从部队和市场上找零部件，修好出售，尽量避免造成国家不应有的损失。对残缺过时的产品削价处理，盘活了资金。
后来又分管门市部和车队，兰州站成立后又让我分管。分管的工作多了，权力大了，责任也就大了。但我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放任贪欲。仓库和兰州站都有我的办公室，我不让他们给办公室买烟买茶。公司和仓库搞福利，我让班长去分，分好以后让大家先拿。下班时，我随手拿上一份就行，从来不搞特殊。
当时，国家每年对全省农机事业补贴380万元，都按政策补到基层，在我任职省农机公司副总经理的这段时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每年班子考核，厅里领导都来参加，没有找我谈过问题，班子、群众也没有反应过我什么问题。退休后总经理还想返聘我。
1993年，负责房改工作时，政策要求很严，对每个人的套数、面积都有明确规定。省农机公司有一名1938年参军的老兵解柱成，这位老人因家庭变故受过刺激，四个孩子占有两套房子。按当时规定应收回一套，但解老家庭确实有实际困难。我多次到省房改办汇报协调，争得了他们的同意，将这两套房子分给了这位老人。
国家的钱不能乱花乱用。分管行政科期间，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人有病全家受益，全家的医药费都从这个病人的名下报销。有的领导借去医疗器械，用后不还。我就制定了一个办法，加强管理。住院怎么报销，哪些病可以报销，报销的比例，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个办法至今沿用。
那时是总经理负责制，单位要进人，总经理拿着一个名单，说这七八个人要进公司。在总经理办公会上，大家怕得罪人，都不说话。我说这个不行，公司有规定，学历、经历和专业要合格。你把这些人的情况讲出来，符合条件的就进，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能进？！我就这脾气，不能丢掉我们共产党的原则，领导干部更不能带头破坏这个原则。
采访结束，我们问杨老：“您当了17年的副总经理，难道没想过要转正吗？”
杨老毫不迟疑地回答：“从来没有。想到有的战友为了祖国牺牲在朝鲜，至今骨头都还没有拿回来，我已经很幸运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作者：杨学杰 靖远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房乃发 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馆长
来源：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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